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经济管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8月19日到10月2日是第一阶段；自10月3日起，市民开始抢购，到10月31日行政院通过议案，放弃限价，是第二阶段。在这70天的经济管制中，蒋经国虽然采取了严厉的行政手段，大打“老虎”，但终究不能控制物价。
事实上，从9月下旬开始，蒋经国的经济管制工作，已露出失败的迹象，货物不足，物价上涨，抢购成风，黑市猖狂。
遵命出兑黄金、白银、外币的都是一些小商民，遭受打击最重的是民族工商业，他们忍痛把储金兑换掉了，把现存无法藏匿的商品出售尽了，却无力进行再生产，摆在他们面前只有一条路：破产倒闭。而真正操纵经济形势的豪门权贵却依旧囤积居奇，甚至唆使收买一些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分头抢购日用必需品再囤积起来，拿到黑市高价出售。蒋经国坐镇上海月余，上海物价虽然稳定，却渐渐货架脱空，有市无货。有报刊发表评论说：“不知是故意还是无知，政府的经济措施，却始终认为：无中可以生有，对人民始终没有放弃玩弄那一套无中生有的把戏。”
但蒋经国已骑在虎背，他决心“无论是在责任上或者良心上，都是非干下去不可了”。面对困境，蒋经国一方面召集“戡建”大队与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干部训话，加紧做战斗准备。为此，“戡建”大队与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组织了5600个骨干，对全市各行各业实施物资总检查。一队队人马被派往各个餐馆、菜馆，勒令老板倾出全部库存供应，而食客们一人只准买一个菜，办一桌酒席最多不能超过八个菜。警察和经检队员在顾客座位间虎视眈眈，穿梭行走，一见超限便重重罚款。
另一方面，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市民书》，由衷地呼吁上海市民支持政府的经济管制。他说：“为了达成经济管制的任务，不能不忍受一时的痛苦，然而一时的痛苦，总比受长期的通货膨胀的痛苦要轻的多。我们希望上海市民能共体时艰，渡过目前的难关，维持我们既得的物价安定的基础，勿为奸商所破坏，否则上海又将变成投机者囤积家的天下，那时全上海的市民又将陷于生活的恐怖中。”
然而，情势不见好转，各种商品日益缺乏。连最为著名的上海西餐业，都因无法买到肉类和蔬菜，而不得不改卖面包、炒饭。商品缺乏，导致抢购风潮迅速蔓延。不但日用品必需品的米、油、盐、糖的店门前排着长蛇阵，其他布匹、棉纱、胶鞋、雨衣等，也无一不是他们抢购的对象。甚至连棺木寿衣香烛冥纸，也有人去抢购，抢购的浪潮直如排山倒海地袭击整个上海。上海的抢购之风波及到了全国，南京、杭州、无锡也发生了抢购现象。
一面是市民的疯狂抢购，一面是商店缺货。各大商店和百货公司，每天推迟开门营业，下午又提早打烊，好多商店干脆停业。
蒋经国的《沪滨日记》详细地记载了物资紧缺，抢购成风的情形。
9月20日，“巡视市场，发现一般的情形，并不见得良好，蔬菜或猪肉都很少”。
9月24日，“发现一种严重的问题，就是许多工厂，因为限价而缺原料，因缺原料而减工，此种现象，实有急需纠正之必要”。
9月25日，“早晨到中央银行，途中看见许多人排了队，在抢购绒线，以及香烟，社会之穷，可想而知矣”。
9月29日，“米的来源缺乏，小菜场的秩序还是很乱，有若干小工厂因为没有原料已经被迫停工”。
10月2日，“以今天各市场情形来看，人心浮动，很像有冲破限价之势”。
10月4日，“自星期六开始，市场已经起波动，抢购之风益盛”。
10月6日，“米的来源，空前的来得少，而市民向米店买米量则较往日增加一倍，这是一个严重问题”。
在正规市场上出现有价无货的同时，黑市交易却日益猖狂，各类物资的黑市价格如同脱缰野马。10月16日，蒋经国在报纸上发表了扑灭黑市的严厉办法，“但是并没有见效，一切都在做黑市买卖”。到10月底，黑市交易到了疯狂的程度，“做烧饼油条的人，领了配给粉之后，不去做烧饼，而以面粉卖黑市”。蒋经国不得不感叹“社会乱矣，人心乱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