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虽然主要活跃于魏晋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但是其出现自有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他们之所以能够在魏晋时期非常活跃，也有特定的历史条件。
名士成为一个具有一定独立性的阶层，并活跃于社会当在东汉后期，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春秋时期，王室渐渐衰微。随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北山》）的西周强盛局面的结束，社会正酝酿着深刻的变革，周天子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不断下降，诸侯实力在摆脱“周礼”束缚下，迅速增强，以致能与天子分庭抗礼。在这种情势下，士人阶层，一方面人数急剧增加，且随社会又一次大分工的出现，士的分化也相当剧烈，加之私人设教的出现，教育的贵族垄断化转变为一定程度的普及化（“有教无类”），平民接受教育，挤入“士”阶层的情况也较普遍。士人的成分变得相当复杂，他们可以担当社会上的多种角色。人数众多的士人阶层在春秋后期及战国时期成了社会上一支极其重要的力量。其特别著名的人物，可以达到与诸侯关系在亦师亦友之间的地位，在士林享有盛誉，常常令诸侯也敬而畏之。
两汉的经学政治化倾向非常严重，通一经即能入仕，经学成为仕途的方便之门，随即经学渐渐私人化。表现之一是学术家族化。家族内出现一位经学大师，即可代代相传，累世经学成为累世公卿。弘农杨氏自精通欧阳氏《尚书》学的杨震为相以后，四代皆为三公。表现之二是学术门户化。学术本为天下公器，但因学术与名利直接相关，在那个时代传播又不易，所以门生即为座师的私人。加之婚姻制度中的门第观念，社会政治斗争的需要等等原因，士人渐渐由个体变成群体，由家族、亲戚、门生、故吏组成荣衰与共的共体——士族。这种士族至东汉势力已相当大，基本上控制了地方察举之权，甚至操纵地方政权。士族的形成，为士与社会其他力量如宦官、外戚等抗衡的重要条件，并已为名士阶层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和基础。
两汉因名征士，刺激了大量名士的产生，又促进了社会慕名向誉的社会风气。《后汉书》真实记录了许多名士以及当时人的“评语”。《方术列传·郭宪》：“关东觥觥郭子横。”《儒林列传·戴凭》：“解经不穷戴侍中。”“《五经》无双许叔重。”（同上《许慎传》）这类品题之语或出于名人，或出于公议，体现了名士的激增，又表现了世人对名士的向慕。
汉末的“党人”名士才是真正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出现的。因为：一、此间的名士常以团体形式出现，而非个体，如“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等名目，已将个体的名士组合成整体性的名目，在众议中已将他们视为士人的榜样与领袖人物。二、此时士人交往频繁，已不是个体活动，渐渐成为庞大的群体（虽无组织）。三、社会舆论及士人的行动常趋一致，或因领袖人物之一言，或因朝廷的一次举措，士人中都会产生强烈的一致性反响。
汉末、三国、两晋是名士作为一个阶层非常活跃的时期。南朝自刘宋王朝军人政权开始，采取又打又拉的两手策略，渐渐腐蚀分化了名士阶层，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渐渐衰落。至唐宋以降，名士个体依然在不断出现，名士阶层已不复再现。
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总是跟那个时代密切相关。魏晋名士在社会上相当活跃，成为最高统治者不敢小视的力量，在东晋甚至左右时论，掌控朝政。这种状况首先是时代的政治格局所决定的。自建安至晋末，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统一格局的崩坏，使得士人不必束缚于一主，而一主也无力控制所有士人为其服务，君与士的关系不再是必然的唯一的主从关系。在“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形势下，皇室有时还反过来迁就名士，如阮孚身为朝廷重臣，随意把皇帝赏赐的金貂去换酒喝，不去衙门而在家里处理公务，大臣中有人以非礼上奏，皇帝却说：“就用之，诚不快，不尔便废才。”（《晋书》本诗）显然在天下无统一政局的形势下，皇室衰微，中央集权的绝对权威早已丧失，自然也就没有了控制士人的实力。与皇室衰微相关的即是士族势力的强盛。士族在经过两汉，特别是东汉的培育滋长，已成根深枝茂的大树，加上士族间盘根错节的关系，皇室已难撼动。曹丕即位后，更是采取削弱本根，扶持士族的政策，世家大族的势力更大。至东晋几乎是几家大族轮流执政，与皇室共享天下。正是这样的政治形势，使得士族中的出类拔萃人物成为社会上最显赫的众望所归。
第二，品士的风尚盛行。“名士”是在经品评并得到公认后方能成立的。魏晋品士之风更炽，几乎达到了士无名不立的程度，而盛行的时间之长，几与三国两晋相始终。与汉末相比，魏晋品士之风吹遍社会各个层次。皇室也积极参与。“建安七子”就是曹丕说的，晋帝也经常询问一些士人在士林中的影响。简文帝司马昱自己就是一个士林公认的名士。无论是被风所染还是内质所趋，魏晋皇室积极参与名士的品评，甚至自身名士化，显示了品士风尚的影响之深广，当时整个社会都尊重名士，形成了唯名是尚的风气，这决不是名士们自己追名逐誉所能达到的，更不是统治者的评价所能控制的。名士，要在大众场合有出色的才情、脱俗的风度等非凡人格表现方能忝列名士之林，决非徒追名声者所能有的。
社会的大环境是如此，家族的风气也在转变。汉代以经学世家为贵，然而至魏晋，经学世家虽仍绵绵如缕，例傅氏家族等，但风光已不再，代之而起的是名士世家。有的经学世家渐转向“名士传世”，汝南袁氏是汉代有名的经学世家，至晋如袁宏等以名士闻世。王氏、谢氏、庾氏、桓氏、郄氏、殷氏等都是名士世家。这些龙门秀士，家族的熏陶与培养是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寒族之士难望项背。而家族本有的上流交际圈也在客观上为其子孙成名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样的大家族对子女的导向在相当程度上反作用于社会，使社会的尚名之风更加炽烈。社会尊重名士，使名士的地位日益巩固和提高。
第三，价值观念的多元取向。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必然导致士人的个性化发展，从而出现各行其是，各任其性的现象。汉代，统治者的利禄之途，最高统治者基本的身体力行，以及教育的独尊儒学，多方面的共同作用使社会价值观念基本趋同。曹操的用人标准重才轻德，恰与儒家观念相悖，沿用几百年的一统观念就此受到挑战。尚才，导引出观念的多元，因为“才”是最具个性化的，重才无疑是鼓励个性化。后来讨论“才性”关系，即是在理论上的延伸。当然社会的混乱，政权的屡易，最高统治者即使标榜名教，而行为则是践踏名教，都促使其恢复到儒学一尊的努力（暂不管是否真心）成为泡影，结果只能加速多元化发展。其直接结果是行为准则与模式的多姿多彩，或心持传统而行为怪诞，或身在朝廷神在山林，或以饮酒而避世，或以吃药而求寿，或沉湎于艺术，或痴迷于玄理，整个社会处于争奇斗异、各展异彩的无模式无准则状态中，要之，以追求自由自然为终极目标。这种失控的社会，正是充满个性精神的名士纵横驰骋的理想之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