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宋教仁为迎接国会选举，大力鼓吹政党政治，在全国到处发表演说，为国民党树立声望，结果在北京参众两院复选中，国民党获392席，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仅得223票，国民党取得占绝对多数的胜利。袁世凯惧怕国民党在未来的国会中取得多数，遂派特务将宋教仁刺杀，以打击国民党势力。梁启超、张謇等人也将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组成进步党，以与国民党对抗。袁世凯为尽快扑灭革命势力，未经国会同意，擅自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合同”，以充战费，加紧军事进攻准备。一切就绪后，袁世凯下令罢免革命党人赣督李烈钧、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的职务，革命派被迫起而应战，进行“二次革命”，但由于双方实力差距太大，革命军很快被袁世凯军队打败，孙中山等人再次流亡海外。不久，熊希龄、梁启超等人组成“第一流人才内阁”。
此后，袁世凯又通过一系列手段，为专制独裁扫清道路。他先指使亲信梁士诒成立公民党，作为自己的御用工具；强迫宪法会议通过并公布《大总统选举法》；强迫国会选自己为正式大总统；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资格，另组行政会议，代行议会职权等。本年，康有为主编《不忍》杂志，鼓吹尊孔，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鸣锣开道：袁世凯亦通令“尊崇孔圣”，举行祝孔典礼；《中俄声明》签订，袁世凯承认外蒙古“自治”：毛泽东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至1918年夏毕业去北京。
武昌起义后，南方各省的军政大权，落到了在革命过程中推举出来的都督手里。袁世凯虽不情愿，但被迫于1912年7月间正式承认了他们的地位。黎元洪为迎合袁世凯大权独揽的野心，早在4月间就提出了军民分治的问题，认为军人掌握政权，“流弊丛生”，主张“将军务、民政，划为二途”。袁对此主张十分赞赏，力图马上实施。
江西都督李烈钧首先起来反对。他通电指出：革命方法分军政、约法、宪政三个时期，革命后需要以“兵权保秩序，以图改革之进行”，都督“应统揽一省之治权”，目前还不应废除。随后广东都督胡汉民通电响应，认为目前还不宜实行军民分治，中央对“各省都督授以军政、财政两权，令其自行裁遣军队，整理财政，先使恢复旧规，然后徐图根本上之计划。断不宜大举借款，思以财政权操纵各省”。李、胡二人公开活动各省都督，抵制“军民分治”，还秘密联络南方各省，以建立应变联盟。8月12日，李烈钧密电四川代理都督胡景伊、民政长张培爵说：“诸君……皆为创造民国巨子，敢请输诚联络，结一最稳健之政治、军事团体，对于中央为一致之进行。如政府能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则维持拥护，互相协助；如政府夹有私心，藉统一之名，施专制之实，亦惟有群起力争，实行匡正。总以地方监助政府，不使政府操纵地方，庶不失权外人，复陷专制，种种险象，或可消弭。”孙中山坚决支持李、胡的做法，认为：“中央集权，地方分权，本来不成问题，不过反对者藉此肆其鼓簧……盖须相因而行，不能执一。民权为天经地义，专制恶风，断难久存于二十世纪。”
袁世凯对李、胡恨之入骨，但广东僻处南疆，鞭长莫及，便拿李烈钧开刀。1912年12月10日，南昌突发兵变，矛头直指李烈钧。事后查明兵变是在袁世凯的直接支持下，由原江西第三旅旅长余鹤松发动的。李虽知道兵变的背景，但他还无力与袁决裂，只好等待时机。为缓和袁的压力，李致电袁，对兵变引咎自责，主动请行军民分治，并特荐汪瑞堃为江西民政长。汪与李有师生情谊。汪处世温和，李想利用他来缓和自己和袁的矛盾，一再敦请汪出山。汪知悉李、袁矛盾，进京请求袁的任命。此举正中袁的心意，所以12月16日，李烈钧请简民政长的电文到达北京后，袁世凯马上发布了任汪瑞闽为江西民政长的命令。李获悉真相，大错已铸成。
在李暗中支持下，江西广饶协会等团体纷纷发表通电，谴责汪瑞闯在前清仇视革命的种种劣迹，坚决反对他出任民政长。但袁态度强硬，饬李烈钧传令广饶协会等团体必须遵守法律。12月20日，汪瑞堃抵南昌上任，共和党人及省临时议会对他十分欢迎。而李的部属却对汪讥讽讪笑。汪行馆差役纷纷离去，迫使汪称病闭门谢客。12月29日，江西军警两界数千人召开拒汪大会，主张“武力驱汪出境”。夜半，南昌广、惠两门出现暴动，全城戒严。汪逃离行馆藏匿。翌日，他函告李烈钧，称病赴沪就医，并致电袁世凯，称病辞职。汪于当日下午乘轮离开南昌，经九江、武汉前往北京。
1913年1月3日，袁准汪病假20天，责令李“从速筹备划分事宜。并敦促汪民政长迅行调治，刻期赴任”。但欢迎汪的江西共和党人，以江西省临时议会、教育总会、商务总会、共和党、民主党五团体名义致电袁世凯，要求袁“迅派镇抚使率兵莅赣，协助李督剪除凶暴而靖地方”。袁也曾打算过派遣张勋、岑春煊及孙武前往江西武力对付李烈钧。张、岑等因种种困难，均未成行。
正在这时，李烈钧向日本订购的七千余支枪械及一批子弹于1月11日自上海起运，15日运抵九江。袁世凯即饬参、陆两部以该批军械未经陆军部批准为借口，密令九江镇守使戈克安予以扣留。戈遵令扣留了此项军械，随即以密电向参、陆两部报告，请求调兵增援。22日，海军六艘军舰驶抵九江，以一舰停泊湖口，准备对赣用兵。与此同时，李烈钧一面复电参、陆两部，要求将所扣枪弹放行，一面以冬防为名，向湖口增兵，积极备战。
1月20日左右，黎元洪派遣程守箴、邓汉祥前往南昌调解。24日，黎向陆军部密报江西军队调动情况，要求陆军部将此批枪械放行，并说：“即令李督有何野心，此区区之军火亦何济事？”对于派遣镇抚使，他主张：“果有其事，即令取消，否则请设法和解。”27日，海军楚谦舰奉令提取枪械，赣军声言如敢装运，即开炮攻击，双方剑拔弩张。楚谦舰长王光熊电告海军部：“查浔、赣各有军队保护军火，内地毗连租界，若果强取，必动武力，实与大局有关，因此未敢妄动，听候中央和平了解（结）。”李的强硬迫使袁让步。
在调解中，黎元洪向双方提出和解条件：“非水陆退师，无以保地方之安宁；非发还军火，无以平赣人之疑虑；非迎回汪民政长莅职。”要求李“将怀夹私忿、造谣生事之人量加处分，以除祸本”。黎的调解，对袁有利，李复电拒绝了上述撤兵、迎汪、惩凶三条件。理由是：湖口设局征兵属于永久计划，反对民政长属于舆论，汪去赣无人胁迫。袁也不再让步，仍坚持迎汪莅职的前提条件，并威胁说：“苟反乎此，则国法具存，断不敢博宽大之名，贻分裂之祸。”黎的调解没有成功，戈克安密报段祺瑞说：“李督现正多方布置，一意反抗中央，志极坚定。”2月3日，南昌召开公民联合会，宣布省议会成立之前，“凡属赣省大事，对内对外代表，暂以本会为总机关”。大会提醒各省，袁对江西的压迫，不是孤立的事件，“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今日如此，他日可知矣”。会议指责袁的倒行逆施。
江西民政长风潮继续扩大，除黎外，程德全、柏文蔚、朱瑞、谭延堃等也纷纷出面，主张和平解决。在北京，王芝祥为避免战争，向袁表示愿去江西调停。袁即乘机要他出任“镇抚使兼理江西都督事”，以调李人京。王没答应。2月16日，王离京南下。袁派耿毅作王的副手，亲自交给耿一封密信指示机宜“一、汪瑞闾到省长任；二、枪支不发；三、蔡锐霆、陈廷训重办；四、李烈钧下野”。耿本是革命党人，耿与李关系也好，他先王芝祥到达南昌，着手与李密商对付袁的策略。
3月1日，王芝祥到达南昌。他一面责成取消公民联合会，一面向袁表示，赣人对汪恶感甚深，请改任赵从蕃出任民政，则江西风波易平。袁无力南顾，只得同意妥协。同时，英国公使朱尔典也致函外交部，为太古洋行索取枪械的“耽延赔偿费”，自1913年1月28日起，每日索价二百两。政府承受不了，便从速解决江西事件。3月11日，袁世凯发布赵从蕃署理江西民政长命令，参、海、陆三部也电令发还扣留的江西械弹。
但是，李烈钧坚持原来的立场。他把民政长一案交给省议会，这届议会已改变了共和党人占优势的局面。江西省议会讨论民政长一案，根本否认袁有任命民政长的权力，并致电袁说：“省官制未经参议院议决，实无承认之理由……大总统简任之命令，实非根据法律，未敢服从。”袁大为恼怒，即电告黎元洪，指责江西省议会“蔑视约法”，扬言“若仍借端反对，则惟有执法进行，以维持大局”。但江西省议会痛斥袁实行专制，表示要为“维持约法，保障民权”而斗争。慑于江西民众的压力，赵从蕃裹足不前，害怕重蹈汪的覆辙。
李烈钧于3月15日接收了被袁扣留两月之久的军械，对戈克安采取了断然措施。他发布命令，改编金鸡坡炮台及驻浔上下两炮台为上三台，湖口东西炮台及马当炮台为下三台，任命陈廷训为上三台总台官，任命陈传曾为下三台总台官，命令驻浔第九团编人第一师，把戈克安作为九江镇守使的职权剥夺。接着，他又向九江——湖口一线增兵，命令第一师长欧阳武在沙河设立司令部，压迫戈部。王芝祥从南昌赶到九江调停。袁世凯只好让戈离职赴京，任命王芝祥暂兼九江镇守使，节制浔、赣各军，李烈钧于4月2日通告“地方安宁，人心大定”，实则宣告对袁斗争的胜利。
自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同袁的斗争中，从未取得胜利。李在江西民政长事件中的胜利，是当时革命党人唯一的一次胜利。它证明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必须用武装斗争来保卫，离开武装斗争，革命党人就不可能在同袁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