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1911年10月10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湖北武昌（今属武汉市）发动的首次成功的反清武装起义，是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战。1911年春夏间，全国革命时机已趋成熟，遍及全国的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此伏彼起的反清起义，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基础。“皇族内阁”的建立和铁路国有政策的宣布，使清王朝在全国人民面前彻底孤立了。当年春，广州黄花岗起义的发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的革命党人，而这次起义的失败则更加坚定了两湖革命志士在长江中游地区发难的信念。接着，在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相继爆发的保路风潮，尤其是四川保路运动的高涨，直接推动了武昌起义的爆发。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向称“九省通衢”，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重镇。这里是帝国主义侵略较早和压迫最深的地区之一。20世纪初，帝国主义在武汉设立的各种企业多达180余家；它们在武汉的贸易额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湖北又是“洋务新政”的重要基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张之洞督鄂，先后创办汉阳兵工厂、汉冶萍钢铁公司、纱麻布丝四局以及造纸、制革等10余厂。为了培养“洋务人才”，他大力兴办近代文化教育，1908年，湖北的新式学堂已激增到1972所，在校学生72634人；湖北派遣的留学生远赴欧、美、日本，仅日本一地最多时即达1000多人。同时，他还编练了一镇（师）一混成协（旅）的新军，吸收了大量小知识分子入伍。在帝国主义侵略和洋务新政的刺激下，从1902年至1910年，武汉设立纺织、水电、面粉、火柴、机器等民办企业24家，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近代第二大工商业中心，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
湖北革命党人较之别的省区做了更为长期、艰苦、踏实的准备。他们认为，“要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参加行伍不可”。从1903年开始，大批革命的小知识分子纷纷投笔从戎，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在新军中宣传革命，发展组织。他们自办印刷所、图书室、学校、书报社等，翻印传播《革命军》、《猛回头》等革命书籍，使倾向革命的新军士兵几乎人手一册，有力地促进了新军士兵的革命化。他们顽强不屈、坚持不懈地开展工作，在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遭到破坏后，以新军为对象，相继建立了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最后形成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大革命团体。1911年夏，湖北新军第八镇11204人和第二十一混成协4896人中，参加文学社的已达3000人，参加共进会的亦达1500人。党人又在新军队（连）一级建立基层组织，完备了指挥系统。同时，在学生、会党和其他社会力量方面，也争取了大量的革命者和同情者。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新军中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人为了统一步调，于1911年5月11日举行会议，讨论组织联合问题。经多次磋商，9月24日，双方召开联合大会，成立起义临时总指挥部，举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为总理部总理；下设军务、参议、内务、外交、理财、调查、交通6个部；确定以刘公、孙武等20人为政治筹备员，设政治筹备处于汉口长清里98号（后迁至俄租界宝善里14号），以蒋翊武、刘复基等为军务筹备员，设军事指挥部于武昌小朝街85号；决定于中秋节（后延至10月11日）起义。
会后，指挥部在对新军各标、营、队的革命党人进行具体部署的同时，分别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前来“主持大计”，并联络邻省响应。起义准备基本就绪。然而，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秘密机关配制炸弹，失慎爆炸，受伤人院。沙俄巡捕闻声赶来，将所有革命文告、名册、符号、旗帜全部搜去，并转交清朝官府。湖广总督瑞激下令紧闭城门，按名册搜捕革命党人。革命者感到，“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起义”，以图“死中求生”。蒋翊武决定当晚12时起义，以南湖炮队发炮为号。但是，由于改变计划的命令没有按时下达到各部队，起义未能实现。这天夜里，起义指挥部又遭到破坏，蒋翊武逃脱，党人彭楚藩、刘尧激（即刘复基）、杨洪胜等人被捕；10日清晨，三人英勇就义。清政府的血腥镇压，没有吓倒革命党人，新军革命士兵在“群龙无首”的紧急形势下，秘密串联，决定立即起事。
当晚8时半，工八营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带护兵巡棚查哨，见金兆龙、程正瀛等持枪而待。即斥问金想干什么？金语带双关地回答：“准备不测。”陶狂叫：“你想造反吗？”金则明确答道：“反就反！你能怎样？”陶上前扼住金的手腕，呼令护兵逮捕。程正瀛当即用枪柄猛击陶头部，陶负痛急逃；程继开一枪，将其击伤。革命的第一枪打响了。
该营党人总代表熊秉坤即刻鸣笛集合，率队猛攻楚望台军械库。此时，守卫楚望台军械库的革命士兵也正在展开行动。熊秉坤率队到达，两部胜利会合，军械库被工八营占领。接着，蔡济民率二十九标起义士兵、吴醒汉率三十标起义士兵、方兴等率测绘学堂学兵也相继来到楚望台。城内响起枪声后，驻南湖炮八标的党人徐万年等立即起而响应，旋即拖炮10多尊向中和门进发。驻武胜门外塘角的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差不多与工程八营同时举起了义旗，党人李鹏升集合了炮、辎、工等营队约百余人绕城转到中和门，与炮八标会合后，一齐进至楚望台。
这时武昌城内的敌我态势是：敌军在城的西南角，革命军在城的东南角，彼此对垒。革命军占据了有利地形，控制着制高点，有充足的弹械。但领导和发动起义的大多是一般士兵，一部分是正目、副目（正、副班长），职位最高的也只是个排长。他们有饱满的革命激情和勇气，却缺乏组织、指挥攻坚夺垒的军事知识和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工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因曾参加过日知会，具有较多的军事知识而被起义群众拥戴为临时总指挥，负责主持攻打督署。吴兆麟当众宣布了共同遵守的约章，发布命令：熊秉坤、马荣、邝杰各率兵分三路进攻督署；程国贞指挥炮队，在中和门城楼及蛇山等处布设阵地，炮击督署及第八镇司令部；其余起义部队分别执行巡查、策应、防守等任务或后备待命。
接近午夜，进攻督署的战斗激烈地展开。革命军的第一次进攻遭受挫折，稍事退却。发起第二次进攻时，中和门与蛇山等地的炮队因天黑，不能准确测定目标，建议在督署附近放火照明。居民得知后，主动引火助焚。霎时间，火光烛天，目标极其明显。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相继遭到革命军炮火的轰击。各路革命军乘势进击，突破敌人防线，攻克镇司令部，逼近督署。湖广总督瑞激深恐被四面围困，急命差弁在署后围墙上穿凿一洞，仓惶溜走，出文昌门到江边，逃上了楚豫兵舰。约午夜两点多钟，革命军发动第三次攻击，与顽敌展开争夺督署的决战。敌第八镇统制张彪亲自督队，从望山门城上窜下反扑，迫使革命军第三路退守保安门。这时，由熊秉坤等数十人组成的敢死队已攻抵辕门，冲锋在前的纪鸿钧、王世龙等携带煤油等引火物，冒死跃登门房和大堂附近纵火焚烧。他们虽相继饮弹牺牲，但蛰伏大堂的顽敌已无法存身；张彪奔出文昌门，逃往汉阳（今属武汉市）。10月11日清晨，武昌城全部由革命军占领，一面红地十八星旗，飘扬在黄鹤楼上，宣告了武昌首义的胜利。
接着，与武昌隔江而望的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也急起响应。原来属于第二十一混成协的步队四十二标第一营驻汉阳，二营驻汉口，三营驻京汉铁路黄河以南沿线。文学社在该标的机构称阳夏支部，由标代表胡玉珍兼支部长，邱文斌为副标代表，王缵承任书记。10月10日，胡玉珍到汉口，遇到小朝街机关破坏后逃来的文学社副社长王宪章，当即商定了响应武昌发难的安排。10月11日下午，任文学社联络的袁金声过江到武昌，回汉阳后即将武昌光复和见到由黎元洪署名的军政府布告等事情向党人作了汇报。胡玉珍遂决定当晚10时发难。
入夜以后，胡玉珍鸣枪为号，前、左两队如约集合，人子弹库夺取弹药。管带汪炳山逃窜。队官宋锡全企图制止士兵行动，党人黄家麟即将白布系其左臂，对宋说：“你不要糊涂。”宋闻言即抽出指挥刀表示反正，遂被推为指挥官。这时，革命军已占领龟山，在山上设立炮兵阵地，将前一天窜到龟山脚下的辎重营残部击溃，残敌逃往刘家庙。10月12日清晨，汉阳宣告光复。同时，党人赵承武率队在汉口居仁门首先发难；汉阳的革命军在起义胜利后，如约派曾汉臣等率兵到汉口与赵承武会合，迅即占领全城。
10月11日上午，取得胜利的革命党人，陆续赶到湖北省谘议局，筹商组织军政府。本来文学社、共进会领导人在武昌起义前即曾多次议及推举黎元洪任起义胜利后的军政府都督问题。由于自身政治上的软弱和幼稚，认识不到政权问题的重要性，对选择首义都督缺乏明确的政治标准，存在英雄史观和地域观念。他们认为黎乃“鄂中名将”，由他出任都督，一可以慑服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威；二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第三，革命党人容易与他合作，革命必易成功。当时“众议虽无任何决定，然亦无人反对”。武昌光复后，革命派的主要领导人都不在武昌，起义的具体组织者又均感资望太浅，不足以担当重任，于是这些与会的党人首先决定请省谘议局正副议长和驻会议员前来开会商讨。会上，先有人提议推举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出任都督，被汤婉言谢绝。接着，有的党人提议推举黎元洪为都督，获绝大多数赞同，遂决定派党人蔡济民、谘议局议员刘赓藻为代表前往寻迎。
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20岁人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卒业后到北洋海军供职。甲午战后，转投张之洞自强军，得张之洞赏识，在湖北参与训练新军事宜，先后三次被派往日本考察军事。1906年夏，黎任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在新军中，他以“军务娴熟”、为人“厚重”著称。湖北保路运动兴起后，黎以军界代表资格签名参加铁路协会，在进步分子里赢得了好感。1911年10月10日夜，工程八营起义后，他坐镇第四十一标第三营，阻止士兵响应；该营共进会员邓玉溪夺门欲出，党人周荣棠前来约三营会攻督署，均先后遭黎杀害。后见形势不妙，黎遂离营逃至参谋刘文吉家，随即转至黄土坡三营管带谢国超家。在革命军攻克督署后不久，担任巡查的党人马荣、程正瀛从为黎搬运行李的伙夫口中得知了黎的下落，吴兆麟即命马、程二人带领一排革命军到黄土坡谢家，将黎元洪请出，拥至楚望台。蔡济民、刘赓藻得知黎的下落，遂赴楚望台，迎黎到谘议局。蔡济民同吴兆麟交换意见后，正式提出推黎为都督，汤化龙负责民事，大家鼓掌赞成；但黎元洪仍推辞。争执中，党人李翊东手持已拟就的安民布告，对黎说：“请于都督衔下，署一黎字。”黎颤声说：“毋害我！毋害我！”李翊东则提笔在布告上代书一“黎”字，然后将布告贴遍全城。黎任都督的消息一传出，军中士兵“鼓掌欢呼”，市民群众“奔走相告”，起到了稳定军心、号召群众的作用。
但是，黎元洪任都督后，开始两天不言不语，活像一个“泥（黎）菩萨”。于是，起义党人即以军政府参谋部作为行使军政府军政大权的主要权力机关，作出如下决议：
（1）湖北革命领导机关定名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设于谘议局；
（2）称中国为中华民国；
（3）改纪元，以该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4）以都督黎元洪的名义，布告地方及通电全国；
（5）定革命军旗为十八星旗。
黎元洪充任都督，一方面起了分化清廷反动营垒、扩大革命影响的作用；另一方面他成了立宪派、旧官僚的领袖人物，为排挤革命派、窃取政权，埋下了祸根。但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初，革命派在军政府内仍占有相当的势力，在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以前，它发布了一系列革命性的政策和措施，表明它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制地方政权。经过革命派的长期奋斗，革命终于在武汉首先取得了胜利，从而揭开了最后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