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70年代初，台湾的工业、农业、贸易、工商业等经过20多年的发展，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前后，台湾的经济已有相当的基础，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是农业停滞不前，农民收入降低。50年代初，台湾当局在土地改革的同时，利用“美援”发展农业和工业，提出“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经济方针。经过60年代的发展，台湾已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到70年代，工业生产总值已大大超过了农业生产总值，农业开始呈现出滑坡的趋势。具体表现为：（1）农业生产率下降；（2）粮食自给率下降，尤其是杂粮几乎全部依赖进口；（3）农业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大为减少。农业生产年增长率在1971年之后产生了停滞现象，1971年的年增长率仅为0.5%，而同期的经济增长率为12%。农产品价格偏低，造成农民家庭收入降低，农民家庭所得占非农业家庭所得的比例，由1966年的69.7%，降低到1970年的60.15%。
其次是工业基础设施落后。到了70年代，各种基础设施的“瓶颈”已是十分严重，港口、道路交通、通讯设备等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仅对各项基础设施做小修小补已难以为继。在电力方面，经济起飞时期发电量增加了2.5倍，而工业用电增加了2.8倍，住宅及商业用电增加了3.6倍。因此，对于严重的电力缺口，当局唯一的办法只有实施限电以弥补电力的不足。在交通运输方面，铁路、公路、船舶、港口、码头等方面的设施严重不足。交通设施严重超过设计最大负荷，交通拥堵十分严重。各种机动车辆增长了数十倍，而道路长度只增加7%，西部公路干线重要地段每天交通流量达3万多辆。基隆、高雄港的待港时间比60年代延长了10多个小时。长程运输依赖的铁路货运紧张，在高峰时间，基隆、高雄两个火车站平均每天有54%的货物无法运输。空运方面，由于经济增长而导致运输量大增，1953年至1973年的21年间，客运部分增加100倍，货运部分则增加五至六倍。基础设施落后的同时，工业原料也不足。许多工业原料诸如石化工业所需原油、钢铁工业所需原铁，都需依赖进口，而经济的发展亦促使产业必须自国外进口更多的原料。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口也不断增加，新工业中心形成的同时，新的城镇也随之兴建起来，而住宅、道路、水、暖、电等设施没有相应的跟上。基础设施的落后已严重影响了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
三是石油危机增加了经济发展的成本。20世纪60年代，台湾经济的显著特征是高速增长，物价稳定。1973年阿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了对付美欧各国支持以色列，阿拉伯国家以石油为武器来支持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将石油由每桶2美元提高到每桶10美元，涨幅高达五倍。国际油价上涨，造成运输成本增加，工业成本上升，也使得全球物价上涨。台湾进口物资价格上涨，造成外汇支出增加，台湾制造品也不得不上涨。从1961年到1971年，平均每年的物价指数增长为1.6%，消费物价指数为2.9%。但是1973年物价指数上涨22.86%，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8.17%；1974年物价指数上涨40.58%，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47.47%。台湾经济的增长率由1973年的12.8%，下降至1974年的1.16%。
另外，石油危机爆发使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为保护本国、本地区的经济，大打“贸易战”、“货币战”，对输往本国的农副产品、工业制成品采取配额限制，增收平衡税、倾销税，推迟发放输入许可证，不给予最惠国待遇等，从而阻止国外产品进入当地。台湾主要以农副产品，包括香蕉、菠萝、西红柿，以及热带水果为主，工业品主要以加工类日用产品如鞋帽、纺织品、食品、家电、木质家具为主。这些产品在输往日本、美国、西欧等国家和地区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而美元的贬值和气候原因导致粮食危机使得台湾经济雪上加霜。这对于刚刚上台执政的蒋经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了应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适应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蒋经国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
蒋经国为了应对农业危机，提出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更大地发挥农业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1972年8月17日，蒋经国在“行政院会”上，指示拟订办法，鼓励农业生产和减轻农民负担。9月29日，蒋经国又在“立法院”强调：
今年上半年的工业成长率，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7.4%，而农业之生产由于气候关系，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较去年同期减少了1.1%，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尽管许多人说，这是经济发展中的必然现象，可是，我们不能因为有此说法，就可以放心。因为只有工业与农业同样地发展，我们的经济才能稳定下来。尤其我们现在有40%的农民，所以，我们对于农村的经济发展，一定要加以重视。
蒋经国还提出，加速农村建设是今后最重要优先的工作之一，并要求动员全岛各级机构和民众的力量，帮助推行这一新的运动，使这一运动像以前“土地改革”一样的圆满成功。为此，台湾省市政府纷纷成立小组，配合经济部和农复会，自1973年至1979年6月底，投入约200亿元，实施了加速农村建设的1440个项目。1975年2月4日，蒋经国在农民节大会上再次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他说：“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国家经济就没有基础，所以我希望农友努力生产，增加收入，以改善生活，同时应力求新的技术，以达到最高、最理想的农产品生产目标。”
为了发展农业，蒋经国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关注农业，注意到农民的痛苦，并重点要做到四个方面：“（1）如何帮助农民提高生产；（2）如何降低农民生产成本；（3）如何减轻农民负担；（4）如何预防灾害。此为政府在农业方面必须做到的四个重要工作。”
针对当时台湾基础建设落后问题，蒋经国于1973年12月25日宣布，在《第六期经济建设计划》之外，在五年内完成九大建设。他说：“政府已下定决心，以五年为限，列入管制，克服困难，加速完成南北高速公路、桃园机场、台中港、苏澳港、北回铁路、铁路电气化、大钢厂、大造船厂和石油化学等九项建设，来强固我们的经济基础，稳健我们的经济发展。”1974年9月，蒋经国在“立法院”作施政报告时，又加上核能发电，共十项建设。这就是后来的“十大建设”。
“十大建设”包括兴建岛内南北高速公路、铁路电气化、花莲到苏澳的北回铁路、台中港、苏澳港、桃园机场、核能发电厂、高雄钢铁厂、高雄造船厂、石油化学工业。建设项目可以分为两部分，前七项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后三项为重化工业。总经费在初时估计约需要50亿美元，即1974至1978年间平均每年10亿，相当于当时外汇储备的40%，流通货币的60%。由于当时正是石油危机造成物价上涨、民间投资意愿低落之际，“十大建设”所需经费庞大，需要大举借款，因此这一决策受到国民党内外许多人的质疑。在巨大的压力下蒋经国力排众议，提出“今天不做，明天将会后悔”，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将“十大建设”完成。
南北高速公路（中山公路）北起基隆，南至凤山，贯通台湾南北，连接高雄、基隆两港，全长约373公里，这是蒋经国亲自筹划的台湾第一条高速公路。1969年，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主任的蒋经国带领“行政院”经济及交通专业人员，开始进行南北公路的可行性研究。当时韩国在美国的帮助下已经建成了第一条高速公路。所以，蒋经国决定应该效法美、韩等国建立一条贯通台湾南北的高速公路。然而，要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必然会遭遇许多困难，当时曾参与工程建设的陈世圯先生回忆说：
除了施工规划和天然灾害，当时最令人感到棘手的问题就是土地取得，高速公路的宽度是40公尺，绵延南北，民众对如此大规模的土地征收相当反感。台湾当时是农业社会，农民安土重迁，土地等于是他们的根，被征收之后根都没了，民怨可想而知。另外，依据民间习俗，“对路冲”是非常犯忌讳的，即使当时台湾民众都相信能体谅政府公共建设造成的不便，但土地取得仍是非常困难。记得当时有一位年轻有魄力的桃园县县长，就是现任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先生，用无限的耐心与民众沟通，用最短的时间完成该县的土地征收，深获经国先生赏识。
为了能早日完成这条高速公路的建设，蒋经国指示不再分期分段招标，全部交由“荣工处”及“中华工程公司”负责施工。另外他还对工程提出了两点希望：“第一，工程要力求安全、坚固，但不必讲求美观。第二，兴建的过程中，在行政与管理方面，要防止一切浪费，根绝任何弊端。”工程从1971年8月开始，到1978年10月底完成，总投资新台币429亿元。南北高速公路的建成，使得南北车程由原来的八个小时缩短到四个小时，不仅拉近了距离，提高了运力，降低了成本，而且使台湾岛南北真正连成一体。“1952年，台湾的铁路货运占货运总量的95%，公路仅占5%；铁路客运占客运总量的56%，公路占44%。1972年，铁路货运占货运总量的63%，公路占37%；铁路客运占客运总量的34%，公路占66%。而到了1978年中山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之后，公路客货运占客货运总量的比重已分别上升到70%和76%。”
在北回铁路建成之前，台湾全省的铁路有两条：一条是西部从基隆到屏东的西部纵贯线，这条又延伸绕过台湾北部顶端，到宜兰的苏澳；另一条是从花莲到台东。这两条铁路并不相连，往来交通主要靠苏花公路。而在这两条铁路沿线已探明的石灰石、大理石、磁铁矿等矿产储量等超过200亿吨，但由于东部交通不便，台东部的矿产资源、农产品都运不出去，使得东西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为了平衡东部的发展，“十大建设”中的北回铁路，就是要把这两段铁路衔接起来。其中，花莲到苏澳这一段，因为山壁近邻太平洋，又是大陆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的交界处，地质极不稳定，因此施工难度非常大。1973年12月6日，北回铁路修筑刚刚开工之际，蒋经国特别指示：
北回铁路的兴建，对于台湾省东部的建设，及苏澳港的功能，均极有裨益，且可使台湾全岛的经济活动，联系更为密切，意义极为重大。……此一铁路经过崇山峻岭，工程设计必须配合地质条件，慎重行事。
1974年5月底，蒋经国前往宜兰县视察北回铁路和苏澳港工程。期间，他指示宜兰县政府，应“在财力、物力、人力上，竭尽所能来支持这两项工程”，因为这两项工程完成后，“无论在交通、经济及其他方面，必能获得长足的进步，而民众的生活，也必获得重大的改善”。
北回铁路自1973年12月开始动工，至1980年2月通车，历时六年之久，全长88.1公里，总投资73.2亿新台币。“自1975年北回铁路南段（新城至花莲）通车后，花莲港的年吞吐量由1975年的80.5万吨上升到1978年的219.6万吨”。
桃园机场原名中正机场，2006年9月6日正式更名为桃园机场。桃园机场兴建之前，台北的机场在松山。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松山机场已不能应对台湾日益繁忙的航空运输和未来发展需要。航空客运已由1961年的13.4万人次增加到1978年的627万人次，增长了46倍。航空货运也自1961年的0.57万吨增加到1978年的13.8万吨，增长了23倍，年均增长率为21%，客、货运均超过松山机场的最大负荷。另外，1969年波音公司发展出大型747客机，虽然可以在松山机场降落，但必须加长跑道，而且停不了几台，所以也一定要扩建机坪。当时的民航局长毛瀛初认为松山机场的面积太小，且无法再行扩建，必须另谋它处兴建新机场。为此，毛瀛初面呈蒋经国，提出兴建新机场的建议，并为蒋经国所接受。台湾当局延请美国专家费雪到台湾担任机场择地的规划，最后选中了桃园。
在评估桃园机场的建设可行性时，遭到了多位“立法委员”的反对，使蒋经国承受了不少压力，但他认为兴建桃园机场“可以大幅提升我们的国际地位与服务品质”，因此他力排众议，坚持兴建桃园机场。1973年，桃园机场正式动工。在施工期间，蒋经国曾先后三次前往视察桃园机场。参与桃园机场工程建设的王仁民说：
桃园机场从开工到兴建完成，经国先生曾来视察过三次。我们的感受蛮深刻的，因为他很关切“十大建设”的品质与进度，每次到桃园机场视察的时候，都会详细地询问我们正在做哪些东西？施工进度是超前还是落后？他甚至会到现场看实际施工的情况如何。经国先生对工程品质的要求很高，所以他鼓励我们，要我们严格监督施工品质。
桃园机场基本上是由台湾技术人员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一项大型工程，因此兴建过程中，也遇到不少技术问题。例如，当时机场在建加油设备时就遇到了一个难题。航空加油是一项相当精密的技术，由于传统油车的加油速度和量都不足以应付国际机场的营运量，所以当时所有国际大型机场都配有“油栓加油”的系统和设备，但台湾所有石油公司都不具备这项技术。为了安装“油栓加油”的系统和设备，当时承建的“中油”公司希望向外国石油公司购买这项专利，但却遭到各家石油公司的拒绝。为了解决这项技术难题，“中油”公司把脑筋动到了驻守清泉岗机场的驻台美军身上。因为清泉岗机场驻有空中加油机，具有“油栓加油”的系统和设备。为此，“中油”公司派出18名技术人员在台湾空军后勤署的帮助下，以空军学员的名义安排进入清泉岗空军基地，向美军学习“油栓加油”和空中加油技术。在美军技术人员的培训下，18名“中油”员工终于掌握了“油栓加油”技术。
1979年2月26日，桃园机场正式启用，成为当时亚洲最现代化的国际机场之一。桃园机场启航那天，很多民众，包括很多外籍人士都欢欣鼓舞地去现场参观，新加坡、泰国、日本也都派记者前来采访，后来新加坡、泰国、吉隆坡及菲律宾还派人来观摩桃园机场的场站设施。
至1978年，蒋经国发起的“十大建设”陆续竣工。当时台湾舆论称：“经国先生的苦心和参与，是十项建设顺利完成的主要因素。”这种观察，可谓一语中的。曾参加“十大建设”的叶万安先生说：
没有一项建设是没有困难的，还好十项建设遭遇的困难，在蒋院长的支持下，都能克服了。……因为经国先生经常亲自视察各项工程建设，他的视察有两个作用：一是慰劳工程人员，给他们鼓励，问他们有没有困难，有困难的话，他会交代有关单位解决，很有效率。第二是产生的无形压力，对于被视察单位和相关单位都发生作用，对他们当然有压力。……他不只听简报，还要实地亲自去看工程，就是无形的影响，所以不要以为他视察很轻松，其实不然。
“十大建设”是蒋经国主政台湾前期的主要政绩，它的提出、执行与完成贯穿整个1970年代。“十大建设”的实施，既延续了国民党在台前20年的经济累积，也为1980年代台湾经济飞越奠定了重要基础。1977年9月，蒋经国在“立法院”报告时认为：“十项建设的进行，在经济不景气期间，产生了无比的积极作用，不但刺激了各种相关事业的生产，也吸收了大量的国民就业，大大冲淡了经济呆滞的严重性。从十项建设看经济发展，不仅是国家经济升级的远景将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更具意义的，是这十项工程，对我们是一项信心与毅力的考验、智慧与经验的磨练。”对于“十大建设”的意义，曾参与兴建“台中港”建设的欧来成先生说：
“十大建设”对台湾经济、海外贡献和人力培训这几项发挥了相当大的推动力，可以说经过“十大建设”时期，台湾的“国力”有了大幅度的跃进。因为“十大建设”几乎全部是由国人自行设计、施工，最多也就是请国外顾问指导。既然有那么多的工作机会和那么大的挑战性，当初不分“国内”、“国外”，相关专家学者和留学生全部回到台湾投入建设，这对“国力”和对人才的培训有相当的帮助，也奠定台湾后续的经济发展。
在台湾经济发展史上，“十大建设”代表的是一个相当重大的转折点。它到底对台湾的影响有多大？这可以一句话简单形容：“没有‘十大建设’，就没有今天的台湾经济。”
经济发展往往与政治民主化、社会多元化相伴而生，“十大建设”不仅带来了台湾经济的发展，也给台湾的政治和社会带来新的元素。经济发展使得人民的知识能力和经济资源大幅提高，原有的严密社会控制系统和政治结构已开始面临新的挑战与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