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流寓”？按照辞书的解释，寄居他乡者谓之流寓。明洪武年间，宁夏多江南流寓文人，他们都是被朝廷谪戍到宁夏的。谪戍的原因大多不清楚，有些人可能与朱元璋精心策划的“胡蓝党案”有关。
所谓胡蓝党案，即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曾大开杀戒，将开国元勋一网打尽。胡惟庸于洪武六年至十三年（1373年~1380年）任丞相，朱元璋以谋逆罪将其诛杀。后又认为他有“通倭”“通元”（北元）的罪状，穷究党羽，牵连致死者达3万人，称为“胡狱”。蓝玉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任大将军，多次领兵打击元朝的残余军事力量，封凉国公。但他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将权与皇权的冲突，便以谋反罪处死了他。当时穷究党羽，牵连致死者达1.5万人，称为“蓝狱”。当然，流寓宁夏的江南文人是否与胡蓝党案有关，不得而知。但在宁夏的江南“谪戍者”中有些却是受到胡蓝党案牵连的，如澧兰人张政，他就是受蓝玉案株连而被贬戍宁夏的，他的诗作《送人归葬》还被收入《宣德宁夏志》中。
这些流寓文人，原先都任过一官半职，文化素养比较高，他们尚词翰，矜儒雅，为宁夏这一塞外之地带来了一股清新的士文化之风，并形成了自己的诗文化特点，有人称他们为“流寓诗派”。从诗歌内容来看，流寓文人的诗歌多以怀念故乡、思念亲人和祖茔为主。这也难怪，他们离开生他养他的故乡和亲人，被谪戍到数千里之外的宁夏，思乡之情自然会无时无刻地萦绕在他们的心头。特别是每逢佳节时，这种感情会更加强烈。请看唐鉴的《丙戌重九》诗：
强整乌纱只自羞，此身流落叹边州。
试斟白酒浇闲闷，倦对黄花亿旧游。
塞雁一声天地肃，岭云千点古今愁。
还家不负登临约，笑把茱萸插满头。
这首诗又题作《西夏重九》。据《嘉靖宁夏新志》载：唐鉴，字景明，姑苏（今江苏苏州市）人，税户。洪武初谪戍宁夏。从诗题可知，这首诗作于永乐四年（1406年）九月九日。这一天是我国的重阳节，又称菊花节、登高节、老人节。从时间上推算，唐鉴谪戍宁夏估计有20多年了。诗人回忆起昔日在江南故乡与众文友登高饮菊花酒、头插茱萸的快乐时光，而今流落边州，面对塞雁南归，真是“岭云千点古今愁”啊！从诗中“强整乌纱只自羞”看，唐鉴此时似乎还有一顶乌纱帽（喻官位）戴在头上，境况并不算太坏，故诗中还存有回到江南故乡应朋友之约去登高、插茱萸的念头。
唐鉴还有一首《忆先垅》的诗，通过回想先祖坟茔来表达他思念家乡的感情：
远谪河西阅岁华，梦魂无夕不思家。
伤心一片梅湾月，曾照枇杷几度花。
这首绝句虽题为《忆先垅》，但诗中却没有一字直接提到祖莹，只是梦想到故乡的梅花和枇杷，但思乡之情渗透全诗，读来令人更加伤感。
思乡感情最震撼人心的莫过于潘元凯的《贺兰九歌》了。可以说，《贺兰九歌》是用“声声泪，字字血”写成的，催人泪下。请看其中的“八歌”和“九歌”：
季冬岁事已阑珊，回首家乡涕泛澜。
音书无由报平安，思亲痛切摧心肝。
籍居营伍身属官，敢辞从军行役难。
呜呼八歌兮歌欲残，仰天南望还长叹。
八月风高天气凉，寒衣不见来家乡。
行行征雁向南翔，书成无由寄北堂。
凭高矫首云茫茫，关河阻隔遥且长。
呜呼九歌兮歌已阕，倦客思归欲愁绝。
纵观宁夏方志记载的江南流寓文人中，潘元凯大概是最穷愁潦倒的一位。他是嘉禾人（按：古浙江嘉兴、江西南丰、福建建阳都曾别称嘉禾，不知潘籍孰是），洪武初曾任过知县，后谪戍宁夏。他写《贺兰九歌》时，已经谪戍宁夏30多年了，而且是“籍居营伍”“从军行役”，其处境可想而知。他将自己积郁于胸的悲愤之情发而为诗，自然是感人至深的。
另外，流寓文人的诗歌，对边关多事、军民困苦的情况也有一定的反映。如潘元凯《贺兰九歌》中云：“黑山嵯峨列烽火，往来官军日巡逻。胡寇出没本无常，守卒朝昏不敢惰”、“四卫居人二万户，衣铁操戈御骄虏。一夜军书传檄羽，平明出战闻钲鼓”、“不知何代兴屯田，千载人劳至今日。独怜贫户无牛耕，纳税输官卖家室”。应该说，这些诗句都真实反映了宁夏当时的社会现实。
蒙古鞑靼骑兵不断南下攻扰，给当地人民群众带来了灾难，同时也加重了官军的防御负担。另外，明代是中国古代屯田史上最发达的时期，当时屯田以“九边为多，而九边屯田又以西北为最”。屯田虽然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但到嘉靖中期，明朝的政治弊端日益显露，宁夏地区的统治集团也日益庞大，并且不断加重种种剥削压迫，终于迫使屯田士兵以及“军余”（屯田兵士和在役军士的子弟称为“军余”或“余丁”）大量逃亡，严重影响了军屯生产。再加上屯田制度不合理，税粮负担沉重，致使有些贫户只好卖掉“家屋”来纳税。
流寓文人中也不乏赞美大漠风光的和塞北江南富饶的诗篇，如三山（今江苏镇江市）人陈德武，明初流寓宁夏，他曾创作了一组宁夏八景诗，其中有不少佳句秀段，如：“满眼但知银世界，举头都是玉江山”（《贺兰晴雪》）、“白顷平湖月样圆，光涵倒影欲黄昏”（《月湖夕照》）、“造成荡荡摇摇棹，渡尽忙忙汲汲人。雪浪休风明似练，冰梁映日净如银”（《黄沙古渡》）等。还有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阮彧（yù），原任兵科给事中，后因其同母弟阮谊谪戍宁夏，“未及行乃卒，遂以彧代戍。永乐元年，以荐者言，释于戍所，复其官”。他写的《嘉瓜瑞麦》诗，反映了永乐初年宁夏川区军屯和水利事业发展的富饶景象，如“军屯文明见，藩国麦呈祥”、“两歧超美汉，并蒂鄙夸唐”等句。不过，诗中更多的是讴歌四海升平、皇恩浩荡的内容。这大概与他谪戍宁夏的情况和别人不一样且不久又恢复了官职的缘故。
当然，更多的流寓文人的基本心态是袖手风云、蒙头日月。如果客观条件允许的话，他们都想试图做一个自由散淡、隐逸林泉的散人。林季有一首《雪中访陈纳翁》的诗就反映了这种得过且过的心态：
踏雪冲寒访纳翁，茅庵深住汉渠东。
客边扶病恩难忘，阙下观光话不穷。
米饭漫炊云子粒，菜羹同煮水晶葱。
安居饱食身无恙，知命由天乐岁丰。
林季，字桂芳，嘉禾人，洪武初谪戍宁夏，“擅文名”。陈纳翁，据《宁夏志笺证》认为，疑是陈炬，字善方，庐陵（今江西吉安市）人。洪武初进士，以户部主事谪戍宁夏，与林季皆为贬边同僚，又为明初宁夏“流寓诗派”文友。可以说，两人“同是天涯沦落人”，自然希望“安居饱食身无恙，知命由天乐岁丰”了。
再如郭原，淮安人，洪武初由黔阳知县谪戍宁夏，艰难之际，以诗酒自娱。他在宁夏镇城西筑精舍数间，种梅数百株，并自号“梅所”。估计这里常有流寓文人造访，因为有不少文友常以“梅所”为题赋诗，其中承广的《梅所》诗是这样写的：
客以梅为所，移梅取次栽。
花枝向南发，山色自西来。
清影孤窗月，黄昏一酒杯。
扬州有何逊，东阁待谁开。
承广，延陵（今属江苏）人。洪武初，为南昌都司知事，后谪戍宁夏。此公酷好题咏，“诗笔豪逸”。潘元凯也曾写有两首《梅所》诗，诗题一作《梅所歌为流寓郭原》，诗中有“郭知梅之趣，梅知郭之心”句，其寓意是很深刻的。
据《嘉靖宁夏新志》载，明代的流寓文人，除上面提到的几位外，还有边定、毛翀等人。志书载，边定，陈留人，洪武初，为杭州府署典史，谪戍宁夏，“长于吟作”；毛翀，钱塘人，洪武初谪戍宁夏，“词翰超卓”。
流寓文人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和身分，他们的诗歌往往能反映当时社会最真实的一面，且在艺术风格上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所以人们称他们为“流寓诗派”的道理大概就在这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