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通过在现代都市中设置一个个独立自足的、类似传统社会中“家族”的家庭来承载其“礼俗化都市”的文化理想。正如费孝通所说：“小家族”是“我们乡土社会中的基本社群。”661林语堂通过对都市中“小家族”或“大家庭”662生活的描写，来展现中国传统礼俗社会的生活风貌，对西方现代社会问题重重的家庭关系进行反拨。早在公元前六至五世纪，西方国家姓族和血缘社会就已经解体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明确地指出，希腊城邦已经不是血缘团体，而是以共同利益（善业）为纽带的社会性联合体，是“政治社团”。希腊城邦尽管也起源于一种血缘的氏族团体“Gens”，同中国的姓氏相同，但是，“公元前六世纪由民主主义政治家克里斯提尼所推动的政治改革，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打破和改造雅典社会结构中残存的血缘姓族组织。他设立官吏民选制度，从而彻底排除了世官世禄的种姓制度。”663从此，西方国家的人们不再以家庭的形式进入社会，而是以个人的姿态进入社会。“在公元前五世纪梭伦变法的时候，那种以姓氏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结构被彻底打破了。”664这一古代世界政治史上“伟大的创造和发明”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665.但随之而来的，除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有家庭关系的出现危机，就像雅斯贝斯所言：“群众聚居在形如兵营的房子里。本该是一个家的地方，已变成单纯的栖身之巢或睡觉的地方；日常生活则日益技术化。这些因素都易于使人们对他们能随随便便离开的环境取全然无所谓的态度。他们已不再把这种环境看成是某种他们在精神上非常依恋的地方。”666也就是说，“家”在西方社会已成为一个缺乏感情色彩的场所。在中国，农业文明的发达造成中国人强烈的家庭观念。“汉民族是一个较早就采用田间耕作的农业定居民族。据考古，我国早在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就出现了发达的农业文化。在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马家浜文化的河姆渡遗址，以及河南磁山、裴李岗等四十多处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炭化的稻壳、小麦、粟等农业作物和农耕生产工具。这表明中国文明是一个早熟的农业文明。”667汉民族世世代代长期定居农耕，这使其始终生活在“家庭”之中，生活在固定的地域和血缘关系之中。由此使地域组织和血缘组织相互重叠，地域观点和血缘观念融合生长，形成了以家庭血缘为内核、以固定地域为形式的家族观念。在中国社会，家是国的根基，国是家的扩展与延伸。君子先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家国一体，自古亦然。并且“家”是个人“安身立命”之所，个人价值需要仰仗家族而存在、发展，脱离了家族，个体将失去保护，个体价值也将贬值。所以说，“家庭是中国人人生理想的终极，是制约和支配思维及行为的一种潜在的内机制，是所有价值观念的基本点！”668连黑格尔也说：“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家庭的义务具有绝对的约束力，而且是被法律订入和规定了的。”669在这样的传统因袭下，林语堂自始至终注意探讨“家庭问题”，认为“快乐的要素第一存在于家庭。”670他指出：“中国的社会和生活都是组织于家庭制度基础上的，乃是人所共知的事。这个制度决定并润色整个中国式生活的模型。”671因此中国人的行为动机是，“‘你要做好，这样你的家人可因你而得荣耀；你要戒绝恶事，这样你就不至于玷辱祖宗。’……这是中国人要做一个中国人的理由。”672他认为“家庭”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家庭的体制成为人在其中成长，学习人生第一课，且继续在一生中运用的社会团体。家庭提供安全感。”673在他看来，人生的真谛既不在“名利权”，也不在“超凡脱俗”，而是“存在于乐天知命以享受朴素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与和谐的社会关系。”674因此，极力追求家庭的快乐，是林语堂小说中许多人物的人生选择和文化选择。
现代都市的发展影响了人们的家庭观念，“抑制人们复归家庭（resdomesticas）”675，家庭内部“藏着一种反自然的嘈杂声和宿怨（stasis）及纷争（seditio）的威胁。”676商业经济的发达，逐渐使传统社会中以家庭为单位的人与人之间的群体合作不再是生存的必需，其融洽与否也就显得无足轻重。在林语堂看来，现代社会（以美国社会为代表）家庭关系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现代女性的婚育观。许多现代女性走向越来越广阔的社会，自身的性别意识却日益淡化，对事业的追逐扰乱了人的正常生活秩序，女性渐渐失去内心的宁静，因而不愿面对自身所应当承担的职责：“个人主义和崇拜智力往往能蒙蔽一个人，使他看不见家庭生活之美丽。”677针对现代社会女性不愿结婚、生育的现象，林语堂极力反对，将其看作现代文明的畸形产物，认为这是违反自然和母性本能的，不仅会使女性失去母性本能而且会失去女性特征，会成为女性病理的根源。他说：“不婚嫁，无子息，拟从事业和个人成就之中寻求充足满意生活的替代物，和阻止虐待牲畜，在我看来，都是很愚笨可笑的。”678林语堂由此提出了对西方现代社会的质疑：“在这种社会中，我们对于婚姻即有了一种新奇的意见，视为不过是许多次的接吻，而于结婚的钟声中结束。对于女人也有了一种新奇的观念，视为不过是男人的伴侣，而不是为母者。”679针对这些违反自然人性的社会现象，林语堂这样劝说不婚不育的美国女人：“我对美国女人要说的是一句老套的话：不管用什么手段，出去找一个男人吧。潜在的意识已经死了——让我们恢复到简单意识到的真理吧。出去找一个男人，生儿育女，养小鸡与种萝卜。”680在小说中，林语堂也认为一个女性假若不结婚、不生育，那么她很难真正成熟与完美。《京华烟云》中的木兰、莫愁在婚嫁、怀孕、生产的过程中不仅十分愉快、投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使自己更加成熟。林语堂尤其重视母性的实现，他认为女性的一切权利之中，最大的一项便是做母亲，他说：“我希望一般的女人能把婚姻当做理想职业去生育小孩，或者也洗一些碗盏。”681《京华烟云》中的牛素云是牛家千金小姐，曾家少爷之妻，因其不生育被曾家视为最大缺陷，这是导致她离婚、被赶出曾府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银屏虽然只是姚府的一个丫环，但因她生了姚家的孩子，死后灵牌还被请进姚家宗祠。《奇岛》中，劳思认为“每个女人都有权成为母亲”682.“没有女人比站在摇篮边的母亲或正在哺育孩子的母亲更美丽的了。”683《唐人街》中，林语堂嘲笑美国女性哺乳幼儿的遮遮掩掩的态度：
美国是最可笑的一个民族。你可以在银幕上看到男女躺在床上亲密地接吻，可是就看不得母亲哺乳她的幼儿。……事实上这是最自然、最无邪也是最美的母性在流露。美国人渲染、夸示性的乐趣并以此来赚钱，他们在任何东西上都画上了女人的乳房；但是他们却羞于看到母亲哺育幼儿。公开展示女人的裸体不算猥亵的事，但是母亲哺育幼儿反而被认为见不得人。684
他认为，“一个女人最美丽的时候是在她立在摇篮的面前的时候；最恳切最庄严的时候是在她怀抱婴儿或扶着四五岁小孩行走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则如我所看见的一幅西洋画像中一般，是在拥抱一个婴儿睡在枕上逗弄的时候。”685这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中国人把生育子嗣当作一件大事”686.在婚育观上，林语堂的内在逻辑是：女人必须首先是女人，要履行女人的本分。在现代中国很少有人像林语堂这样从生物学角度思考女性问题，并将母性视为人类的根本，这对抵御现代文化对母性的异化是相当有意义的，如艾玛在讨论生育时所指出的：“旧世界的人……一心只想发明喷射机，发现银河星系，很少把心思放在平常的题目上。他们在这方面的思想，几乎从纪元一世纪以来就没变动过，也很少人想到，人类应与母道有关。”687
第二，西方社会的老人观。西方社会对实利的追求造成对老人的忽视。林语堂认为，西方社会，尤其美国，由于对利益的重视，人们过于重视能够创造更大利益的青春，因此对老人不够尊重，这便使人忌讳并畏惧年老。但是“一个人决不能不老”，既然如此，便应当坦然“享受它”，“拿晚年当做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代”688.因此，林语堂用不乏悲凉但热情洋溢的语调说：“我们必须如此计划我们的生活方式，以使人生的极乐时期出现在老年之时，而并不在知识未充分的青年时期。”“生命交响曲，其终点处应是伟大的和平晴朗，物质舒适和精神上的满足，而不是破锣破鼓的刺耳响。”689林语堂的小说中大都有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主持局面，如《京华烟云》中的姚思安、《唐人街》中的老杜格、《朱门》中的杜忠、《奇岛》中的劳思等，他们儒雅谦和，成熟智慧，没有封建家长的专制与专权，兼具传统美德与现代思想，赢得了子女及周围人的敬仰，作家以此赞美礼俗社会“老人文化”的优秀成分并与西方社会的不尊重老人形成对比。林语堂借洛伊之口说：“要一个年轻人尊敬老一辈的人，又有什么不对？”690《奇岛》中也明确指出：“在这岛上，年轻人必须尊敬长者”691.林语堂的老人观对西方社会在利益的驱动下所造成的对老年人的忽视不无矫正作用，同时对现代中国启蒙思潮影响下的“老人观”也是一个启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父与子”的冲突，尤其以父辈为代表的老人文化受到无情的审视与鞭挞。因为中国传统家庭中的“老人至上”文化以外在和内在、残酷和温情、骤变和渐变的方式消泯青年甚至幼者的个性与创造性，同时老人的保守、封闭也使中国文化的前行步履艰难。正因此，鲁迅等一批文化先锋以锐利的历史目光批判传统的“老人文化”。新文学的诸多作品都涉及到父子冲突，而父辈一般总是作为被否定的形象出现，如巴金的小说《家》，父辈代表的是封建、保守、腐朽、落后，而子辈则代表了现代、新生、希望、光明等。在林语堂笔下，流行的父子冲突让位于文化冲突，父子关系呈现出和谐态势。中国新文学确实粉碎了传统家庭文化的“老人至上观”，但因其“矫枉过正”的策略而失去了对“老人文化”某些优秀方面的冷静持守。因此，林语堂的持论不无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