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胡汉民、李烈钧、柏文蔚、廖仲恺、李根源、谭人凤、陈其美、朱执信等人逃亡日本。随后，他们总结经验教训，整顿内部，确定下一步方针。但在总结以往失败教训及筹划下一步进行方针这个问题上，国民党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不服从、无统一”两大端，其中尤以“不肯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最为关键，所谓“党员有类于散沙”，“党魁有似于傀儡”，内部“意见分歧，步骤凌乱”，致使党内人人自由行动，革命主义无从贯彻，以致坐失良机，造成失败。因此，这次失败是“自败也，非袁败之也”。孙中山还指责黄兴在“宋案”发生后，一味主张“法律解决”，贻误了武装讨袁的战机；战争发生后，黄兴又以“文（孙中山自指）不善戎伍”，阻拦他“亲统六师”赴南京指挥战斗；而黄兴自告奋勇赴南京指挥，又不坚守，在关键时刻，竟“贸然一走”，致使“三军无主，卒以失败”。黄兴不同意孙中山对“二次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认为“此不得已之战争，实袁氏迫成之耳”，战争失败，主要是由于敌强我弱，革命党缺乏足够的准备；加之仓促应战，遂致湖口失败，死战而不得上海，南京也难于坚守。因此，从根本上说，“二次革命”失败，只是“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至于战争失败的责任，黄兴身为三军主帅，理应负有较大责任，故在致孙中山的长函中表示接受孙中山的批评：“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但对孙中山的一些过分的指责，也作了一些解释。他说当时胜负未知，他阻拦孙中山“亲统六师”赴南京，“实重爱先生，愿留先生以任大事”。党内对战争失败原因产生不同看法，本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过多追究个人责任，只会加深党内分歧，于团结不利。况且，孙中山对黄兴的指责也是有欠公允、不够客观的，结果是加深了党内裂痕。拥护孙中山的人认为，宋案发生，黄兴欲待法律解决，结果，“迁延时日”，“坐误时机”；讨袁战争中，黄兴指挥的南京军队未战先溃，轻弃其地，因此，“南京方面的失败，黄克强不能卸脱责任”。
而支持黄兴的人，以孙中山词锋所指，“大抵责难黄克强招致失败”，而深表不满。此外，孙、黄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估计以及对以后斗争的战略策略，也出现严重分歧。孙中山对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认为表面上袁氏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实际上内外交困，危机四伏。与此相反，革命党遭此失败，势力似已丧失殆尽，“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以前不啻万倍”；而且，由于袁世凯种种倒行逆施，必将激起各阶层人士不满，革命势力定能不断发展。如果从现在即着手准备，一两年内还可以“造成一番新的形势”。所以他号召革命党人持“积极主义”，一致猛进，共图“三次革命”。为达此目的，他认为应当从整顿党务人手，解散国民党，重组新党。黄兴则认为革命党新败，袁党势力正当盛时，不可低估；况且“二次革命”时，革命党拥兵数万，有数省地盘，尚且失败，而今日流亡海外，“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认为当前图“三次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应从长计议。他还反对孙中山另组新党的主张，坚持应继续保全国民党。陈其美、廖仲恺、朱执信、居正等人支持孙中山的激进主张，李烈钧、柏文蔚、李根源、钮永建等赞同黄兴的“缓进”主张。从此，革命党内部出现了“激进派”和“缓进派”的分野。1914年7月，“激进派”在孙中山领导下另组中华革命党，黄兴等人因反对该党誓词中“附从孙先生”，入党手续中要求党员加按指模，以及党章中关于非党员在革命时期内没有公民资格和元勋公民等项规定，拒绝加入该党。从此两派在组织上正式分裂。陈其美全力支持孙中山，对黄兴等大肆攻击，而同情黄兴的人也对陈大为不满，使两派对立加剧。部分国民党员趁机主张拥黄兴“另行组党”。然而，黄兴与孙中山虽有分歧，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但在坚持民主革命立场这个根本问题上始终是一致的。因此，一直视孙中山为革命党唯一领袖，不肯另树一帜。他说：“党只有国民党，领袖惟孙中山，其他不知也。”为避免党内纠纷、给敌人造成挑拨离间的机会，并向孙中山“明表心迹”，黄兴决定离开日本，前往美国。临行前，曾宴请孙中山叙别。
黄兴离日后，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缓进派国民党人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欧战与中国革命前途的关系问题。1914年8月，李根源、彭允彝、殷汝骊、冷、林虎、程潜6人发起，以讨论欧事为名成立组织，即定名为“欧事研究会”（以下简称“欧会”），因这个名称既可避免发生与中华革命党对立的误会，又不致为袁政府所忌。参加者，有一百数十人，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追随黄兴的原同盟会军事骨干及“二次革命”时武装讨袁的领导人和军事将领，即所谓“黄派军人”，如原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陈炯明、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苏讨袁军将领钮永建和李书城、江西讨袁将领林虎、湖南将领程潜等人，这部分人是“欧会”的核心力量。他们在“二次革命”的战场上，曾带兵和袁世凯北洋军浴血奋战，然而战争失败的刺激，使他们对形势的估计，较为悲观，认为讨袁之役，各自手下都有不少兵将，仍然失败，现在无一兵一卒，何敢言战？因此反对孙中山的“激进”主张。其次，黄兴是三军主帅，他们跟随黄兴多年，从感情上与黄兴接近，故“皆愿以黄克强的进退为进退”。另一部分是原国民党稳健派，即“二次革命”时主张“法律解决”的国会议员，如殷汝骊、彭允彝，以及谷钟秀、吴景濂、杨永泰等。“宋案”以后，他们留恋议员职位，反对以武力讨袁，主张“以法律解决”。讨袁失败后，他们也遭到袁世凯通缉，被迫流亡海外，但仍幻想以法律解决，反对孙中山以武力讨袁的激进主张，而黄兴的缓进主张正合他们的口味。
“欧会”的组织者和实际负责人是李根源。李根源，字印泉，号雪生。云南腾冲（腾越）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加人同盟会，曾任云南参议院院长兼军政部总长，1913年任众议院议员。他以军人和国会议员的双重身份，和以上两部分国民党人均有密切联系，故此成为联络两派的核心人物。“欧会”没有制订正式章程，只留下一份该会发起人于1914年8月13日起草的“协议条件”，主要内容为：（1）集中人才，“不分党界”；（2）对于孙中山先生取“尊敬主义”；（3）对于国内取“渐进主义”，争取各方同情。“欧会”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没有设置最高领导职务。只是成立后，由6名发起人联名致函在美国的黄兴，请其加入。黄兴于9月3日复函欣然赞同。因黄兴的思想对该会具有指导作用，它的成员又多是黄兴的追随者，故黄兴便成为该会的精神领袖。
“欧会”成立后，坚持反袁立场。初期，主要是在美国、日本以及上海等地从事反袁宣传，留在上海的“欧会”成员谷钟秀、杨永泰等人，本着“对于当代有望人物，取广义的联络主义”的方针，筹备创办法政专门学校，一面培养人才，一面拟在各学科延聘有望人才，发起成立学会，作为联络各方人士的纽带。同时又设立明明编译社和泰东书局，创办《正谊》杂志，以编译法政、哲学、文学各种书籍，从事宣传活动。在美国，黄兴、钮永建等人先后到檀香山、旧金山、纽约等地，发表演说，著文立说，揭露袁世凯破坏共和、实行专制独裁的罪行，争取美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在日本东京，由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先后发表《政本》、《国家与责任》、《开明专制》、《中华民国之新体制》等文章，进一步揭露专制政治的危害，赞扬资产阶级的“法治”精神，批判封建主义“人治”，有助于人们认清袁世凯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反动本质。还有一部分“欧会”会员在南洋一带展开活动，主要是以筹款为主，为此组织了“中华水利促成社”，以兴办水利为名，赴各处募捐。但因南洋华侨中，多数信仰孙中山，对“欧会”的募捐活动表现冷淡，所以收效甚微。1915年1月，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举国哗然。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与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势下，“欧会”从缓进的讨袁方针转而倾全力反日救国，提出暂时“停止革命”活动，联合袁世凯政府“一致对外”的口号，希图以停止革命活动换取袁世凯拒绝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但是，无情的事实粉碎了“欧会”“联袁反日”的幻想。袁世凯为依靠日本称帝，于1915年5月9日对“二十一条”除“第五号”表示“容日后协商”外，其余全部接受。至此，“欧会”豁然大悟，放弃“暂停革命，一致对外”的主张，黄兴、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林虎、程潜、李根源等17人即于5月9日当天发表联名通电，愤怒斥责袁世凯政府对日本“一味屈让”，竞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侵略要求。认为造成这种严重后果，完全是由于袁政府媚日卖国政策所致，表明“欧会”再次向袁世凯公开宣战。袁世凯不顾舆论反对，于同年8月指使杨度等人在北京成立筹安会，公开推进帝制运动。“欧会”会员纷纷回国，于11月聚集上海，确定了不分党派，联合各派力量一致反对袁世凯卖国称帝的方针。黄兴也派其子黄一欧赴日本，带信给孙中山，表示同意孙中山对局势的分析，认为“三次革命”时机已然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孙中山欣然同意与“欧会”联合讨袁。从此，“欧会”作为讨袁联合战线的一支生力军发挥了重大作用。一方面，它先后在上海创办《新中华杂志》和《中华新报》等报刊，继续从事反袁宣传；
另一方面，又发挥其作为国民党缓进派与各方保持密切联系的政治优势，积极联络各派政治力量共同讨袁。它首先与中华革命党实现联合，继而又对进步党从拥袁到反袁的转变给予热烈赞扬与支持；还派人南下与广西将军陆荣廷联络，促其下定讨袁决心。与此同时，“欧会”把策动武力讨袁当作中心任务。经过反复筹划，他们认为西南五省袁氏力量相对薄弱，其中尤以云南发动反袁条件最为成熟，于是决定以云南作为策动反袁起事的基地。1915年10月，李烈钧即开始试探云南将军唐继尧的态度，继而又派出方声涛等人赴滇联络，策动军界人士反袁。12月17日，李烈钧等人到达昆明，为发动反袁起事做了大量组织工作。黄兴虽身在美国，亦时刻关心国内局势的发展，利用其影响，致函各方，联络西南军、政界人士，并积极设法帮助蔡锷人滇，促其在云南发动反袁起事。事实上，云南能首举讨袁护国义旗是和黄兴及“欧会”的努力分不开的。综观“欧会”的成立及其活动可看出，该会虽与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存在分歧，但它在革命危难之际，仍然坚持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在这个根本点上和中华革命党是一致的，两者的分歧属于反袁策略各异。欧事研究会所持“缓进”方针，确实存在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对再举革命缺乏信心等消极因素，但是他们反对中华革命党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神秘主义，军事上的盲动冒险倾向，主张不分党界，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爱国反袁力量共同讨袁，无疑是当时正确的斗争策略。他们运用这个策略，联络各方，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袁斗争，为推动护国运动的爆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黄兴在受到孙中山过分的指责、不能消除分歧的情况下，仍承认孙中山为唯一领袖，拒绝另树旗帜，而采取自行迥避、离日赴美的做法；而当形势有变，立即幡然回首，尽弃前嫌，竭诚与孙中山重新合作，又表现了黄兴高尚的革命情操。惟“二十一条”交涉开始后的几个月内，“欧会”由于未能清醒地认识袁氏独裁政权就是丧权辱国的根源，忽略了对外反侵略与对内反对卖国政府的一致性，曾提出“联袁对外”、“停止革命”的错误主张，虽含有坚决反对日本侵略的积极因素，客观上却使袁世凯得以利用“欧会”停止革命的时机，分化瓦解革命队伍，有利于他进一步集中权力。这说明其在对袁世凯反动本质的认识上，还缺乏有如孙中山那样的敏锐性与深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