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的生活是愉快的，也是令人感到不稳定的。那里的气氛活跃，那里的精神富有冒险性，那里的人民足智多谋。尽管那里的城镇也有个别漂亮的建筑，但是，公正地说，那里可以用“贫民窟”、“当局对那里的生活漠不关心”来描述。那里的道路什么也没铺，脏乱不堪，饥饿、营养不良的儿童半裸着身子四处乱跑。空气中混合着浓浓的、从马口铁火盆里和炉灶里冒出的煤烟。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路旁流进水塘里的死水蛆满为患，散发着恶臭。由于根本没有电，亚历山大被认为是一座“黑暗城镇”。夜间步行回家非常危险，因为没有灯光。寂静偶尔被喊叫声、狂笑声和枪声打破。这种黑暗与特兰斯凯的黑暗完全不同，那里的黑暗似乎是把一个人包裹在欢迎的怀抱里。
城镇区拥挤得令人绝望，每平方英尺土地不是被摇摇欲坠的房子占据，就是被铁皮房子充斥。在特别差的地方，邪恶暴力经常发生。生命在这里是廉价的，夜里经常发生动枪动刀的暴力事件。这里身带“抖腕弹出刀”的强盗很多，也很出名，当地人把这些强盗称作“曹次司”（歹徒）。那个年月，他们模仿美国电影明星，头戴浅顶呢帽，身穿双排扣上衣，系着宽而华丽的领带。在亚历山大，警察出警是生活中的一大特点。警察经常大量地抓人，因为那里的人行施暴力，拥有烈性酒，也不缴纳人头税。几乎每个角落里都有铁皮房地下酒吧、非法沙龙，这些地方都出售家酿啤酒。
尽管亚历山大的生活像地狱，但是，这里也是个致富之地。作为南非为数不多的地区之一，非洲人在这里可以积累私有财产，经营自己的产业。在这里，非洲人不必向白人市政管理当局磕头。亚历山大是一片希望的沃土，见证了我们的人民冲破当地的约束、成为城市永久居住者的历程。为了让非洲人生活在农村或在矿上打工，白人政府坚持认为非洲人本质上就是农村人，不适合城市生活。亚历山大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却戳穿了这种无耻的谎言。其居民来自各个非洲部落，完全适应城市的生活和政治意识。城市生活有利于抹掉部落之间和种族之间的隔阂，我们不是考撒人、索托人、祖鲁人或山杠人，我们是亚历山大人。这种生活创造的团结意识，在白人当局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白人政府在处理非洲人的时候总是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和依靠人民中的种族分裂势力。
但是在亚历山大这样的地方，这些差别是不存在的。
亚历山大在我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因为这是我离家之后居住的第一个地方。尽管后来我居住在索韦托地区的奥兰多，而且居住的时间远比居住在亚历山大的时间长，但是，我总是这样看，虽然在亚历山大没有自己的房子，但它却是自己的家，而奥兰多虽然有自己的房子，但它却不是自己的家。
在亚历山大的第一年中，我比在库奴生活的孩提时代更加了解贫穷的含义。
我似乎从来就没有钱，我想方设法依靠各种生活资源生存着。律师事务所每周付给我2英镑，其中包括合同约定职员一般要付给律师事务所的一大块学徒费。在每周2英镑的收入中，作为房费，我每月支付库玛先生13先令4角；来往亚历山大最便宜的交通方式是只供非洲人乘坐的“当地巴士”，每月要支付1英镑12先令，这用去了我收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为了通过函授完成学业，我还要支付南非大学的各种学习费用；另外大约1英镑是生活费。薪金的一部分还要购买更重要的物品——蜡烛，没有蜡烛我就无法学习。我买不起一盏煤油灯，蜡烛陪伴着我每天苦读到深夜。
显然，每个月我都要差几便士。为了节省车费，每月有几天我要早晨跑6英里去城里上班，晚上再跑6英里回家。我常常饿着肚子度过一天又一天，衣服也无钱更换。希代尔斯基先生有一次把他的一身旧衣服给了我，他与我一般高。衣服缝了又缝、补了又补，五年中我几乎天天穿着那身衣服，到后来，那套衣服到处是补丁摞补丁。
一天下午，我乘巴士回亚历山大，与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人坐在一起。他是那种喜欢穿美国电影中强盗穿的服装的青年人。我发现我的衣服刚刚触及他的衣服边，他就看到了，于是他非常在乎地动了动身，使我的衣服不再靠在他的衣服上。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动作，想起来有点可笑，但当时却令人痛心。
帮助穷人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帮助穷人常常是真实友情的孵化器。当有钱的时候，许多人都会向你表示友好，但是，当你贫穷的时候，则很少有人与你交往。如果财富是一块吸铁石，那么贫穷就是一个排斥器。贫穷也常常会引起别人的同情。一天早晨，为了省钱，我决定步行去城里上班。在路上认出了一位年轻女士，她是我福特黑尔大学的同学，名叫皮利斯·马赛库。她在大街的同一侧向我走来。我由于穿得太破而不好意思见她，因此，想横过大街，希望她认不出我。但是，我听她喊“纳尔逊……纳尔逊”！我停住了脚步，并转身走上前去，假装这时才认出了她。她见到我很高兴，但是，我不知道自己看上去有多么寒碜。“纳尔逊，”她说，“这是我的地址，奥兰多东头234号，请你到我家里去玩。”我决心不再自己羞辱自己，一天我需要正常地吃一顿饭，于是就来到了她的家里。她没有因为我贫穷而小看我，从那以后，我经常去看她。
我的房东库玛并不富裕，但是，他是一位慈善家。每个礼拜天，我往往一整天都在挨饿，他和他的夫人总是为我提供免费午餐。那些蒸猪肉和蔬菜常常是我一周能吃上的唯一一顿热饭。不管我在哪里或做什么，礼拜天我决不会不到库玛先生家。其余时间，我都是靠面包维持生活。有时候，所里的秘书们也会给我带些吃的。
那时候我很落后，贫穷和乡土习惯有时会闹出笑话。有一天，我搬到库玛先生家里时间不长，我走在从约翰内斯堡回家的路上，肚内十分饥饿。我已经节余了一点钱，决定挥霍一次，买点鲜肉。我好久没有吃到肉了。因为周围没有正规的屠宰肉店，于是我走进了一家熟食店。这是我来到约翰内斯堡之后才看到的一种商店，透过玻璃，我看见一大块令人馋涎欲滴的肉。我叫站在柜台后面的一位先生给切了一块。他把肉包好递给了我。我拿着那块肉，抱着有一顿美餐等着我的梦想直奔家中而去。
当我回到亚历山大我的房间的时候，我招呼房东的小女儿。她只有7岁，但她是一个聪明的小女孩。我对她说：“你把这块肉拿去让你姐姐帮我做熟好吗？”我看她想笑，但又控制着没笑出来。因为她十分尊敬长者。我感觉有些不对劲，于是问她是否有什么差错。她乖乖地说：“这块肉是熟的。”我问她说什么，她解释说我买的是一块火腿，可以直接吃。这对我完全是一件新鲜事。我没有承认自己完全无知，告诉她我知道那是一块做熟了的火腿，但我想热一下。她知道我是在不懂装懂，便跑着离开了我。那块肉好吃极了。
在亚历山大，我重新与生性活泼的爱伦·恩卡彬德续上了旧。我在希尔德顿读书时就认识她，这时她正在亚历山大的一所学校里教书。事实上，爱伦和我已经坠入了爱河。在希尔德顿，我对她只是稍有了解。直到在亚历山大我们重逢的时候，我们之间的爱情种子才开始绽开花朵。那时，我与她在一起的空闲时间太少了，谈情说爱很困难：我们周围总是有那么多人，几乎没有适合谈恋爱的地方。我们唯一能单独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外面的露天场所，因此，爱伦和我只好在亚历山大城内的草地上或小山上走一走。我们大多只是在一起走走而已，当时间允许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搞一次野炊。
爱伦是斯威士人，尽管城内的部落观念越来越淡薄，但是，我的一位朋友却说我们之间的关系纯粹是建立在部落基础上的关系，我明确反对这种观点。
但是，我们的不同背景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马布托太太对爱伦不感兴趣，主要因为她是斯威士人。有一天，我正在马布托家里，马布托夫人听见有人叫门。是爱伦，她正在找我。但马布托夫人却说我不在。后来她才对我说：
“哼！纳尔逊，有位姑娘曾经来这里找你。”马布托太太然后问我：“那个姑娘是山杠人吧？”尽管山杠人是名门望族，但是在当时，山杠人是个贬义词。
我对此很生气，说：“不，她不是山杠人，她是斯威士人。”马布托太太坚持认为我应该找个考撒姑娘。
这个劝告并没有阻止住我。我喜欢爱伦、尊敬爱伦。我认为，不听这个劝告倒是有点绅士风度。这种关系对我来说是新鲜的，与一位非考撒姑娘交往使我感觉自己很有胆识。我年轻，在城里无依无靠，爱伦不但担当了我的浪漫伴侣的角色，而且还担负起母亲般的责任。她养活我，给我信心、力量和希望。但是，几个月后，爱伦就搬走了，我们痛苦地相互失去了联系。
库玛先生有5个女儿，每个都十分可爱。最令人喜爱的是他的那个名叫迪迪的女儿。迪迪和我差不多大，她多数时间都在约翰内斯堡郊外的白人区里做家政服务。我刚刚搬进她家的时候，很少能见到她。但是，后来当我对她熟悉了的时候，我也爱上了她。但是迪迪对我却不屑一顾，原因是我只有一套补丁衣服和一件脏衬衣，形象与一个流浪汉没有什么两样。
迪迪每周末都返回亚历山大，总是在一位年轻小伙子的陪同下回家。我估计送她回家的那个年轻小伙子是她的男朋友，他帅气而又有钱，还有汽车，这是很少见的。他身穿昂贵的美国式双排扣服装，头上戴着宽边帽子，很注意外表。他可能干过强盗，对此我不敢肯定。他站在房子外面的院子里，双手插在西装背心的衣袋里，显得很神气。他热情地与我打招呼，但能看得出来，他并没有把我看作他的情敌。
我希望告诉迪迪我爱她，但是我又害怕她不认真对待我的求爱。我几乎算不上风流小伙儿，在女士面前有些腼腆。我不知道或不懂得浪漫，而别人似乎玩浪漫丝毫都不费劲。周末的时候，迪迪的母亲有时让迪迪给我送一盘食物，迪迪会端着盘子来到我的门口。她似乎只是尽快地完成她的差使，而我则尽量让她多停留一会儿。我会问她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你在学校里达到几级水平？”我问她。她回答说五级。“你为什么不继续上学？”我又问。
她说上烦了。“你一定要回学校继续上学，”我继续说，“你与我年龄差不多，这个年龄重新回学校学习不会错。不然，到老了的时候你会后悔的。你必须认真考虑考虑你的前途。你现在条件很好，年轻、漂亮，有很多人追求你，但是，你需要一个独立的职业。”
我知道这些话并不是一个年轻男士向他爱上的年轻女士说的最浪漫的话，但是，我不知道另外再对她说些什么。她听得很认真，但是，我不知道她是否对我说的话感兴趣，或者说，她是否认为她比我更优越。
我想向她求爱，但又不愿意这样做，除非我确信她会答应我的求爱。尽管我爱她，但我不想让她因为拒绝我而得到满足。我想追求她，但又没有勇气和决心。搞恋爱不像搞政治，小心谨慎通常不是好事。我既没有足够的信心去想我能够成功，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忍受万一不成功而获得的痛苦。
我在那个房子里大约住了一年，最终我也没有表露我的这种情感。因为迪迪既没有对她的那位男朋友不感兴趣的任何表示，也没有对我更有意的任何意思。
我怀着对她的友谊和对她全家的热情款待十分感激的心情告别了她和她的全家，随后好多年没有见到她。后来有一天，我在约翰内斯堡当律师的时候，有一位年轻女士和她母亲走进了我的办公室。那位年轻女士已经有了孩子，但她的男朋友仍然不愿意同她结婚，她想起诉她的那位男朋友。那位女士就是迪迪。只是当时她看上去有些憔悴，并且穿着一身褪了色的衣服。我看见她感到很难过，我想，事情怎么会是这样的一种结局。最终，她没有起诉她那位男朋友，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尽管缺少浪漫，但我还是渐渐适应了城市生活，开始养成了一种自立感，相信自己能够在我长大成人的这个世界上干出一番事业。我慢慢发现，我不必依靠我的王室关系或家庭支持去发展。我已经与那些不知道或不关心我与泰姆布王室有联系的人建立起了关系。我有我自己的家，尽管我的这个家很简陋，我要培养支撑自立所需要的自信和自力更生的精神。
年年末，我接到摄政王准备访问约翰内斯堡并想见我的信。我很紧张，但是我知道应该见他，而且我也确实想见他。他住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当地劳工协会总部大院。威特沃特斯兰德当地劳工协会是一个沿矿脉招募矿工的办事机构。
摄政王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也可能是因为我的变化很大。他不再提我离家出走、福特黑尔大学和给我安排婚姻的事。他对我客气又关心，以慈父的方式询问了我的学习和未来的打算。他知道我的生活正在认认真真地开始，并且与他为我设想的完全不同。他没有试图劝我离开我自己要走的道路，他对我绝对信任，这使我十分感激。
我与摄政王的见面起到了双重作用：我不但恢复了自我，同时也恢复了我对他和泰姆布王室的崇敬。我对我的旧亲属关系不再看得那么重要，这是我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离家出走的正确性的一种姿态，它同时也缓解了我与我热爱并看重的世界相隔离的痛苦。这是对我回到摄政王温暖怀抱中的一种安慰。
在摄政王似乎对我很满意的同时，他对佳士提斯却很生气。他说，佳士提斯必须回穆克孜韦尼。佳士提斯已经与一个年轻女士形成了恋爱关系，我知道他没有回家的打算。摄政王走后，摄政王的一位大臣潘金达沃起诉了佳士提斯。当当地特派员传唤佳士提斯的时候，我答应帮助他。在听证的时候，我指出，佳士提斯已经是成年人，他不必仅仅因为他父亲让他回去就回穆克孜韦尼。潘金达沃讲话时，他没有就我的主张予以反驳，只是指责我对摄政王不忠。他叫着我的氏族名字“马迪巴”，这样称呼的目的是提醒我不要忘记自己的泰姆布血统。“马迪巴，”他说，“摄政王关心你，供应你上学，对你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现在你却让他的亲生儿子离开他。这是与你的监护人的意志相违背的，也是与他为佳士提斯铺设的道路背道而驰的。”
潘金达沃的话狠狠地打在我的心上。佳士提斯确实与我的命运不同，他是摄政王的儿子，将来有权继承王位。听了潘金达沃的这番话后，我告诉佳士提斯我的主意变了，我认为他应该回去。他对我的这个反应不理解，拒绝听我的话，决心留下来。他一定是把我的劝告告诉了他的女朋友，因为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理我。
年初，为了节约费用，并尽可能住得离约翰内斯堡市中心近一点，我从库玛家后面的那个小房子搬到了威特沃特斯兰德当地劳工协会大院。我得到了金矿协会的费斯特尔先生的帮助，他在我的生活中又一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主动决定在金矿协会大院免费为我提供食宿。
威特沃特斯兰德当地劳工协会大院是一个多种族、多语言社团，那里有索托人、茨瓦纳人、温达人、祖鲁人、派迪人、山杠人、纳米比亚人、莫桑比克人、斯威士人和考撒人。那里很少有人讲英语，而是讲意大利混合语，也叫法纳加罗语，是一种多种语言混杂而成的语言。在那里，我不仅看见种族之间的对立，而且也看到不同背景的人也有可能联合在一起。我仍然感觉不太适应，我不是在地下当矿工，而是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学习和工作。在那里，我唯一的体力活动就是去外面办事或整理资料。
因为威特沃特斯兰德当地劳工协会大院是来访酋长的落脚之地，因此，我能见到来自南非各地的部落首领。记得有一次，我见到了现在叫莱索托，过去叫巴苏陀兰的摄政王后曼彩博·摩什威士韦。王后由两个酋长陪着，他们都认识萨巴塔的父亲荣欣利兹韦。我向他们请教了有关荣欣利兹韦的事情，他们谈了一个小时。在他们绘声绘色地讲述他早年的故事的时候，我似乎又回到了泰姆布兰。
王后特别注意我，有时直接与我谈话。不过，她讲的是塞索托语，我只懂得只言片语。塞索托语是索托人和茨瓦纳人的语言，他们中有一大批人住在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她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然后用英语说：“你连自己的语言都不懂，将来还当什么律师和领导人？”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使我很难堪，也使我清醒。它使我认识到自己目光短浅，没有作好为自己的人民服务的准备，我自觉不自觉地屈服于白人政府鼓励的种族区分，不知道如何同自己的亲属朋友讲话。因为没有语言就无法与人们交流，也就谈不上理解他们；没有语言，就不能共享他们的希望和理想，也不能掌握他们的历史、欣赏他们的诗词和歌曲。我又一次认识到，我们不是讲不同语言的不同的人，我们是讲不同语言的同一种人。
摄政王访问约翰内斯堡之后不到六个月，佳士提斯和我得到了他去世的消息，那是1942年的冬天。当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身体很差，他的去世并不十分令人感到突然。我们是在报纸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的，因为发给佳士提斯的电报给丢失了。我们立即动身去特兰斯凯，到达的头一天，摄政王的葬礼已经举行了。
尽管我因为没有赶上摄政王的葬礼而痛心，但是又为在他去世前与他消除了隔阂而庆幸。我不是不感到内疚，我知道，即使是我与摄政王疏远的时候，虽然我的朋友可能会抛弃我，我的一切计划可能会落空，我的希望可能都会破灭，但是，摄政王绝不会抛弃我。即使是这样，我仍然对他不尊重，我不知道我的离家出走是否与他的逝世有关。
摄政王的逝世使政治舞台上失去了一位开明的、宽容的领袖。他实现了一切伟大的领袖人物所追求的标志性目标：让他的人民团结一致。大家都忠于他，不论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传统主义者还是改革主义者、白领官员还是蓝领矿工。不是因为他们总是与他保持一致，而是因为他倾听和尊重不同的意见。
葬礼后，我在穆克孜韦尼待了将近一周，这是一段回顾与发现的时间。没有什么事情像回到什么也没有发生变化的地方而自己的生活却已经发生变化那样令人浮想联翩。大王宫依然如故，与我在那里长大的时候没有任何差别。但是，我发现我自己的观点和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演变。我不再向往在公共事业中服务或在当地事务局担任翻译的职业；我不再认为我的前途与泰姆布兰和特兰斯凯捆绑在一起；我甚至认为我的考撒语言不再那么纯正，受到了祖鲁语言的影响。祖鲁语是矿脉一带的主要语言之一。在约翰内斯堡的生活中，我接触了像高尔·瑞德贝这样的人；我在律师事务所获得的经验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信仰，我回想起当年那位年轻小伙子，他离开了穆克孜韦尼，作为一位土着人，他的视野很小。现在，我相信我是从事情的本来面貌理解这些事情的。当然，这也是一种幻觉。
我仍然感觉自己的大脑和心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我的心告诉我，我是一个泰姆布人，我被抚养成人，并被送进学校读书，这样我就在维护王权中起到了特别的作用。难道我对去世的先人没有感激之情？难道我对使我得到摄政王的关爱的我的父亲没有感激之情？难道我对像亲生父亲一样关爱我的摄政王本人没有感激之情？但是我的大脑却告诉我，按照自己的意愿计划自己的未来、选择自己的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难道不允许我作出自己的选择吗？
佳士提斯的情况与我的情况的确不同。摄政王去世后，他担负起了新的重要责任。他继承了摄政王的王位并决定留在穆克孜韦尼，享受他生来就有的权力。
我必须返回约翰内斯堡，甚至不能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在我们的语言中有这样一句话：“Ndiwelimilambo enamagama”（我渡过了着名的河流）。意思是说，一个人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从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在我独自一人回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我想起了这句话。自从 1934年，我在自己的土地上也渡过了许多重要河流：在我去希尔德顿的时候，我渡过了穆巴谢河和大凯河；在我去约翰内斯堡的路上，我渡过了奥兰治河和法尔河。但是，我还有许多河流需要渡过。
1942年年末，我通过了最后一次文科学士学位考试，取得了我曾经梦寐以求的资格。我为取得学位而自豪。不过，我也知道，学位本身既不是轻易取得成功的法宝，也不是轻易取得成功的通行证。
在律师事务所，我与高尔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让希代尔斯基越来越恼火。
高尔说，教育对我们的进步是基础，但是，他指出，至今没有哪国人民或哪个民族仅仅通过教育而获得自由。“教育确实是好东西，”高尔说，“但是，如果我们准备依赖教育，我们将需要等上100年才能等来我们的自由。我们贫穷，我们几乎没有教师，甚至连学校都没有。我们甚至没有教育自己的权利。”
高尔认为，解决的办法不能到滔滔不绝的理论中去寻找。他断言，对于非洲人来说，变化的引擎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是在南非寻求权利的最好方式。他强调，非洲人国民大会倡导变革的历史十分久远，它建立于年，是南非最早的全国性非洲人组织。它的章程公开谴责种族歧视，其领导人来自不同的部落团体，倡导非洲人的目标是全南非公民化。
尽管高尔缺乏正规教育，但他事实上从各方面都是我的老师。中午吃饭休息期间，他常常即兴发表演说。他借书给我读，推荐人士同我交流，推荐会议让我参加。在福特黑尔大学，我学过两个学期的现代史，尽管我也知道许多历史事件，但是，高尔能解释历史事件的过程和人们采取行动的原因。我感觉好像是在身临其境地学习历史。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高尔全身心地投入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他似乎是为自由而生。高尔有时一天出席几个会，在会上他总是作为演说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似乎只考虑革命，而不考虑别的任何事情。
我与高尔一起去参加城区咨询委员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会议。我是以观察者而不是以参会人员的身份参加这些会议的，因为我从没想过在会上发表任何讲话。我是为了解讨论的问题、评价争论的焦点、领教演讲人员的口才而参加会议的。咨询委员会的会议大多马虎、敷衍、官僚，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会议则往往争论活跃，讨论的问题包括议会、通过法律、公共汽车票价等一切对非洲人有影响的公共话题。
年8月，我与高尔和其他一万多人参加了游行，支持亚历山大公共汽车职员罢工，抗议公共汽车票由4便士涨到5便士。高尔是这次罢工的组织者之一。
在这次罢工中，我认真观察了高尔。这次罢工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初步告别了观察者的身份，真正成为一个参与者。我发现，与人民一起游行是令人高兴和鼓舞的事情。我也对那次罢工的效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罢工后连续九天公共汽车一直空车运行，公共汽车公司不得不把车费又恢复到了4便士。
在律师事务所里，高尔的观点并不是我唯一注意的观点。有时，与希代尔斯基一起做生意的白人地产商汉斯·穆勒讨论问题也吸收我参加。他是一个典型的商人，完全从供求关系这个棱镜观看世界。一天，穆勒先生指着窗外说：“看外面，纳尔逊，你看没看见那些男男女女在大街上跑来跑去？他们在追逐什么？他们为什么那么卖力地工作？我告诉你，他们都在追逐钱财。因为钱财就等于幸福，也是你必须为之奋斗的东西。‘金钱，不是别的，是金钱，一旦你有了足够的金钱，你生活中就再也不缺别的东西了。’”
威廉·史密斯是一个做非洲人财产生意的有色人，经常在我们事务所附近转。史密斯是工商工人联盟的老盟员。工商工人联盟是柯莱门茨·卡德利埃发起成立的南非第一个黑人商会。但是，史密斯的观点自从这个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纳尔逊，”他说，“我涉足政治已经很长时间了，我现在每时每刻都在为此而后悔。我的年华都浪费在了徒劳之中，为空虚而自私的人服务，这些人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他们假装为政治服务，凭我的经验，那不过是从穷人身上窃取钱财的骗局。”
希代尔斯基不参加这些讨论，他好像认为讨论政治几乎与参与政治一样浪费时间。他一次又一次地劝我远离政治，他以高尔和瓦尔特·西苏陆为例提醒我：“这些人会毒害你的大脑。”“纳尔逊，”他问我，“你要当一名律师对不对？”我说“对”。“如果你要当律师，你就要当一个成功的律师，难道不对吗？”我又回答说“对”。“那好，如果你参与政治，”他说，“你的工作就要遭受损失。你将与当局产生麻烦，而这些人又往往是你工作中的同盟者。你将失去客户，陷入破产。你的家庭就会破裂，最终你将被投入监狱。如果你涉足政治，这就是你的结局。”
我听着这些人说的话，认真掂量这些话的分量。这些话都有一定的道理。我已经倾向于某种政治，但是，我不知道我所倾向的政治是什么政治和为什么倾向这种政治。我正在边缘上徘徊，不知如何是好。
只要一涉及我的工作，高尔就不仅仅是在劝告我了。1943年初，这时我已经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了将近两年。他把我拽到一边说：“我的小伙子，只要我在这个律师事务所，他们就绝不会与你签订工作合同，不管你有没有学位。”我感到惊讶，告诉高尔说，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他又没参加律师培训，他的工作怎么会影响我与该律师事务所签订工作合同。“没问题，纳尔逊，”他继续说，“他们将会说，‘我们有高尔，他能对我们的人讲法律，我们为什么再要一个呢？高尔已经为我们律师事务所带来了客户。’但是，他们不会当面对你说这件事。他们只是往后推，拖延时间。你当律师，这对我们在这个国家里的斗争前途是很重要的。因此，我准备离开这个律师事务所，自己开办一个房产代理公司。
当我走了的时候，他们除了与你签订劳动合同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我请求他不要辞职，但是，他已经拿定了主意。几天内，他向希代尔斯基递交了辞呈，正如高尔说的那样，希代尔斯基最终与我签订了劳动合同。我不能说高尔的辞职与这件事有没有关系，但是，他的辞呈是他慷慨无私的又一证明。
1943年初，我通过了南非大学的考试之后，需要回福特黑尔大学办理毕业手续。在我动身去福特黑尔大学之前，我决定为自己买一身合适的衣服。为此，我不得不向瓦尔特·西苏陆借钱。当我要去福特黑尔大学读书的时候，摄政王为我买过一身新衣服，现在在这里毕业的时候，我要自己给自己买一身新衣服。当时，我还从我的朋友兼校友兰道尔·皮特尼那里借了一身校服。
我的侄子K.D.马叹兹玛已于几年前毕业，他开车把我母亲和摄政王的遗孀“非英格兰”送到福特黑尔大学参加我的毕业仪式。我为母亲来参加我的毕业仪式感到很高兴，事实上，“非英格兰”王后来参加我的毕业仪式使我感觉好像是摄政王亲自为我的毕业祝福。
毕业后，我在达利旺伽（马叹兹玛的氏族名，我通常这样称呼他）家里住了几天。达利旺伽已经选择了世袭酋长的道路。他按照世袭关系要出任泰姆布兰埃米格兰特的酋长。埃米格兰特位于特兰斯凯的最西部。我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劝我当上律师后回乌姆塔塔工作。“你为什么住在约翰内斯堡？”他问道，“你更需要在这里工作。”
这个建议有一定道理：在德兰士瓦的专业非洲人员当然比在特兰斯凯的专业非洲人员多。我告诉达利旺伽，他的建议为时尚早。但是，我心中知道自己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通过与高尔和瓦尔特结识，我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是要为全南非人服务，而不是仅仅为某一个局部或某一部分人服务。我感觉到生命中的潮流正在把我从特兰斯凯冲走，冲向似乎是属于中心的地带，冲向忠于地区利益让位于忠于全南非的共同利益的某个地方。
在福特黑尔大学毕业给了我自省和反思的时间。自己的旧设想与实际经历之间的反差强烈地震撼了我，使我丢弃了以前那种大学毕业自然要当官做老爷和我与泰姆布王室的亲属关系自然保证我的尊贵地位的想法。有一份成功的职业和可观的薪金不再是我的最终目标。我发现自己被拉进了政治领域，因为我不再满足于我原有的信仰。
在约翰内斯堡，我进入了见识和实际经验比高学历更重要的圈子里。我恰恰在得到学位的时候才发现，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好像与我的新环境没有什么关系。在大学里，老师们羞答答地避开诸如种族压迫、非洲人缺少机会、镇压黑人的法律和规定这样的课题。但是，在约翰内斯堡的生活中，我几乎天天遇到这些问题。从来没有人提出如何消除种族歧视的建议，我不得不通过不断摸索进行学习。
在我1943年初回到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我考入了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攻读法学学士。对于一个律师来说，这是预备性培训。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大家习惯称“威特大学”，位于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偏北部的布拉姆方丹，许多人认为它是南非第一所讲英语的大学。
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使我第一次接触白人，而在福特黑尔大学我只是偶然接触到来自格拉姆斯敦的罗德斯大学的白人学生。但是，在威特大学，我却直接与白人一起上课。这对他们和对我一样，都感到新鲜，因为我是法律系唯一的非洲学生。
南非讲英语的大学是自由价值的孵化器，这是对这些接收黑人学生的大学的一种赞扬。对于南非白人大学，这种事情是不可思议的。
尽管这所大学提倡自由价值，但我在那里从来没有真正感到舒服过。除了服务人员外，始终只有我一个黑人。往最好处说，我被别人当珍奇人物看待；往最坏处说，我被别人看作一位闯入者。这种经历并不是一种愉快的经历。我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要十分警惕。我既遇到过慷慨，也遇到过敌意。尽管我设法寻找同情自己的白人，而且这些白人成了我的朋友，后来又成了我的同事。但是，威特大学的大多数白人并非不是种族歧视者或不抱种族成见的人。记得有一天，我上大堂课时迟到了几分钟，因此没注意与一个名叫萨雷尔·替基的同学靠着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他后来成为合众党的一位议员。尽管这堂课已经开始，并且只有几个空位子，但是，他却故意收拾起东西挪到离我比较远的座位上。这种行为并不是个别、偶然的现象。没有人说“卡非尔”（非洲黑人）这个词，但是，他们的敌意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感觉倒是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的法律教授哈罗先生是一个严格而聪明的人，不允许他的学生有过多的独立性。当他谈到女人和非洲人的时候，他坚持一种奇怪的法律观点。他说女人和非洲人不应该当律师，他认为法律是社会科学，而女人和非洲人的大脑没有受过足够的训练，不能掌握错综复杂的法律内涵。他曾经告诉我，我不应该在威特大学学习，而是应该通过南非大学取得学位。尽管我不赞成他的观点，但是，我无法证明他的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我作为一个非洲学生的处境是十分凄惨的。
我在威特大学遇到了许多人，他们与我一起经历了解放斗争的兴衰。没有他们，我将没有成就可言。许多白人学生让我感到超乎寻常的温暖。在威特大学第一学期，我认识了乔·斯洛沃和他未来的夫人鲁思·弗斯特。那时和现在一样，乔是我遇见的头脑最敏锐、思维最敏捷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热情的共产主义者，因为精神高尚而知名。鲁思具有外向的人格，也是一位有天赋的作家。他们两人都是南非犹太移民的孩子。我开始与乔治·毕佐斯和布拉姆·费希尔建立了终身友谊。乔治是希腊移民的孩子，是一个富有同情心且头脑敏捷的人。布拉姆·费希尔业余时间当助教，他是一个着名的南非白人家庭的子孙。他爷爷曾是奥兰治殖民地的首相，父亲则是奥兰治自由邦的总统。尽管他可以一直担任南非的首相，但是，他却成为我所知道的为自由而斗争的最勇敢、最坚强的朋友之一。我与托尼·奥多德和哈罗德·沃尔佩成了朋友，他们都是政治激进分子和共产党党员。朱利斯·布朗德及其夫人也是我的朋友，他们都是反对南非种族隔离事业的精英。
我也与许多印度学生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尽管在福特黑尔大学也有一小部分印度同学，但他们住在另一个旅店里，我很少与他们接触。在威特大学，我认识了伊斯梅尔·弥尔、J.N.辛格、阿迈德·布拉和拉姆拉尔·布里亚，并同他们成了朋友。这个紧密团体的中心是伊斯梅尔的住处，位于市中心住宅区考尔沃德平房13号，有4个房间。我们在那里学习、谈话，甚至跳舞，一直到第二天凌晨。这里成了年轻自由战士的司令部。如果太晚，赶不上回奥兰多的火车，我有时就住在那里。
伊斯梅尔·弥尔是一个聪明而严肃认真的人，他出生于纳塔尔。在威特大学法学院的时候，他成为德兰士瓦南非印度人大会的主要成员。J.N.辛格是一个多数人喜欢的漂亮小伙子，与所有有色人都处得很融洽，他也是一名共产党党员。有一天，伊斯梅尔、J.N.辛格和我正在急急忙忙地去考尔沃德平房，尽管事实上是印度人能乘而非洲人不能乘有轨电车，但是，我们还是都乘坐了有轨电车。还没走多远，有轨电车的售票员就用南非荷兰语对伊斯梅尔和J.N.辛格说不允许他们的“卡非尔”（非洲黑人）朋友乘坐。伊斯梅尔和J.N.辛格对那位售票员非常气愤，告诉对方他们连“卡非尔”这个词都不懂，用这样的名字称呼我是对我的冒犯。那位售票员立即让电车停下来去喊警察，警察把我们逮捕并送进警察局控告我们，并命令我们第二天去法院应诉。那天夜里，伊斯梅尔和辛格安排布拉姆·费希尔为我辩护。第二天，地方法院院长似乎了解布拉姆的家庭关系，我们很快就被无罪释放。我第一次看到，执法人员的眼睛一点儿都不会放过黑人。
威特大学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一个理想、政治信仰与辩论的世界，一个人们对政治满腔热情的世界。我融入了我们自己那一代的白人和印度知识分子之中，这些青年人将在随后几年中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运动的先锋。我第一次看到，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正在坚定地开展自由解放斗争，尽管他们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是他们都作好了准备：为了被压迫人民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