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发生的几个重大事件决定了我的政治发展和斗争方向。首先是矿工大罢工，整个矿脉地区有7万名非洲矿工参加了罢工。这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J.B.马科斯、旦·图鲁麦、高尔·瑞德贝和许多非洲人国民大会积极分子的发动下，非洲矿工工会（AMWU）于20世纪40年代一直酝酿组织这次大罢工。矿脉地区有40万非洲矿工，他们多数人一天只挣两个先令。矿工工会多次要求矿业协会最少一天支付每个矿工10先令，另外给矿工提供住处并每年提供两周的休息时间。矿业协会对矿工工会的要求不予理睬。
在这次南非历史上最大的罢工中，矿工们团结一致，坚持罢工一周。政府野蛮地进行了报复，领头罢工的人遭到了逮捕，矿工大院被警察团团围住，非洲矿工工会各办公室遭到了洗劫，游行队伍遭到了警察的野蛮镇压，有12名矿工被打死。当地人代表委员会以休会表示抗议。我有几个亲戚是矿工，罢工期间我看望了他们，同他们讨论了出现的问题，对他们表示支持。
马科斯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资深会员和共产党党员，当时任非洲矿工工会的主席。马科斯出生在德兰士瓦的一个混血家庭里。他是一个富有魅力而十分幽默的人，高高的个头，肤色不太黑。在罢工期间，我经常同他一起从一个矿到另一个矿，与矿工交谈，谋划斗争策略。从早到晚，他一直表现出冷静而理智的领导才能，他的幽默甚至可以使大的危机化险为夷。矿工工会组织及其控制矿工的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是在这样的野蛮镇压面前，工会组织仍然没有失控。
最终，政府占了上风：罢工被镇压，工会被破坏。这次罢工使我与马科斯开始建立了亲密关系，我经常到他家去拜访他，一起讨论要不要和如何反对共产主义的问题。马科斯是共产主义坚定分子，但是，他绝不会亲自反对我的观点。他认为，青年人信仰民族主义是很自然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丰富，我的观点变得越来越宽。我与摩西·考塔尼和玉苏福·达杜也讨论过同样的问题，他们两人与马科斯一样，都认为共产主义必须与非洲的形势相结合。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其他共产党人谴责我和其他青年团员，而马科斯、考塔尼和达杜绝不会这样做。
罢工后，有52人被逮捕并起诉，其中包括考塔尼、马科斯及其他共产主义者。开始他们被指控煽动罢工，然后又被指控挑动叛乱。这是一种政治审判，是一种政府表示不会对红色威胁手软的努力。
同年，另一件重大事件迫使我彻底改变了对政治工作的态度。1946年，斯马茨政府通过了《亚洲人土地占有权利法》。这个法律禁止印度人自由移动，限制印度人居住和经商的区域，严格禁止他们购置不动产的权利。作为回报，他们以白人替代者的身份被授予议会代表权。德兰士瓦南非印度人大会主席达杜医生把这种禁令和提供议会代表权谴责为“一种虚伪的选举权的虚假授予”，而大家把这个法律叫做隔离法。这是对印度社团的严重污辱，这个法早于《社团区域法》，它的实施将限制全南非有色人的自由。
印度社团非常气愤，他们发起了为时两年的被动抵抗运动来反对这两个法律。在达杜医生和纳塔尔南非印度人大会（NIC）主席G.M.奈克医生的领导下，印度社团开展了群众运动，其组织和献身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家庭妇女、牧师、医生、律师、学生和商人，都走上抗议斗争的前线。两年中，他们不怕牺牲、坚持战斗。他们多次举行群众大会，占领白人保留的土地，至少有2000名志愿者被抓进了监狱，达杜医生和奈克医生都被判处6个月的重体力劳动。
参加这个运动的组织仅限于印度社团，并不鼓励其他社团组织参加。即使如此，埃克苏玛医生和其他非洲领导人还是在几次会议上讲了话，与青年团一起对印度人民的斗争给予道义上的全力支持。政府用严厉的法律和威胁对这次抵抗运动进行镇压，但是，我们作为青年团团员并以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的身份亲眼目睹了印度人民以非洲人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采取过的方式对种族压迫表示反对。伊斯梅尔·弥尔和J.N.辛格中止了学业，告别了他们的家人，走进了监狱；阿迈德·卡特拉达还是一位中学生，也被投进了监狱。我经常去阿米纳·帕哈德家里去吃午饭，那时，这位漂亮、动人的女士忽然为了信仰而放下围裙被关进了监狱。如果我过去曾经对印度社团反对压迫的精神有过怀疑，那么，现在我对此不再有任何怀疑。
印度社团的斗争在我们青年团所要求的那种反抗斗争方式方面成了一个典范，从而在人民中灌输了一种反抗和激进主义精神，使人民不再害怕坐牢，提高了纳塔尔南非印度人大会和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TIC）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他们提醒我们，自由斗争不仅仅是作演讲、召开大会、通过决议和派代表团的问题，而是一个精心组织、发动群众，特别是要有牺牲精神的问题。印度人的这次运动使我回想起1913年在印度举行的被动反抗运动。在那次运动中，莫汉达斯·甘地领导印度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使印度由纳塔尔非法过渡到德兰士瓦。那次运动已经成为历史，而这次运动就发生在我的眼前。
1946年初，艾韦琳和我搬进了奥兰多东我们自己租用的一套两室平房里，随后又搬进了奥兰多西8115号稍大一点的房子里。奥兰多西是一个灰尘满布、到处是方盒子式小房子的一个区域，后来成了大索韦托的一个部分。“索韦托”是西南城镇的缩写。我的房子位于一个被这里的居民称作西悬崖的地方，其北面就是迷人的白人居住区。
我的新房子的月租金为17先令6便士。房子本身与数百处其他房子一样，都是沿着泥泞的街道建造在巴掌大小的一块地皮上。房顶是标准的铁皮房顶，地面是清一色的水泥地面，厨房不大，后面有斗大的卫生间。尽管外面有路灯，但由于房子都没有通电，所以房内点的是煤油灯。卧室很小，一张双人床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这些房子是城市管理部门专门为必须在城市附近居住的工作人员建造的。为了缓解单调乏味，有的人开辟了一小块花园或把门涂上醒目的颜色。虽然房子很小，但它是我拥有的第一个真正的家，我因此感到非常自豪。一个男士直到有了自己的房子后才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所房子将是我以后多年的唯一住处。
政府之所以把这个房子分给我和艾韦琳，是因为我们不再是一个两口之家，而是一个三口之家。那年，我的第一个儿子马迪巴·泰姆比基勒降生到了这个世界。他被起了个马迪巴的氏族名字，但是，大家都称呼他的小名泰姆比。他是个健康活泼的小男孩，多数人都说他更像他的母亲。现在，我有了继承人，尽管我没有东西可以留给他。但是我留给了他曼德拉这个姓和马迪巴这个氏族名，这是一个考撒男性的基本责任。
我最终有了一个固定的住所，实现了由到别人家做客到在自己家里招待客人的转变。我妹妹丽比叶和我们住在一起，我把她送到铁路对面的奥兰多中学去读书。按照我们的文化习惯，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有责任款待本家庭的其他成员。我亲属众多，又有新的房子，这两条就意味着我有许多客人。
我几乎没有时间去享受家庭生活，但是，我热爱家庭生活，我喜欢与泰姆比一起玩，给他洗澡、喂食，讲故事哄他睡觉。事实上，我喜欢与小孩们玩耍和聊天，这也一直是使我感到最安逸的事情之一。我喜欢在家里松弛一下，静静地读书，闻着从厨房里滚开的锅中散发出的甜甜的、香喷喷的饭菜味。不过，我很少在家里享受这一切。
那年下半年，迈克尔·斯克特牧师开始在我家居住。斯克特是一位英国国教会的神职人员，也是一位伟大的非洲人权运动的战士。有一个名叫科莫的人一直在找他的麻烦。科莫正在约翰内斯堡外面的一个棚户区谋求住处，而政府打算对这个地方实施搬迁。科莫要求斯克特出面反对这个搬迁计划。斯克特说：“只有你要占的那个地方也算上我的一份，我才帮你这个忙。”他准备搬到那个棚户区并在那里传教。斯克特为无家可归的人在一个岩石圆丘上建造了一个棚户区，这个棚户区在北非战争结束后被居住在那里的人称作“陶布卢克”。礼拜天早上，我有时带泰姆比去那里玩，因为他喜欢在那里捉迷藏。在斯克特建立起他的传教点之后，他发现科莫正在侵吞人们为反对搬迁而捐的钱财。当斯克特去找科莫理论此事时，科莫把斯克特从棚屋里轰了出来，并威胁说要要他的命。
斯克特来奥兰多我的家中避难，并带了一个名叫德拉米尼的黑人神甫。德拉米尼也有妻子儿女。我家很小，斯克特住在会客室里，德拉米尼一家住在另一个房间里，而我只好把所有的孩子都安排在厨房里。斯克特是一个很谦虚、很平易近人的人，而德拉米尼则有点难以相处。有时，他抱怨饭菜不好。“看这里，”
他说，“这块肉太瘦、太硬，根本没做熟，我不喜欢吃这种肉。”斯克特对此感到很吃惊，并劝他不要挑剔，但德拉米尼却不在乎。第二天晚上，他可能又说：
“好，这次比昨天好了点，但是并非十分好。曼德拉，你夫人就是不会做饭。”
德拉米尼间接地使问题得到了解决，因为我想尽快让他离开我家，所以，我亲自到了那个棚户区，说斯克特不像科莫，是他们的真正朋友，要求那里的居民在这两个人中挑选一个。他们随后组织了选举，斯克特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于是，他又搬回了棚户区，并把德拉米尼神甫一起带回了棚户区。
年初，我完成了不可或缺的三年见习期，在“维特金—希代尔斯基—埃代尔曼”律师事务所里的合同见习期已满。我决心做全日制学生，以便获得法律学士学位，这样我就可以通过自己努力从事律师生涯。我在希代尔斯基那里每月挣8英镑10先令的薪金没有了，这种损失简直就是灾难性的。我向约翰内斯堡南非民族学院的班图福利信托公司申请250英镑贷款，以支撑我的学业。这笔钱包括大学学费、教科书费和生活补贴。最后，我获得了150英镑的贷款。
三个月以后，我又向福利信托公司写了申请，说明我太太要休产假，每月我们将失去17英镑的工资，而这个钱是我们生活所绝对必需的。我真的又得到了一笔贷款，我为此而非常感激，但是贷款条件是令人遗憾的。我女儿马卡紫薇的出生并没有什么困难，但是，她的体质比较差。从此之后，我们担心会发生最坏的情况。许多夜晚，艾韦琳和我轮流看护着她。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病正在危及这个小女孩的生命，医生也没有说清她到底患的是什么病。艾韦琳以一位母亲的不知疲倦和一位护士的专业技术监护着这个小生命。当九个月大的时候，马卡紫薇夭折了。艾韦琳十分伤心，唯一能减轻我的悲伤的事就是设法安慰她。
在政治上，不管你考虑得多么周密，环境条件常常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1947年7月，我与莱彼德就青年团的事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讨论。他对我说，他的胃突然疼痛，而且伴随着怕冷。当疼痛恶化时，我把他送进了嘉勉医院，同一天夜里，他就去世了，当时他只有33岁。许多人为他的去世而悲痛，瓦尔特·西苏陆似乎无法忍受这种巨大的悲痛。他的去世是非洲青年运动的一大损失，因为莱彼德是思想的洗礼盆，他能把其他人吸引到这个组织里来。
莱彼德的职务由皮特·穆达接任，他的分析方法、清楚而简单地表达自己的能力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使他成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和青年团的杰出领袖。穆达比较瘦弱，不愿意多说话。他对不同的观点能够宽宏大量，他的思想比莱彼德更成熟、更先进。我认为，穆达的领导水平在莱彼德之上。
穆达认为，青年团应当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起到内部增压器和民族起飞的翅膀的作用，以便把非洲人国民大会推向一个新的纪元。那时，非洲人国民大会连一个全日制工作人员都没有，组织一般很差，运行缺少计划性（后来瓦尔特成了第一个专职非洲人国民大会职员，薪金特别高）。
在Z.K.马修斯和人类学讲师戈佛雷·皮彻的指导下，穆达在福特黑尔大学建立了青年团支部。他们在那里招募大学生，为青年团吸收新鲜血液和思想，其中最杰出的是马修斯教授的儿子乔和罗伯特·索布克韦。罗伯特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演说家和卓越的思想家。
穆达在民族主义方面比莱彼德温和，他的思想没有莱彼德那种激进的色彩。
他仇恨白人压迫和白人统治，但不是白人本身。他对共产党也不像莱彼德和我那样极端。我是青年团员中对白人内部左派持怀疑态度的人。尽管我有许多白人共产党朋友，但我警惕白人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影响，反对与共产党联合行动。我担心，共产党会在联合行动的幌子下接管我们的民族运动。我认为，我们的运动是纯粹的非洲民族主义运动，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或多种族主义运动，通过这种运动可以使我们获得自由。我甚至与青年团中的几个同事一起在主席台上闹事，扯掉标语，抢夺麦克风，破坏共产党的大会。在12月份召开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大会上，青年团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驱逐共产党人。但是，我们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尽管受1946年印度被动反抗运动的影响，我担心印度人同担心共产党人一样，害怕他们谋求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获得主导地位，部分原因是他们在受教育、经验和训练方面都优于我们。
1947年，我被选进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执行委员会，在德兰士瓦省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C.S.拉默哈诺的领导下工作。这是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第一个正式职务，它代表着我献身这个组织的一个里程碑。直到这个时候，我所作出的牺牲仅仅是周末不能在家陪伴我的太太，晚上回家很晚。我没有直接介入任何大的运动，我还不懂得一个自由战士的生活是何等危险和困难。我不必为我的献身而付出大的代价。自从被选进德兰士瓦省执行委员会，我开始认识到自己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整体，不论是希望还是失望、成功还是失败，我现在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事业之中。
拉默哈诺是另一个让我受益匪浅的人士。他是一个坚强的民族主义者和卓越的组织者，能权衡不同的看法，从而达成折中。尽管拉默哈诺不同情共产党人，但是他仍然能够与共产党人很好地交往。他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全国性的民族主义组织，应该欢迎一切支持我们事业的人。
1947年，在印度被动反抗运动的启发下，埃克苏玛、达杜、奈克分别以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南非印度人大会和纳塔尔南非印度人大会主席的名义签署了“医生公约”，同意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这是朝着非洲人与印度人联合在一起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不是创立一个核心政体去领导所有的运动，而是同意在共同利益问题上开展合作。后来，“非洲人民组织”（APO）也参加了这一合作。当时，非洲人民组织是一个有色人的组织。
不过，这种协议至少是一种尝试，因为每个民族集团所面对的问题不尽相同。例如，《通行证法》只影响印度人和有色人，而《犹太人法》对印度人的抗议活动是一种促进，但对非洲人也有影响。有色人当时更关心种族划分和工作保留问题，而这些问题并没有严重地影响到非洲人和印度人。
“医生公约”为将来非洲人、印度人和有色人之间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因为它关系到每个民族的独立，并且也说明通过一致行动可以获得成效。“医生公约”在全国促成了一系列非激进的反政府运动，其目的是把自由斗争中的非洲人、印度人团结在一起。在这些运动中，首先是第一次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人民公投选举大会，这是一个把选举权推广到全南非的运动。在我主持的一次非洲人国民大会紧急会议上，埃克苏玛宣布了此事。当时我认为，这一运动将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控制之下进行，但是，当我得知非洲人国民大会不准备领导这个运动的时候，德兰士瓦执行委员会决定，非洲人国民大会应当立即从运动中退出。当时，我的想法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应该只介入自己领导的运动。与关心运动能否成功相比，我更关心谁能获得信任。
即使在退出运动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省主席拉默哈诺又发表了一个紧急声明，号召本省非洲人参加普选，明确反对德兰士瓦执行委员会的决定。
这是执行委员会不能容忍的背叛行动。在为解决这个问题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有人要求我提出一个不信任动议，反对拉默哈诺违反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我感觉在义务与个人忠诚之间、组织责任与个人友情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我十分清楚，我将要谴责的是一个我对他的忠诚和奉献毫不怀疑，他在解放斗争中的牺牲远比我的牺牲要大的人的行动；我知道，他号召采取的这种行动实际上是崇高的行动，因为他认为非洲人应该帮助他们的印度兄弟。
但是，拉默哈诺违抗上级的决定，其性质是严重的。虽然像非洲人国民大会这样的组织是由个体组成的，但是，它比任何一个个体都要大，忠于组织胜过忠于个人。我同意带头对他展开斗争，于是提出了谴责他的动议。这种谴责得到了奥利佛·塔博的支持，这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支持其主席的与会者与站在执行委员会一边的与会者之间发生了唇枪舌剑，会议在混乱中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