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标志着“蒋经国时代”的悄然来临。然而，进入70年代，台湾内外环境遭遇各种挑战，政局由相对稳定逐步走向动荡。随着经济的发展，台湾民众的政治意识逐渐提高，社会和政治出现多元化趋势，党外要求实行民主的呼声日益强烈；国际形势极为不利，“外交”上被驱逐出联合国，国际社会纷纷与台“断交”，“外交”空间缩小。蒋介石和蒋经国为了“应变求存”，不得不推行革新保台政策。
早在1969年3月，国民党“十全大会”就通过了《政治革新要项案》，提出要在政风、法制、人事、机构等方面进行革新。“十全大会”之后，蒋介石又“召集党政军高级主管商讨全面革新之实施步骤”，并表示“此应具有最大之决心，不能再留私情，以误国也”。为此，国民党中央成立了政治革新、平均地权、党的建设和革新、社会建设以及“光复大陆”五个督导组，作为推动全面革新的机构。
党务革新被提上议事日程始于1972年3月国民党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在此次全会上，蒋介石提出全党要努力促进“党的现代化的民主”和“党的战斗化的革命”的口号，并指明今后党务工作的重点是组织工作的彻底革新；基层党务的全面革新；各项任务、任期、研究发展责任制度的制订。自此，揭开了党务革新的序幕。国民党的党务革新包括：一是改建中央党部。依据国民党十届三中全会修订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组织条例》，对中央党部作了大幅度的改建。把原来属于中常会的部分权力，改变为作业程序，下放到中央党部。新的中央党部不再按照任务而是按照业务分类编组，分设秘书处，组织、大陆、海外、文化、社会、青年、妇女七个工作会，财务、党史、政策、考核党纪四个委员会。其次是对各级党部进行人事调整，提拔大批具有现代意识的青年进入国民党党务系统权力机构，实现更新换代，推行“党政分开”。其三，推行“本土化”政策，加大发展台籍人士入党的力度，吸收更多的台籍人士进入党务系统，担任较高职务。
经过努力，国民党的党员比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台籍党员数量急增。1969年，台籍党员比例为39.4%，至1975年台籍党员比例上升到52.8%。在国民党组织系统中，甚至在国民党中央机构中的中央常委、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党部各工作会正副主任、主委中，台籍人士比例也逐步上升。1976年产生的国民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委中的台籍人士比例，由1969年第十届的8.1%增加到23.6%；在同时产生的国民党中常委中，台籍人士由上一届的2人增加到5人，比例由9.5%增加到22.7%；至1979年12月国民党第十一届四中全会时，台籍人士进一步增至9人，比例上升为33%。
对于政治革新，蒋经国在出任“行政院长”前就开始筹划。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后，于1972年5月29日任命了新的“内阁”，从新“内阁”的名单中可以看出起用新人与增加台籍人士的想法。新的“内阁”成员名单为：
“行政院”副院长：徐庆钟（台）
“行政院”政务委员：叶公超、连震东（台）、俞国华、李连春（台）、周书楷、郭澄、李登辉（台）
“内政部长”：林金生（台）
“外交部长”：沈昌焕
“国防部长”：陈大庆
“财政部长”：李国鼎
“教育部长”：蒋彦士
“司法部长”：王任远
“经济部长”：孙运璇
“交通部长”：高玉树（台）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崔垂信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毛松年
“行政院”秘书长：费骅
“行政院”主计长：周宏涛
“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赵聚钰
在蒋经国新“内阁”的22人中，有台籍人士6名，加上台湾省主席谢东闵、台北市市长张丰绪，共计8名台籍人士，台籍人士在其中的比例达到30%。这个比率与过去历届比率相比，更凸显出蒋经国重用台籍才俊的力度。据统计，1954至1958年，俞鸿钧任“行政院长”时，“内阁”阁员中本省籍人士占6%；1958至1963年，陈诚任“行政院长”时，“内阁”阁员中本省籍人士占8%；1963至1972年，即蒋经国前一届，严家淦任“行政院长”时，“内阁”阁员中本省籍人士占10%。
对于新的“内阁”名单，《联合报》评论道：“第一是如我们所期望的，这次的人事调整幅度较大，而同时及于台湾省政府及台北市政府，有力地象征了我们所说的新阶段的‘行政院’的意义”；“第二是进一步起用与征召了本省籍俊彦，担任国家重要政务。如副院长、内政部长、交通部长、台湾省主席、台北市政府，都是当前国家行政的重要据点。现概由本省籍人士出任，固是恢弘地方志士之气，共赴国难之道”；“第三是新阁人士不少由地方出任中央要职者，如高玉树、林金生、李登辉、张丰绪氏都是政府拔擢人才的行动。尤其张丰绪氏由一县之长而跃任台北市市长，更见政府破格起用人才的至意，也反映了蒋院长的求新求行决心与魄力”。
6月8日，蒋经国在“行政院”院会上针对长期以来台湾政治风气存在的严重问题，以及行政效率低下的情况，提出了行政革新的十项内容，要求：（1）为省国家财力，用诸于各项必要建设，各级政府除已经正式列入预算者外，均应停止建筑办公房舍；（2）各种公共工程开工与完工，可以公告方式行之，不必举行任何典礼仪式；（3）各级政府机关派员出国考察或参加国际性会议，必须事前有周详计划，其所派人员并以具有各类专长，精通外文为主要要求；（4）各级机关应不作不必要之视察，如确有其必要，则视察人员到达视察地区不得接受任何招待，被视察之机关、学校、团体亦不得迎送，或张贴标语，或召开欢迎会等，尤其不可指派学生参加欢迎欢送；（5）各部会首长以及全体行政人员，除参加政府所规定之正式宴会，以及招待外宾所必需者外，一律不得摆宴招待宾客，谢绝应酬；（6）公教人员于婚丧喜庆，除有亲戚关系或有深交者外，不得滥发喜帖及讣告；（7）各级行政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夜总会、舞厅、歌厅、酒吧等场所，各级主管应监督所属人员切实遵照办理，如有违犯规定者，应从严处分；（8）各级首长主管均应谢绝各界剪彩、揭幕之类邀请；（9）各机关预算内所规定之加班费、出差费，除必要之加班出差外，不得假借名目移作其他用途，但各级机关首长对各机关学校公教人员之福利，应妥善办理；（10）在日常处理公务方面，人人要能切实负责，自己能予解决之问题应即自行解决，今日能予办完之事应即今日办完，不必召开的会议不开，凡要开的会议事前必有充分准备，会后必有结果。不办不切实际、没有效果，以及不必要之公文，凡属应该办的必须办得彻底，追踪到底。向上级提供意见是每位工作人员之权利，接纳部属意见是每位主管的义务。
为进一步表明对改革的决心和力度，更好地扭转社会风气，蒋经国还向国民党“中常委”提出修改《贪污治罪条例》，主张从严惩贪污，整饬政风。他说：“我们今后还是要整饬风纪，肃清贪污，……任何人贪污都要办！办得严！使我们的政府成为干干净净的政府。”
平时，他对自己也严格要求。对此，长期跟随蒋氏父子的翁元回忆说：
在台湾如今这样一个日趋腐化贪婪的社会，对蒋经国在世时期的廉洁作风，不得不让人兴起一股怀念和景慕的心情。蒋经国一生为公为民，是一个大家都普遍认同的看法，但是，对他的廉洁自持，大概一般人还很难去体会出来。在七海时期，“行政院”或是“总统府”都会派专员，固定每个月把他的月俸、眷粮等一些生活日用品和经费，送到官邸给蒋方良签收。然而大家都知道，中国人逢年过节都有送礼的习惯。在他主政时期，他一再强调，要革除送礼浪费的恶习，所以，他是极力反对公务人员或是民间送礼的。
在蒋经国提出十项革新后不到一年时间，各级机关的政治风气就有了明显的改善，一批违规人员受到了惩处。据有关方面统计，由警察机关查获涉足夜总会、舞厅、酒吧、酒家等非正当娱乐场所的公务人员，属于“行政院”所属各机构者共有926人，而违反规定宴客应邀剪彩、铺张浪费、滥发喜帖或讣告，经议处的30人。其中，蒋经国还亲自督办了王正谊案。王正谊是蒋介石母亲王太夫人的侄孙，是蒋家的至亲，论辈分，他与蒋经国是表兄弟。迁台后，王正谊曾任“行政院”人事局局长兼“中央公务人员购置住宅辅助委员会”主委。他利用与蒋家的特殊关系，在士林外双溪中央社区工程中营私舞弊，贪污13.75万美金。当此事披露于报端后，蒋经国为了表明他铁面无私与革除贪污的决心，立即将王正谊收押侦办。经过三次庭训，王正谊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然而，对于王正谊案，很多人表示怀疑，认为这是蒋经国想杀鸡儆猴。熊丸先生回忆说：
王正谊的事发生后，我因事前与王正谊很熟，出差时都与他同住一房间，对他了解很深，故我当时绝不相信他会为了几十万元而贪污。
夫人（宋美龄）当时曾经问我：“你相不相信正谊会做那样的事？”我说：“要我说真话，我不相信。”夫人说：“我想也是，不应该会这样才对。可是我跟经国讲，经国却说他事实俱在，铁证如山，所以我也没法子讲。”
此案的结局令台湾社会欢欣鼓舞，蒋经国在岛内的声望也随之提高。之后，台湾当局在蒋经国指导之下，还查处了海关副税务司兼稽查主任白庆国。白氏因贪污数额巨大，手段恶劣，为严肃法纪，判处白庆国死刑，开国民党迁台以来惩处贪污案件最严厉的先例。
蒋经国推行政治革新的另一项表现是扩大台籍人士在“中央民意机构”中的代表比例。“中央民意机构”主要包括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它们的代表组成是经由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时期举办的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机构”选举而产生。迁台后，为了保有中国大陆的主权，维护法统，便继续让第一届代表无限延长任期。但是到了1960年代后期，代表逐渐老化，辞职与死亡造成的出缺人数越来越多。在这些民意代表中，台湾籍代表所占比例很少，以国民大会代表为例，1301名中，仅有32人为台籍人士，而且也早已老化。因此，在台湾民众逐渐要求政治权利以及台湾地方势力抬头的情形下，这种状况迫切需要改变。
然而，对于从大陆来台的国民党政权而言，“中央民意机关代表”的改选则意味着政治区域的重新确定，牵涉问题太多。如果实施“全中国代表性”的全面改选，大陆人民事实上无法投票；若由来台的大陆各省人士投票，则又会出现“代表性”问题。如果由全台湾地区选出，全面改选将改变政权的性质，对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冲击极大。
蒋介石为了使从大陆带去的“法统”结构固定化，防止因“法定人数”、“代表资格”、“任期”等问题动摇其统治的合法性，决定增补少数“民意代表”。1969年12月20日，“中央民意机关代表”增补选工作正式开始，台北市及台湾全省六县共选出“国大代表”15人、“立法委员”11人、“监察委员”2人。
1972年2月，“国民大会”一届五次会议在台北召开，台湾社会不满足1969年的增补办法，要求全面改造“中央民意机关代表”。蒋经国等人决定采取比较温和、折中的办法，即举办有限度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最后，会议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正案。3月，当局公布了《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中央公职人员增选补选办法》，决定扩大台湾地区的“中央民意代表”名额，改变“宪法”中关于名额的计算方法，扩大“自由地区”（即台湾地区及海外侨社）在“中央民意代表机构”中的比例，并规定增选的代表应按期选举换届，增额“国大代表”和“监察委员”每六年改选一次，增额“立法委员”每三年改选一次。12月，台湾当局举行“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共选出“国大代表”53名、“立法委员”36名、“监察委员”15名。
增额选举由于选举区域扩及政权实际统治的全部区域，因此形式上是一种反映选民整体意识的选举，有助于缓和维持国民党政权“法统”地位所产生的代表性矛盾。但是，“增额选举”的举办，却对国民党独裁体制造成了很大冲击，台湾当局的“全国性”在逐渐削弱。首先，在选举的数量竞争中，“本省人”由于居多数，明显拥有自然优势。在首届增额“国代”和“立委”中，有79名是台籍人士。国民党政权不可避免地走向“本土化”。其次，就竞争的角度而言，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意味着竞争的层次已开放到“中央”层级，自此，长期封闭的权力禁区开始向台湾社会开放。在定期改选机制的效用下，以不能办理改选的理由而继续行使职权的“资深代表”的正当性，势必越来越脆弱。第三，就“党外势力”而言，增额选举不仅为其提供了迈向高层政治的合法管道，而且因竞争区域的全岛化，政治议题也由地方性升级为“中央性”，有利于形成全岛性的组织。简言之，蒋经国采取增额而不是全额改选“中央民意代表”，出发点虽然是为了政治整合，强化政权的对内“合法性”，但实际上造成的客观结果是台湾当局的权力集团开始发生“质变”。
为党政培育青年人才则是蒋经国政治革新的又一项表现。国民党迁台之初，带来了一大批政治与经济干部，他们为五六十年代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时，政治、经济建设除了依靠这批“老臣”，如黄少谷、倪文亚等人外，也在努力培养新的干部。为此，他指示国民党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李焕说：“我们过去的这些人才，慢慢都老化！我们如不培植新一辈人才，将来形成断层，对国家而言，将产生很严重的影响。”李焕遵照蒋经国的指示，把培养人才列为工作的重要项目。之后，李焕兼任“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并在研究院内成立了“国家建设研究班”。“国建班”在1976年2月开始开班，每期招收28名学员。这些学员年龄在40岁至50岁之间，皆是岛内有发展潜力、年轻且拥有博、硕士学位的干部。总共举办三期，一共培训84人，其中就有施启扬、黄昆辉、魏镛、吴伯雄、陈履安、徐立德、许水德、关中等人在内。在这84名受训干部中，共有台籍人士34名。这批精英后来成为蒋经国的人才库，每当有人事更迭时都会对“国建班”学员加以考虑，并有许多人后来陆续担任各部会的首长、党的重要干部。
由于蒋经国比较注重台籍青年干部的培养，很多人将蒋经国这一政策视为“本土化”工程，甚至有台湾的舆论界戏称蒋经国这一政策为“吹台青”，意思是说蒋经国喜欢培养吹牛的台湾青年。尽管蒋经国在他的讲演、文字记录中从未提“本土化”，但事实上他已开始推行“本土化”政策。蒋经国培养的这些党政青年干部，往往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从家庭出身看，这些青年政要一般都有显赫的家世，父辈的遗泽，也就是出身名门。其次，他们学历较高，大多是赴美国、日本的留学生，很多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是某一学科方面的专家，有的还一面从政，一面兼大学、研究所教授。其三，有不凡的才干，突出的政绩。他们都是学者、技术型的官员，是“学者风范、政客手腕”兼备的人物，他们有新思想，敢于创新，注意务实，讲究效率，因此为官一方，大多有较好的政绩。这批中生代精英分子，后来成为台湾党政的第三代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