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扣住时代的命脉
对大清国而言，改革确实很难。技术的引进与学习已属不易，观念的转变与制度的创新犹难。
郭嵩焘早已大声疾呼：
“计其（西洋列强—笔者注）富强之业，实始自乾隆以后。火轮船创始乾隆，初未甚以为利也。至嘉庆六年，始用以行海内。又因其法创为火轮车，起自嘉庆十八年。其后益讲求电气之学，由吸铁机器传递书信，至道光十八年始设电报于其国都，渐推而远，同治四年乃达印度。自道光二十年于中国构兵（第一次鸦片战争—笔者注），火轮船遂至粤东。咸丰十年再构兵（第二次鸦片战争—笔者注），而电报径由印度至上海矣。其开创才数十年，乘中国之衰敝，七万里一瞬而至，然亦足见天地之气机一发不可遏。中国士大夫自怙其私，以求遏抑天地之机，未有能胜者也。”
正是有了铁路，西洋各国始能“国大兵强，遂以称雄天下；国小者亦皆有所凭持以自立。……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
故而“泰西遍国皆机器也，中国无能效之；其必宜效者二；一曰电报，一曰汽轮车。盖中国幅员万里，驿路远者经月乃达，骤有水旱之灾、盗贼窃发之事，利病缓急在须臾之间，而所以应之，常在数月之后。有电报则信息通，有汽轮车则转运速，可以处堂户而坐制万里之外。是二者之宜行也，无待再计决也。”
总之，“汽轮车之起当乾隆之季，电报之起在道光之季，用此以横行天下，战必胜，攻必取，诚有以致之，尽泰西十余国比合以尽其利者也。”
如果大清国也能像日本那样有一个全盘的国家战略观，那么郭嵩焘的建议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虽说电报与火车只是技术层面的器物，但却是两件关系时代风潮的器物，因势利导，它们的引进会引发全盘的改革。
君不见，就在李鸿章入主北洋的同一年，在欧洲爆发了普法战争，普鲁士最终的胜利，是一场新军事革命的胜利。其背后是对电报、铁路带来的新时空概念的再整合，而战后德国的经济大发展则同样借助了这些新事物，从而得以跳过轻工业为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直接进入重工业化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反之，就算大清国没有全盘的国家战略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那么电报与铁路的建设也可以减缓大清王朝的衰亡。
对此，李鸿章有很好的理解：“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之道，尤为紧不可缓之图。”总之：“中国今欲整顿一切新政，惟铁路为第一枢纽。”
但是长期愚民政策下的大众不能理解，科举考试培养出的智识分子也难以接受。前者担心电报与火车“震动山川神灵”，“破坏庐墓风水”。后者则骂他是“二鬼子”，指责他拾洋人遗唾，直欲以夷乱夏，可谓罪大恶极。以至在很多是地方出现了民众甚至地方官阻挠架线，割断电线，砍断电线杆的事件。
甚至林则徐的乘龙快婿沈葆桢，也不敢苟同郭嵩焘的意见。
说起来沈葆桢无疑可以算是个豪杰。沈放着封疆大吏不做，甘心为洋务运动作螺丝钉，慨然允命，去经营福州船政局。这份魄力何其可敬。但到头来，他不敢在今天所谓的“大陆地区”修铁路，连提倡都不敢。原因很简单：畏“民情惊骇”。这就是中国的为官之道！必先知其不可为后始有可为。沈大人亦不能例外。
左宗棠有魄力，有识见。正是他说出了下面的警世之言：“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均是人也，聪明睿智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所以才造成了事实上的巨大落差。
可是他又做了什么呢？洋人到他的辖区架电报线，一时群情惊骇。民众士绅纷纷斥为“坏我祖宗风水”。于是，左帅出资，将洋人的器具电线全部买下，收于府库。立时皆大欢喜：左帅英明！但左帅最后也没敢去架中国人自己的电报线。
李鸿章起初的见识和沈、左等人相比并无太大差别，但是，李鸿章对新思想和新事物接受得快，态度转变得也快。
正是这个李鸿章，虽然早在同治元年就在一封写给曾国藩的信中提出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施政构想。但这个时候他对于自强内容理解的还是比较有限的。第二年的三月十七日，他写给曾国藩的信中，依然认为：“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同年四月初四他写给曾国藩的另一封信中又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到同治三年的四月，李鸿章依然是这个认识，他在写给总理衙门的函件中甚至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别说西洋制度，就算是同样作为技术的电报、铁路，这个时候也不在李大人眼中。李鸿章的这个认识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洋务精英的主流看法。如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八日的奏折中就认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恭亲王在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的奏折中则认为，西洋列强能“横行海外”，靠的就是“船坚炮利”。丁日昌在同年九月初六写给李鸿章的公文中也说：“夫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中国亦在此。”
可是，人是会变的，在晚清沉闷的政局中，李鸿章要算是一个比较开明，且能不断进行自我知识更新的官员。当他说中国只需要引进开花大炮与火轮船的时候，是同治二年的四月。此时是太平天国战争末期，李鸿章对洋务接触尚浅，只是震慑于戈登那支半正规军的火炮技术与轮船迂回战术的所向无敌，自然觉得只要有这两样器物就足以解决问题。等到他逐步加深对洋务得理解，他就逐渐意识到，西洋世界的强大远非长毛叛贼可比，而且人家厉害的东西多着呢。当年之所以靠这两样就可以把太平军打的没脾气，那是因为太平军太弱，真要是和西洋正规军较量，那就断然不是开花大炮与火轮船能解决的了。
很快，李鸿章对西洋事物的认识就开始超越同侪了。
电报易建
早在总理衙门的官员们一会淡定，一会又心疼之前，李鸿章就开始招揽通晓外情的幕僚，打造北洋智囊团，展开对西洋列强的反研究了。比如，《校邠庐抗议》的作者冯桂芬，《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还有薛福成、盛宣怀、唐廷枢，以及日后曾出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的严复、吴汝纶，都是李鸿章的幕僚。
这一研究，李鸿章就发现，洋枪、洋炮、洋轮船只是冰山一角，其背后隐藏着的是巨大的西洋世界。和西洋世界相比，大清国确实落后了，且是军事技术、经济水平、精英阶层的素质的全面落后。所以李鸿章在同治十年才喟叹：“有贝之财，无贝之才，均未易与数强敌争较。”
而在此之前的同治六年十二月，李鸿章已经认识到，铁路、电报与机器采矿固然不能由洋人来做，但却应该由大清国自己做。而且应该是出于中国人的需要搞，而不能一味只是满足来华洋人的商贸需要。应该说，李鸿章的这个认识在当时的大清国是非常超前的，也正因为太超前，结果就遭到了强大的反对声浪。在官僚系统内一片慷慨激昂、震天动地的无知骂声中。这个构想连纸面计划都没实现。便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于是李鸿章甩开那些只能靠时间净化的“鱼木脑袋”不论，开始集中火力向他精心锁定的目标们开火。如弈訢，如文祥，如沈葆桢……李鸿章不厌其烦，铁路、电报，两大主题，反复宣讲，见了面就议论，不见面就写信。那一次次的谈话记录，一封封的泛黄信函，正是中国现代化艰难转型的真实记录。
时日久长，李鸿章的一番口舌终于激起了他们对电报、铁路的兴趣。有了这一帮重臣帮拳，事情渐渐有了转机。
同治十三年（1874年），沈葆桢终于也认清了电报的巨大意义，他说：“由津而沪而粤，洋人均有电报，而我无之。外国消息外国知之，而中国不知，犹之可也。中国消息外国知之，而中国不知，可乎哉？”不过沈葆桢有一个小小的保留，即主张先在台湾地区试点，俟民情转移之后，再渐行于今日所谓的“大陆地区”。
千绕万绕，还是要李中堂赤膊上阵。大清国的第一条电报线与第一条铁路，注定都是属于李鸿章的。
光绪五年（1879年），李鸿章本着“创办电线之初，颇虑士大夫见闻未熟，或滋口舌，是以暂从天津设起，渐开风气”的考虑，在自己的辖区，先斩后奏，从大沽经北塘达天津，以增强海防为目的，建了中国人的第一条电报线。
这条长度近百里的电报线，将各海口炮台、兵营与天津城中的李鸿章连为一气，以之“号令各营，顷刻响应”。建设的成果大大坚定了李鸿章的信心。
光绪六年（1880年）八月，李鸿章又说话了：
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以玉帛相亲，战则以兵戎相见。海国如户庭焉。近来俄罗斯、日本国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
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其消息灵捷极矣。即如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等项兵船，在海洋日行千馀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所必需之物。
同治十三年日本窥犯台湾，沈葆桢等屡言其利，奉旨饬办。而因循迄无成效。臣上年曾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天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从前传递电信犹用洋字，必待翻译而知。今已改用华文，较前更便。如传秘密要事，另立暗号，即经理电线者亦不能知，断无漏泄之虑。
现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如由天津陆路循运河以至江北，越长江以达上海，安置旱线，即与外国通中国之电线相接，需费不过十馀万两，一半年可以告成。约计正线支线，横亘三千馀里，沿路分设局栈，常年用费颇繁，拟由臣先于军饷内酌筹垫办。俟办成后，仿照轮船招商章程，择公正商董，招股集赀，俾令分年缴还本银。嗣后即由官督商办，听其自取信资，以充经费，并由臣设立电报学堂，雇用洋人教习中国学生，自行经理，庶几权自我操，历久不敝。
这一次李鸿章的建议得到了采纳。这个津浦电报工程自光绪七年（1881年）五月开工，十月告竣，以大清国的速度而论，堪称空前。
这就意味着南北洋将贯通一气，其国防与政治价值之大，不言而喻。
此后，李鸿章又次第展接了济宁至烟台（1882年），烟台至威海（1883年），天津经通州至北京（1883年），北塘至山海关（1884年），山海关经营口至旅顺，营口至奉天（今沈阳）等多条电报线路。初步形成了环渤海湾的高效海防电报系统。
为了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光绪十一年（1885年）至光绪十二年（1886年），李鸿章又修筑了中朝电报线。该线起自奉天（沈阳），经凤凰城、安乐进入朝鲜境内，经义州、平壤、汉城、以至仁川，全长1900里，其中中国段600里，朝鲜段1300里。
可铁路却无没了下文。
铁路难行
如前所述，鸦片战争的炮火使中国的万里海疆成为一道漫长而难以防守的防线。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发展现代海军。
可是发展现代海军是一件长期的任务，难以毕功于一役。以下五个条件，必须具备：
一、雄厚的财力；
二、强大的工业；
三、领先世界的知识储备（教育）；
四、历史悠久的海洋文化；
五、有利的地缘环境。
除了最后一个带有先天性，并可以通过短期内的领土扩张实现之外。其他四个无不要求长期的厚积薄发。与近代日本相比，大清国既没有海洋四环的掩护，又缺少海洋文化的厚积，更缺乏其余三项。而俄罗斯与日本的现实威胁不容小视，防御前者显然需要强大的陆上力量，对后者，同样可以像德国对付英国那样，以陆制海。等到国力强大，再发展海上力量，既水到渠成，也避免了树敌过多。只是遗憾的是，在晚清，能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
大清国的第一条铁路是英国商人修建的。那是同治四年（1865年）的往事了。那年的七月，一个为了揽生意的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永宁门（即宣武门）外铺了一条约0.5公里长的展览铁路，作起了实物广告。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次宣传真是太成功了。因为那火车的轰鸣，搅动的是整个老北京城的神经。可是轰动过后，火车成了怪物，“京师人诧所未闻，劾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致大变”。群情惊骇之下，这条短命的铁路也被步军统领衙门勒令拆毁了事。
第二条铁道出现在江南。时间是光绪二年（1876年），空间则由吴淞口到上海，修建者是怡和洋行（英商）。铁路全长14.5公里，单线，轨距0.762米，钢轨每米重13公斤，机车仅重15吨，牵引小型客车，时速24—33公里。目的很明确：商用赢利。
似乎是得益于长期与洋人共处，这一次的铁路建筑及火车通车，在当地并未引发如京师民众的惊骇性骚动。但是，在官府看来，这是公然践踏大清国的内政完整性。英商当然也知道在大清国是不允许外国人修铁路的，所以修建时才以修筑马路为名掩盖。
明知故犯，罪加一等。
可洋人在中国横惯了，如何收场，颇费踌躇。一时从中央到地方，众说纷纭。可说来说去，横竖不出一个“买”字。先花钱买下来，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那么，究竟如何处理呢？
李鸿章算是大清国较早意识到铁路重要性的高级官员。在沈葆桢不敢，左宗棠反对的时代，李鸿章就对铁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事实上，早在同治十三年，李鸿章就曾写信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恭亲王弈訢，“极陈铁路利益”，并请先建清江至京师的干线，“以便南北转载运输”。恭王的回复读来却令人心寒：“天下无人敢出来主持此事”，“两宫太后也不能定此等大计”。从事后的发展看，恭王说的真是一点没错。但李鸿章建铁路的想法却并未就此消沉。
这一次，他大胆地主张交由华商集股经营。结果又是一场官僚集团内部彗星撞地球般的大吵大闹。最终的决定是由总理衙门与英商交涉，以28.5万两银子买下，然后将铁轨、火车一律拆毁。拆毁之后，用轮船载到遥远的台湾，往太平洋里一沉了事。
李鸿章也只有摇头叹息。
光绪二年（1876年），李鸿章老部下丁日昌出任福建巡抚。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丁以新官上任的魄力，上书中央，奏请在台湾试建铁路，以安内攘外。对此，李鸿章、沈葆桢达成共识，予以大力支持。又由于台湾地处偏远地区，保守势力的反对也不像以往那样激烈。中央遂顺水推舟，于第二年批准了丁日昌的建议。但话好说，钱难筹。户部困难，地方也不容易。台湾改革，百废待兴，处处要钱，丁日昌再厉害，终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李鸿章却已等不及了。
在李鸿章看来，北方的俄罗斯，东方的日本，无不是大清国的永远大患。而自强运动搞了这么多年，陆防、海防还是一无是处。不修铁路，自强终无转机。
于是，李鸿章在光绪三年（1877年）采取了行动。他对外宣传是建一条“快速马路”，实际是建起了大清国自己的第一条铁路。起点是唐山，终点是胥各庄（今丰南县）。直接目的是运输开滦煤矿的煤炭，解决运输问题，降低成本。长远看，这个看似平淡的筑路计划背后，隐藏着的却是李鸿章的一个宏大构想。即以此投石问路：如果波澜不大，那就加快步伐，将这条运煤铁路兵分两路，分别向山海关与天津扩展，先固京师根本，再一步步向外发展成经略八表的战略铁路网。
看上去很美，干起来却是难上加难。
因为伊犁问题，大清国和俄罗斯的边境矛盾骤然升温。光绪五年（1879）冬，发生了俄国铁甲舰来华示威的大事。一时京师振恐，朝野大惊。光绪六年（1880），太后特召淮军宿将刘铭传入京陛见，共议自强大计。
刘铭传，字省三，安徽合肥西乡大潜山人，算是李合肥的一个小老乡。因脸上有麻子而被称为刘麻子。刘麻子年少时正赶上太平天国战争，淮上一带呈现出一个巨大的政治真空地带。地方豪强乘机崛起，纷纷打着“保家为乡”的旗号，组建私人武装。或乘机割地称雄，或夹在清军和太平军之间做墙头草。“少有大志”的刘铭传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自然无心于科考，而也欣欣然的做起英雄梦来。
刘铭传十八岁那年，一个地方豪强辱了他的父亲刘惠世，铭传“追数里杀之”，一时声威远扬，也开始组建起自己的队伍。时日久长，刘麻子不甘心窝在山沟里当土大王，于是决定走出大潜山，纵横四海。当时正值太平军在安徽战场占据上风之时，据说，刘省三的本意也和当时的很多地方武装一样，是打算投太平军的，不料，刘麻子半途先遇上了正在招兵的李合肥。人生的命运，有时就决定在这转瞬之间。
此后小刘跟着李鸿章，剿发剿捻，屡立奇功，他的“铭军”也就成了李鸿章的主力部队。但由于刘个性太强，与上级同僚矛盾太多，遂于同治十年告病归乡。此次重蒙召见，既是“天心重老臣”，更是老上级李鸿章上下活动的结果。
按常理，大清国里官面文章多了，既然是铁甲舰问题，就捡清流们喜欢的“人心”、“士气”谈谈，再加点枪炮子药、铁甲战舰，不就皆大欢喜了吗？不料刘铭传不提海军，却大谈起铁路来：
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今日之多且强也。一国有事，各国环窥，而俄地横亘东、西、北，与我壤界交错，尤为心腹之忧。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此时之持满不发者，以铁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祸且不测。日本一弹丸国耳，师西人之长技，恃有铁路，亦遇事与我为难。舍此不图，自强恐无及矣。
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釐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尤不可缓。中国幅员辽阔，北边绵亘万里，毗连俄界；通商各海口，又与各国共之。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且兵合则强，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徵饷调兵，无力承应。若铁路告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
方今国计绌于边防，民生困于釐卡。各国通商，争夺利权，财赋日竭，后患方殷。如有铁路，收费足以养兵，则釐卡可以酌裁，裕国便民，无逾于此。今欲乘时立办，莫如筹借洋债。中国要路有二：南路一由清江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俱达京师；北路由京师东通盛京，西达甘肃。若未能同时并举，可先修清江至京一路，与本年拟修之电线相为表里。
后来才知道，这个奏折虽以刘铭传的名义上奏，也包含了他的一些想法，但实际主笔者却是李鸿章的又一个重要智囊，从曾国藩的遗留幕府资源中吸收过来的吴汝纶。后来李鸿章去世后，就是此人主持编修了《李文忠公全集》。
这倒给西太后出了道大难题。因为西太后关心的首先是自己的权力地位，所以她要笼络好各派力量，新政派不能开罪，保守派也要维持关系，而且还要让他们互相斗，互相牵制，这样自己的地位才巩固。可是，在铁路建设这个敏感问题上，双方对立得实在是太激烈，太尖锐，稍微一表态都会削弱西太后的控制力与发起政治斗争的主动权。
于是还是老办法：事下督抚廷臣议覆。
这也算是大清国处理此类敏感问题的惯用手段了。既显得中央从谏如流，广纳博采。又变相地将皮球踢给下面。虽然失去了改革的主动权，但却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了主动。
对此，大清国的官员们自然心知肚明。但李鸿章却又一次把官样文章写成了战略分析。于是才有下面的检讨。
李鸿章当然是大力支持修铁路的。在十二月初一的奏议中，他一口气说出了铁路的九个好处：
一、有利于缩小南北方经济差距，推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有利于全国军政的统一；
三、有利于京师的安全和经济发展；
四、灾年跨区调动物资，可以有效平衡物资，有益于“民生”；
五、有利于漕运；
七、有利于邮政；
八、有利于偏僻地区的经济发展；
九、有利于“行旅者”（交通——笔者注）。
其中二、三两条可谓与国防直接相关，也与本文的主旨相合，故不厌其烦，详引于下。
李鸿章说：“从来兵合则强，兵分则弱。中国边防、海防各万余里。若处处设备，非特无此饷力，亦且无此办法。苟有铁路以利师行，则虽滇黔甘陇之远，不过十日可达。十八省防守之旅，皆可为游击之师（即机动部队——笔者注）。将来裁兵节饷，并成劲旅一呼可集。声势联络，一兵能抵十兵之用。此便于军政者，利二也。”
“京师为天下根本，独居中国之北，与腹地相隔辽远，控制极难，缓急莫助。咸丰庚申之变（第二次鸦片战争——笔者注），议者多请迁都，率以事体重大，未便遽行。而外人一有要挟，即愈撼我都城。若铁路即开，万里之遥，如在户庭。百万之众，克期征调。四方得拱卫之势，国家有磐石之安。则有警时易于救援矣。各省仕商，络绎奔赴。远方粮货，转输迅速，皆愿出于其途，藏于其市。则无事时，易于富庶矣。不必再议迁都，而外人之觊觎永绝，自有万年不拔之基。此便于京师者，利三也。”
为了唤醒沉睡的同僚，李鸿章还特别强调了日、俄两个邻国不断加深的地缘威胁。他说：“即如日本以区区小国，在其境内营造铁路，自谓师西洋长技，輒有藐视中国之心。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恰克图等处。又愈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中国与俄接壤万数千里，向使早得铁路数条，则就现有兵力，尽敷调遣。如无铁路，则虽增兵增饷，实属防不胜防。”
总之，“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如居中古而摒弃舟车，其动辄后于人，必矣！”
至于刘铭传提出的“筹借洋债”一节，李鸿章略有意见：“而借用洋债，外人于铁路把持侵占，与妨害国用诸端，亦不可不防。”
可保守势力的反击仍占了上风。其中刘锡鸿表现最为活跃，他以前外交人员的身份大谈据说是建立在外国实地考察基础上的铁路问题，一口气说出了整整二十五条反对意见。面对双方的激烈辩难，西太后虽然不明确表示反对李鸿章，但是沉默也就等于搁置。
既然铁路难建。刘铭传也只有再次回籍养病。李鸿章则继续等待时机。
一眨眼到了光绪七年（1881年），“唐山—胥各庄”铁路工程终于竣工。铁路全长9.7公里，采用1435毫米的轨距和每米15公斤的钢轨。但由于反对之声太强（“轮车所过之处，声闻数十里，雷轰电骇，震厉殊常，于地脉无不损伤。”加之东陵就在附近，火车的噪音被认为是对先帝们的不敬），李鸿章也只好作出一个迫不得已的妥协：“铺轨，但不设机车，以骡马拉煤车。”
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事情才又有了转机。这一年，李鸿章给西太后和光绪帝修成了一条全世界罕见的袖珍版宫廷铁路。
这条由法国承包商负责的法式窄轨轻便铁路，南起中南海紫光阁，经时应宫穿越福华门（即今中南海北门），再经北海阳泽门（即今北海西南门）沿北海西岸北行，至极乐世界转向东，又从龙泽亭转向北，经阐福寺、浴兰轩、大西天抵达镜清斋（现名静心斋）前的码头坞。全长1510.4米。在北海小西天东南角亭和五龙亭的滋香亭之间，还专门架设了一段铁路桥。
在这段铁路上行驶的是一列做工精良、陈设华美的特制轻便小火车。这列小火车包括了六节乘客车厢（上等豪华车厢一节，上等普通车厢两节，中等车厢两节，行李车厢一节），一台火车头，“陈设华美，制作精良，器具材质光洁，对面坐两列，容二十八人”。真可谓小巧玲珑，巧夺天工。
造了这么一个既美观又耐用的珍品，总该卖个好价钱。可是，法国人一共只给李鸿章要了6000银元，而且是包括铁轨在内的要价。这个钱，连从法国到中国的运费都不够。之所以做这个近乎全额赞助的折本买卖，全在于法国人想借此机会做一个大广告，为他们日后承办中国的铁路工程预设伏笔。结果才让李鸿章捡了个大便宜。
工程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开始动工，光绪十四年（1888年）竣工。
西太后坐上去转了一圈后，表示感觉不错。
这就是李鸿章需要的东西——改革的信号。其实，早在西太后批准建设这条铁路时，信号就已经放射出来了。现在，信号的强度达到了波峰。
五个月后，清廷终于发布了第一个明确表态支持兴办铁路的正式文件，内称：“（铁路）为自强要策，必应通筹天下全局……但冀有益于国，无损于民，定一至当不易之策，即可毅然兴办。”
那么，又是什么让西太后在五年内改变了对铁路的态度呢？何以在五年前还不敢公开表态的她，这个时候却先是默许在宫内修铁路，然后又亲自乘坐，甚至终于表示公开支持了呢？
说来让人叹息，原来大清国又在新一轮国际较量中吃了大亏。痛定思痛，也才有了这么一点改变。
其实，早在慈禧之前，就有一个人先行作了一个急转弯式的转变。这个人就是光绪帝的生父，时任总理衙门事务大臣和海军衙门总办的醇亲王奕譞。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春，他忽然一改其保守立场，深刻反思自己以往“习闻陈言，尝持偏论”，“自经前岁战事，复亲历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铁路实为目下中国应行举办之务。”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建言，清廷才同意延展唐胥铁路，同时批准将原先的开平铁路公司易名为中国铁路公司。慈禧也才能够在一年后波澜不惊地批准西苑铁路的建设。
而促成这些转变的正是醇亲王提到的那场“前岁战事”：中法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