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在袁世凯摧残民国、破坏共和的同时，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思潮，恢复和维护封建纲常礼教是其中心内容。康有为是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而1914年9月的尊孔祀圣大典是这一思潮的典型表演。
民国成立前，康有为就发表《共和政体论》、《救亡论》等文章，大谈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民国成立后，他攻击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认为中国的危机和混乱都是革命派造成的。宣扬只有恢复旧制度、旧秩序、旧道德，才能拯救中国，挽救危机。他认为，只有尊崇孔子、孔教，才能做到“人心有归，风俗有向，道德有定，教化有准，然后政治乃可次第而措施之”。因此，他把尊孔当作头等大事，四处呼吁恢复尊孔、读经，要求定孔教为国教。
1912年10月在上海成立“孔教会”，康有为任会长。康在给孔教会的电文中说：“昔法人越南之岁，仆考万国教俗，独居深念，中夜涕零，深虑据乱世之经说，大教将坠于地，乃发大同太平之新教，至戊戌开孔教会，曾上奏。去岁夏，际亘古未有之变，俎豆废祀，弦诵声绝，大惊深忧，乃草序例寄门人麦孟华、陈焕章，令开会沪上。”可见康有为是幕后指挥策划者。《孔教会开办简章》规定：“本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仿白鹿之学规，守蓝田之乡约。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运，大，昌孔子之教，聿照中国之光”。规定总会设在上海，国内各县设立支会，各市乡设立分会，外洋各埠也设支会、分会。“凡诚心信奉孔教之人，无论何教、何种、何国皆得填具愿书，由介绍人介绍人会。”会务分讲习部和推行部，讲习部负责宣讲经学、理学、政学、文学，推行部的任务是“讲道化民”、“拜圣读经”、“考礼正俗”、“仁民爱物”。规定每年在孔子诞辰纪念日前三日开全国大会一次，每月朔、望各开常务会一次。
1913年，康有为等相继创办《孔教会杂志》、《行世报》和《不忍》杂志。各地也成立了不少类似的团体，如山西的“宗圣会”、山东的“孔道会”等等。孔教会的追随者以北京、上海、天津、青岛、南昌、长沙等城市为中心，以办“诗社”、“读经会”为名义和形式，招徕信徒，扩大影响。
孔教会极力攻击民主共和，诋毁自由平等观念，污蔑革命造成了社会混乱。在《孔教会杂志》上有一篇署名孔教会全体的《斥北京教育会破坏孔教之罪》的文章，赤裸裸地指出：“今中国改建共和政体，于政事宜若有进步矣。然而纪纲不立，中央与地方隐然分为十数国，无统一之实。赏罚颠倒，骄悍跋扈之徒、非縻之以禄位，即饵之以财赂。而挟兵拒命之夫，作奸犯科之辈，且熟视无睹而莫敢谁何也。”“自共和成立以来，政事上何尝有毫厘之进步，亦只见其退步而已。”共和致使道德败坏，“人心风俗益又甚焉。谲觚成风，奇衰百出，廉耻道绝，大言不作，造作黑白，名实混乱，天下无事非之公，举世以攻击为事”。孔教会和社会上的尊孔活动，得到了袁世凯的支持和赞扬。
康有为极力攻击民主共和，鼓吹尊孔复古。他在《祀天配孔议》中说：“今民国肇建，号称共和，天下之心，皆放无纪极，昔患一人专横于上，今乃患亿兆人纵恣于下。”他在《中国学会报》题词中说“孔子曰：汤武革命，顺呼天而应呼人。天视民视，革命乃吾中国最寻常之事。然革一朝之命可也，奈之何举中国数千年之命而亦革之乎？今也教化革命，纪纲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礼俗革命，人心革命，国魂革命。大火焚室，空空无依；茫茫无所适，伥伥无所之，游魂太空，风雨飘摇之，雷霆或震，绝命是朝，欧服欧历，徒为棺惊骇娶之仪。何我同胞大愚不移，一至于斯乎！”康有为对共和以来废除祀天祭孔，废止小学读经等极为不满，他攻击说：“自共和以来，百神废祀，乃至上帝不报本，孔子停下祭，天坛鞠为茂草，文庙付之榛荆……呜呼，中国数千年以来未闻有兹大变也。”“有斯异政，举国惶骇，既已废孔，小学童子未知所教，俟其长成未知犹得为中国人否也，抑将为洪水猛兽也！”康有为及其追随者赞美孔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教化的结晶，“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弃也，则一切文明随之而尽也，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也。”宣扬孔教是中国的“国魂”，宣扬“欲不亡中国乎？必自至诚至敬，尊孔子为教主始也。”他们尊孔和定孔教为国教，都为的是抵制革命，为复辟帝制造舆论。
袁世凯为了加紧复辟帝制活动，也大力宣扬孔孟之道。他赞美道：“孔教之于中国，犹如空气之于人类”，“孔孟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古代而常新。”他下令学生恢复读经，强调“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至其用”。1914年9月28日他又举行了辛亥革命后第一次尊孔祀圣大典。
国内的尊孔复古思潮，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响应。1912年孔教会刚成立，英、美、德、日、俄等国的在华帝国主义代表即表示支持。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实为孔教会的发起人之一。他把孔教会列为尚贤堂国际教务联合会的一员，常到孔教会演说，鼓吹基督教、孔教“同谋人道之乐利”。英国庄士敦、德国卫礼贤和英国的李提摩太等极力鼓吹，说孔子是“集群圣之大成”，中国赖有孔子，才能成为“敦化最著之邦”。沙俄的盖沙令、日本的贺长雄、美国的古德诺等帝国主义分子，都支持尊孔复古。
帝国主义积极的支持中国的尊孔复古活动，是为他们的反动政治目的服务的。一方面，他们宣扬基督教与孔教合作，鼓吹东西文化合流。沙俄盖沙令打着“学术研究”的招牌，长期在华从事文化侵略活动。他认为东西文化合流，国民易于统治。帝国主义者鼓吹孔教是“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国家新命之所托”，“孔教或被废弃，而并无合于华人性质者以代之也”。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分子用孔孟之道麻痹人民的思想，抵制革命。庄士敦就曾露骨地说：“中国之安内攘外，不在武力，而当归功于孔教……使能以孔教治国，则革命不可起，而人民早尽于善良矣”，李佳白道明宣扬孔教，尊崇孔教的两大利处：“孔教崇道德，尚伦理，尊为国教，则民德无坠落之虞，此时利于国者一也”。“孔教多言政治，包含多种重要的学科，尊为国教，尤足以植政学之基础，此利于国者二也。”帝国主义者竭力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反对将西方天赋人权、进化论、民主共和方案等先进思想介绍到中国。
中外反对派的尊孔叫嚣在民国初年掀起一股复古逆流，为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活动推波助澜，在中国历史上掀起了一股复辟潮，给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失败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尊孔复古思潮受到沉重打击，逐渐消声匿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