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2月北京政府和南方护法军政府之间为停战议和召开的会议。
1917年“护法战争”爆发后，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护法军政府部队与以皖系军阀段祺瑞为首的部队在湖南战场展开厮杀。双方时战时停，而各自内部更是矛盾重重。由于利益分配上的争抢不均，皖、直两系军阀互相攻击，矛盾完全公开化。段祺瑞决定一面加紧训练自己的“参战军”，一面组成以徐树铮、王揖唐为首的“安福俱乐部”，操纵新国会的选举。1918年9月，徐世昌当选为新一届总统，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势力被排挤出中央政府。直系与皖系军阀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而与此同时，南方军政府内部由于亲英、美势力的大肆活动，也已发生了重大分裂。1918年1月，两广和滇、黔等省军阀在广州组成“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同孙中山主持的护法军政府相对抗。5月4日，非常国会决定修改军政府组织法。同日，孙中山被迫通电辞职，离开广州赴上海。孙中山的被排挤，消除了滇、桂军阀同北方军阀特别是直系军阀相勾结的障碍，曹锟、吴佩孚与南方军阀的联系更为密切和直接。10月，徐世昌就任大总统一职后，为自身权位计，声言要解决南北战争问题，直系方面自然表示赞同，皖系段祺端也不便直接反对。南北双方遂有议和动议。
南北议和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各国重新加紧争夺中国的一种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妄图独霸中国，极力扶植和支持皖系军阀段祺瑞，实现所谓“武力统一”。大战后期和1918年11月大战结束后，美、英等国逐步腾出手来，力图打破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重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在支持直系军阀遏制皖系势力的同时，1918年7月，美国向英、法、日三国提议组织新的四国银行团，共同对华投资。10、11月间，美国又先后向北京政府和护法军政府分别提出“劝告”，要求他们停战议和。英、法也指责段祺瑞政府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在美、英、法三国压力下，日本被迫宣布停止对段祺瑞政府的单独借款，同意参加新四国银行团，并同意美国提出的南北议和的主张。1918年11月16日，徐世昌发布停战令，23日，南方军政府也下令停战，从此，南北军阀从“南北战争”转为“南北议和”。
1919年2月20日，南北“和平会议”正式在上海召开。北方议和总代表为朱启钤，分代表9人，其中代表安福系和附属于安福系者4人，代表直系者2人，代表研究系者2人，代表奉系者1人；南方议和总代表为唐绍仪，分代表10人，分别代表岑春煊、孙中山、陆荣廷、广东莫荣新、四川熊克武和云南、贵州、陕西、湖南、福建和海军。南北议和自1919年2月20日至5月13日，共召开8次正式会议和20余次非正式的谈话会。会议一开始，双方就在陕西问题上纠缠不休。陕西督军陈树藩是附庸于皖系的地方军阀。南北战争开始后，1918年1月，陈树藩的部将胡景翼在陕西三原宣布独立，拥护“护法”，陕西民军也纷纷宣布独立。同年6月，孙中山派于右任人陕宣抚民军，8月，各路民军共同推举于右任为靖国军总司令。为支持陈树藩，段祺瑞派兵“援陕”，围攻陕西靖国军。同年11月，南北政府曾分别下令停战，但段祺瑞却说陕西的战事是在“剿匪”，并不是与南军作战，故不在停战范围之内。南方则加以驳斥，拒不承认。后经江苏督军李纯调停，提出停战、北军停止前进、共同派员监视停战、划定停战区域、双方在划定区域内“剿匪卫民”等五项办法，于1919年2月13日公布，为南北政府所接受，南北议和才得开议。但是，在和会开幕以后，陕西的战事实际上并未停止，于是，在1919年2月21日的第一次会议上，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就提出了陕西停战问题，以后双方几次讨论陕西问题，终未获得一致。
南北双方除了在陕西问题上争吵不休，更在“参战借款”、“参战军”和“军事协定”等问题上反复纠缠。段祺瑞重掌中央大权后，为了贯彻其“武力统一”中国，在全国建立一个军事独裁政权的方针，不惜出卖国家主权，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他以参加一战为名，向日本大量借款，仅两年时间内，日本秘密地或公开地借给段祺瑞政府的款项总数就达5亿日元以上。在这些借款中，其中有一笔是1918年9月28日签订的2000万日元的参战借款。段祺瑞以此款编练了3个师又4个混成旅。1918年5月至9月，段祺瑞政府又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京政府仍继续向日本支领参战借款，继续编练参战军，并按照“军事协定”继续聘用日本教官。南方代表认为，参战借款、参战军及中日军事协定，皆以参加欧战为目的，现在大战既已结束，即应该停止参战借款，撤销参战军，废止中日军事协定。但北京政府不予理睬，并公布了1919年2月5日与日本缔结的延长“军事协定”的协约，将参战军改为国防军，继续扩充。南方代表对此非常不满，又得知北军在陕西继续大举进攻的消息，遂在2月28日的会议上，就陕西问题向北方代表提出质问，限48小时内答复，若届时不答复，则表明北京政府无讲和诚意。但是，北京政府未予答复。3月2日，南方代表通电停止议和，北方代表则以不能负责的缘故，向北京政府电请总辞职。南北议和第一次中断。
和议停顿后，经各方运动调停，费时月余，4月9日重新开议。双方对于参战借款、参战军和军事协定等问题继续争论，同时，双方在国会问题上也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南方代表提出国会自由行使职权，意即恢复张勋复辟时被强行解散的国会。因南方以“护法”相标榜，若不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便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由非常国会产生的军政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法律依据，因此在国会问题上绝不让步。而恢复国会，亦即表示1918年召开的安福国会为非法，属于应解散之列，这对于作为段祺瑞御用工具的安福国会及由此而取得总统职位的徐世昌来讲，也是万难接受的。4月17日，安福系国会议员联合通电，反对南北和会讨论国会问题，说和会“倘若越权擅议，则紊乱国宪，摇动根本”。要求北方代表态度强硬，不必担心决裂。5月13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在会上提出了南方方面的八项条件：（1）绝对不承认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处理；（2）废止中日间一切密约，并严惩缔结密约的有关人员；（3）立即裁废参战军或国防军；（4）撤换恶迹昭著的督军、省长；（5）宣布民国六年解散国会命令无效；（6）和会选组政务会议，以监督和议执行；（7）从速整理决定和会已决、未决各案；（8）北方同意上述各项，即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并行使职权，至国会选出正式总统之日止。对于南方方面的条件，北方总代表朱启钤表示，恢复国会之事，北方实无回旋之余地，请再加考虑。唐绍仪则提出，如国会问题不得解决，则其他各条亦不必讨论，出于责任，只得向军政府辞职，而另换他人。朱启钤闻之表示，国会问题无法解决，自惭才力不逮，也只有引退而已。5月14日，双方代表辞职。至此，南北议和遂告破裂。议和未有结果，南北又呈僵局。
6月5日，美、英、法、日、意等国公使联合向南北政府提出“劝告”。此时，北京政府徐世昌虽欲继续议和，但对于段祺瑞皖系军人的飞扬跋扈亦无可奈何。6月13日，徐世昌迫于安福国会之议，特任段祺瑞的心腹大将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总司令，筹办西北各地方交通、垦牧、林矿、商业、教育、丘卫和节制指挥各地军队，参战军、国防军由此改称边防军。7月24日，又改参战事务处为边防事务处，特任段祺瑞为边防督办。8月12日，又任命安福国会众议院院长、安福俱乐部首领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南方军政府以王助纣为虐、包办选举之劣迹而拒不承认其资格，王却不顾舆论沸腾，于9月18日公然南下到达上海，南方代表拒不相见。南北和议自然无从谈起。1920年7月，北方爆发直皖战争，8月，南方爆发粤桂战争，中国再次陷入大规模军阀混战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