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领风骚，佳作迭出，“邵氏”一派繁荣，先后拍摄影片近千部。七十年代邵逸夫又另辟蹊径开拍武侠功夫片，《天下第一拳》在美国350家影院同时上映，“第一拳”在美国“打”出了五万多个武术团体，英语中由此增加了一个新名词“Gougfu（功夫）”。胡金铨又拍《大醉侠》，张辙加盟再拍《独臂刀》奇军突起。从此，香港影坛又成了“邵氏”新派武侠功夫片的天下。
自从“电懋”掌门人陆连涛罹难之后，又加上“邵氏影城”如期竣工投入使用，此时的“邵氏公司”几乎是独霸香港影坛，无人敢于抗衡。这正是邵逸夫大展身手之良机。
“邵氏公司”果然抓住这千载难逢的良机，接二连三地推出大量的新片，一部又一部的“邵氏出品”立即占领了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的电影市场。
1965年，“邵氏”出品影片15部。
1966和1967年，“邵氏”每年都制片高达31部。
1968年继续保持这种势头不减。
1969年，竟高达37部。
“邵氏公司”出品最多的是从1973年开始，每年都有45部影片问世，一直持续到1984年，到邵逸夫开始转向电视业时为止。
其中生产影片最多的是1974年。这一年，“邵氏”生产的影片竟达50部之多。作为一家独立制片人的私家影厂，一年当中能拍制出这么多的影片，这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从1926年邵醉翁主政“天一公司”时代开始，到此时为止，“邵氏兄弟”公司生产的影片，据不完全的统计，总共高达一千部以上。
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六十年代，“邵氏公司”独霸香港影坛好梦成真，邵逸夫开始真正进入了他创业的黄金时代。当时，香港各大小影院每年上映的影片中，最卖座的影片有一半以上是“邵氏出品”。
在1966年第十三届亚洲“影展”上，香港参展的三部影片《蓝与黑》、《红伶泪》和《大醉侠》都是“邵氏出品”。《蓝与黑》由林黛、丁红、关山主演；《红伶泪》由李丽华、凌波、关山主演，罗臻执导；《大醉侠》由胡金铨执导。结果，林黛的遗作《蓝与黑》获“最佳影片奖”。
1977在东京举行的第十四届亚洲“影展”又传佳音——“邵氏”出品的《珊珊》一片，获膺“最佳影片”等十二项“金禾奖”，以及日本文部大臣的特别奖；同时，《蓝与黑》和《何日君再来》两部影片，也在台北获当局主办的“优良国语片”的“优等剧情片金马奖”；《蓝与黑》的女主角之一丁倩，获“最佳女配角金马奖”；《何日君再来》获得“非歌舞片”的“最佳音乐金马奖”。一时间，“邵氏公司”真是捷报频传，战果辉煌。
但是，到1967年前后，邵逸夫就开始意识到，无论是国语片，还是黄梅调影片，都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是黄梅调片，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他想，现在又到了该考虑新的出路的时候了。
新的出路在哪里呢？
正好在这时，“长城电影公司”推出了一部《云海玉弓缘》的武侠片。该片一上市，又是一阵轰动。这时，邵逸夫敏感地意识到，“邵氏”的出路也许就在这里。时下的香港，又该是武侠片和功夫片的天下了。
香港的第一部武侠片是《大破铜网阵》。那是1939年，由来自上海的洪叔云的导演的。但是到了五十年代，香港的武侠片，一直敌不过功夫片。
香港的第一部功夫片，几乎是同香港的的第一部武侠片同时诞生的。1938年，由来自上海的洪钟豪拍摄了香港的第一部功夫片《方世玉打擂台》。
到了五十年代，香港的功夫片几乎成了“黄飞鸿”的天下，整个港岛风行的都是关于黄飞鸿的片集。黄飞鸿是一个集中国传统武术于一身的英雄人物，他在影片中施展的拳和脚，比武侠片中的刀枪剑戟更为迷人。
到了六十年代，这种影片又开始冷落了。这让邵逸夫想到了中国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看来，现在又到了应该给观众换换口味的日子了。邵逸夫从这种思考中，又看到了一种新的商机——于是，他决定立即开辟了一个“新派武侠片”的时代，领导影坛新潮流。
这时，他派人把新加盟的张彻请了来。
张彻，何许人？
此人本身就是一部传奇的影片。
邵逸夫在闲瑕之余，经常浏览一些报纸，其中看得最多的是那份《新生晚报》。
邵逸夫为什么在意《新生晚报》呢？因为在这份报纸上有一方影评专栏，专门追着香港影坛来谈天说地。云里雾里，天上地下，桃色隐私，花边新闻。让人看过一笑置之，要么笑过之后大叫一声“没厘头”。
不过，其中有一位叫“何观”的人，写的文章却有些看头。尤其是谈到“邵氏”家事，几乎耳熟能详，如数家珍；而且文笔老辣，见解独到。因此，邵逸夫既注意了这份晚报，又注意到了“何观”这个人。
“何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邵逸夫看看这个名字，心想肯定是个笔名。那么他的真名是什幺？他何以对“邵氏”的事情如此了解。因为有些事情，这个“何观”谈得的确很客观。邵逸夫并不想生这位“何观”的气，只是觉得他有点爱管闲事。但是，回头一想，也又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作为一个“专栏作家”，不就是靠揽点闲事换钱吗？否则，他靠什么过日子呢？你拍你的电影，他写他影评，都是过日子嘛。三百六十行，各行其道，有什么不可以的。
因此，邵逸夫就对此公来了兴趣。他想弄个水落石出，想知道这个“何观”的来龙去脉，就派郑文怀去打听打听。
郑文怀是这种圈子里出来的，打听起来并不难。不过，郑文怀见邵逸夫对这个人很感兴趣，就说：“六叔，打听出这个人并不难，但是你可不要为难他哟。”
邵逸夫说：“这个自然，我为什么要为难他呢？不过是好奇而已。如果谈得来，就交个朋友嘛！”
郑文怀说：“既然这么说，我就约他来见见你。告诉你吧，六叔，这个”何观“还是我的我的一位朋友呢！”何观“只是他的笔名，他的原名叫张彻。”
“呵呵呵呵……原来如此，”邵逸夫笑看说，“雷蒙，莫不是你吃里扒外，向这个张彻泄透了天机。不然的话，他何以对我们公司如此熟悉。”
郑文怀当然知道邵逸夫是开玩笑，也不在意，就对邵逸夫说：“六叔，你说我向张彻泄透了天机，何以见得，有哪些证据呢？”
邵逸夫说：“这还不简单，你看，他在这里说我们”邵氏“只捧女主角，而忽视了男主角，清水湾几乎成子女儿国，大观园，清一色的红粉佳丽，二八裙衩。好像我邵逸夫别有用心这么做一样。”
郑文怀笑着说：“我看倒不是别有用心，而是做贼心虚罗。不然的话，何以如此紧张呢？哈哈哈哈……”
“好哇，你这个雷蒙，居然和我开起玩笑来了。”邵逸夫今天兴致特别好，也笑着说：“雷蒙，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要是准备做贼，就不会心虚。别看我邵逸夫整日里偎红依翠，群芳相伴，外界对我也是绯闻不断，连那本什么破《八卦》杂志也推波助澜，说得好煞有介事。其实，雷蒙你应该知道，我为人是有准则的。对待女人，我是风流而不下流！”
“好，六叔，”风流而不下流“，这句话实在是有水平。”郑文怀大叫起来，“既然如此，还在乎那个什么”何观“呢！”
邵逸夫笑起来了。他说：“雷蒙，我不是在乎这个什么”何观“，或什么张辙这个人，我在乎的是他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我们这样做的结果，只会让我们的邵氏出品，阳刚不足，阴柔有余。他还说什幺，好莱坞从不轻男重女，所以，那里既有伊丽莎白·泰勒、玛丽莲·梦露这样的女明星，也不泛像奇勒基宝、马龙白兰度这样的男明星。看来这个张彻好像对电影还很在行，很有研究似的。”
“你说对了，六叔，这个张彻，本来就是娱乐圈里的人，跟我们是同行。”
“啊，怪不得！你能谈谈他的经历吗？雷蒙，你这一说，我更感兴趣了。”
“啊，六叔，快四点了，不去试片室啦？”
邵逸夫说：“今天就破个例吧，我晚上现补一火！”
郑文怀说：“那我就谈谈吧。张彻这个人的经历，可是一部传奇片罗！不是三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
邵逸夫说：“卖什么关子，三两句话不清楚，你就多说几句，我听就是了。”
于是，郑文怀就谈开了——
张彻是从台湾来香港的。原先他在台湾也是干电影这一行。初来香港时，他默默无闻，这里还没有他的市场。后来，他同几位朋友合作，导演了一部文艺片《野火》。这是一部黑白片，也是张彻导演的第二部影片。影片出来之后，反响并不很好，但张彻却由此出了名——不过这回并不是什么好的名声，而是与“绯闻”纠缠在一起。因此，给张彻招来了不少的麻烦，弄得他几乎在香港无立足之地，更不要说再去拍什么电影。
但是，张彻这个是很有个性的人。他虽然知道“舆论杀人”的道理，却不信这个邪。于是，他不但没有离开香港，反而在这些流言蜚语当中，顽强地生活着。他知道，如果他一旦离开香港，那么，这些“绯闻”就变成了不打自招的事实。
在香港呆下来之后，别无选择，为了谋生，他就选择了一种与电影事业有关系的职业，搞影评。于是，他就埋名隐姓，改头换面，以“何观”的笔名，在一些报纸上发表一些影评的文章。由于他是搞这一行的，又有自己的追求，所以，他的影评很受欢迎。因为他不但不会像某些票友那样，专说些不着边际的外行话，而且会见解独特，精辟入微，结果又引起了电影界的广泛关注。
从此，张彻总算找到了一点安慰，总算没有同自己喜欢的事业绝缘。他想，我即使此生无缘当导演，就当个“理论导演”或“导演的导演”吧！
没想到张彻的这种“导演梦”，最后让邵逸夫给他圆了。
邵逸夫通过郑文怀，把这个张彻请了来。他对这种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水平，还有理想和抱负的年轻人，一向是很器重，总想招至自己门下，助自己一臂之力。
邵逸夫见到张彻，就像当年见到郑文怀一样，心里很是喜欢这位落魄的影人，对他以礼相待。为了打破第一次见面时的拘谨，一见面，邵逸夫就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张先生，你说我们专捧女星有何证据？”
张彻初来乍到，似乎并没有把这当成是一种友好的玩笑，而是一本正经地说：“邵先生，关于这一点，可以说是有目共睹嘛。林黛、乐蒂、凌波、尤敏这些大明星且不说，就说近年来涌现出来的新女星，哪一位不是你邵氏一手捧红的？”
邵逸夫说：“那就请你说具体一些。”
“这还不容易，”张彻说，“邵先生，你们摄制的《丈夫的情人》一片，捧红了丁红；《粉红色的凶手》捧红了范丽；接着便是杜娟，她在《晚风残月》一片中是配角，但由于演技精湛而胜张仲文一筹，很得导演陶秦的赏识，结果在《狂恋》一片中马上捧她为主角，由此而走红。这样的例子可不少了。”
“哈哈哈，真有你的，”邵逸夫不由得笑出声来了。“张先生，对我们邵氏的内幕，你真是如数家珍。这是雷蒙出卖给你的吗？哈哈哈……”
张彻一听，也知道这是开玩笑，便笑着说：“既然雷蒙出卖了你邵老板，那我可不能出卖雷蒙啊！否则……”
说完三个人都笑了。
顿时，气氛融洽起来，张彻也是个性情中人。见邵逸夫一见到自己，就如此开诚相见，也不顾忌什幺，便快人快语，谈了许多的想法和建议，好像又是在发表影评一样。
他认为“邵氏”的《天下第一拳》拍得并不怎幺样，但是在欧美却非常卖座，这是一种兆头，预兆着将来的影坛，一定又是武侠片和功夫片的市场。
邵逸夫以张彻的这种分析，真有一种英雄所见略的快意。因为在这段时间，他也开始朝这方面想，看来这种想法并不是一种错觉。
张彻又不无讥讽地说：“邵先生，如果你再拍武侠片，可不能拍得再和《天下第一拳》那样的粗制滥造，这样会倒你”邵氏“的牌子的。”
邵逸夫非常欣赏他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但是，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这个由罗烈主演、郑昌和执导的《天一第一拳》，虽然是他们公司的第一部武侠片。但是，他们自己也认为拍得的确不尽人意。然而，就是这么一部很糟糕的片子，一到美国，却像发地震一样。在美国，三百五十间戏院，一齐上映《天下第一拳》，弄得“邵氏”要马上赶印出一千个拷贝，否则市场就要脱销了。这还不算，在当年，这部片子，居然登上了“龙虎榜”，成了全美当年最卖座的七大卖座片之一，简直让人无法相信。据说，这就是“第一拳”，在美国一下子“打”出了五万多个武术团体，来传播中国的武术功夫，让中国的武术功夫在国际上变得莫测高深了。从此，美国英语会语中，就增加了一个新名词：Gougfu（功夫）。
想到这些奇奇怪怪的往事，邵逸夫真诚地对张彻说：“张先生，你说说看，这样平平常常的影片，为什以有如此反响？”
张彻不如思索地说：“那还不是你们的宣传功夫到家。”
“这是不错的。雷蒙在这方面是功不可没。”邵逸夫接着说，“但是，有些东西，总不可能光靠吆喝就能走俏吧。”
张彻说：“那是不错的。不过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欣赏的口味一样。不同的观众，自然有不同的欣赏标准。”
邵逸夫说：“这有道理。我想，这大概就叫歪找正着吧。瞎猫碰到了死老鼠，这当然是好事，如果没有死老鼠，那这只瞎猫不就只有饿死一条路。所以，张先生，我对这种变幻莫则的”国际口味“实在捉模不透，你有什么高招吗？”
张彻见邵逸夫如此信任自己，便不敢随便打哈哈了，只是说：“邵先生，这个问题，我还得再研究研究，改日我们再谈吧，我告辞了。”
邵逸夫当然也不强人所难，他知道张彻说这句话并不是托辞，完全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于是，从心底里喜欢这个“何观”。事后便托郑文怀去转达自己的意思，想聘请他担任“邵氏公司”的编剧部主任一职。不知他是否同意。
谁知郑文怀带来的消息，却让邵逸夫大吃一惊——原来“电懋”制片主任宋淇，早已抢先一步，把张彻招聘过去了，也是担任编剧部主任，并和他簦约了一年的合同。
后来，终于等到一年之后，与“电懋”的合约期满了，张彻才改换门庭，投到“邵氏”门下，当上了编剧部主任。
张彻加盟“邵氏”后，深得邵逸夫的器重和信赖。“邵氏”内部的许多重大的决策，邵逸夫都把他看成心腹，和他商量。
比如后来，郑文怀准备离开“邵氏”时，邵逸夫就专门找到张彻，征询他的看法。因为郑文怀在“邵氏公司”的地位，几乎相当于除邵逸夫之外的“二号人物”。
关于这件事，张彻后来在他的《电影杂写》中写道：
“邵先生平常见我，当然是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就算是出去喝茶，他照例也都在半岛酒店。这一次，他约我在国宝酒店大堂见面，我自然料到事情机密，不同寻常。他对我说：”雷蒙打算离开，是留住他还是放他走？
我只略一思索，就说：“放！……”
这种信任的原因，除了张彻事业上的才情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张彻的人品。可以说，张彻的人品是不错的。他在“邵氏”时，很多时候都是从公司的大局出发，并不怎么去计较个人的得失恩怨。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他与大导演李翰祥的一段恩怨。
当年，李翰祥在“邵氏”时，可以说明一位炙手可热的人。而那时的张彻，却是一位落魄的江湖的摇笔杆子的穷文人。当时张彻为了谋生，除了给报刊写稿之外，还不得不在“邵氏”兼职写写剧本。那时他与李翰祥也有一定的私交，但由于两个人地位上的距离，所以几乎连谈话的机会都很少。
有一次，张彻通过郑文怀，把一个剧本交给李翰祥。这个剧本的题目是《一毫钱》。当时任“邵氏公司”制片主任的郑文怀对李翰祥说，这是张彻的呕心沥血之作，公司方面希望由李翰祥来导演。郑文怀的目的当然不言而喻，无非是想在经济上帮张彻一把。
不知是李翰祥那天心情不佳，还是对张彻写的剧本有什么看法？就是在郑文怀的办公室里，很不耐烦地把剧本翻一遍，就往郑文怀的办公桌上一扔，大声说：“这叫什么剧本？乱七八糟的。”说完，扭转身就走出去了。
李翰祥的这种举动，对于那种境遇中的张彻，当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仅使他的面子难堪，还给他的前途制造了一种舆论上的障碍。张彻想从事电影事业，但他却被“邵氏”的李大导演给“毙”了，还有谁会找他呢？
因此，张彻就在《新生晚报》写影评，每天都要在报纸上，“回敬”李翰祥几下。既然你可以这样待我，我什么不可以牙还牙呢？
当然李翰祥也不甘心示弱，也在报纸上公开撰稿，进行还击。结果双方口诛笔伐，你来我往，互相攻讦、抨击，闹得沸沸扬扬，不可开交。
最后，郑文怀看到这种样子太不像话，既有损于“邵氏”的形象，也有损于李翰祥这位名牌导演的形象。于是，便充当药草中“甘草”，出面进行调解斡旋，最后总算是息事宁人，平息了这场纷争。但是，李翰祥和张彻之间，从此便再也不是朋友了。彼此之间的“冤仇”自然难免。
后来，李翰祥离开“邵氏”自立门户，结果惨败而归，又想回到“邵氏”来了。真是三十年风水轮流转——这时，在“邵氏公司”能呼风唤雨的，恐怕除了邵逸夫本人，就是张彻了。李翰祥和张彻两个人的地位，和十年之前，刚好是调换了一下：一位炙手可热，一位落魄江湖。
本来在这种情况下，有这了这幺一个机会，报复一下李翰祥，对这时的张彻来说，完全是易如反掌。但是，情况是怎样的呢？
在“邵氏”当时的《南国电影》中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大约因两个月以前，邵够夫在办公室里突然对张彻说道：
“我正计划同李翰祥谈谈，你看如何？”
好个张彻，不动声色地从容答道：“六叔，此事全凭你作主，我完全没有意见。”
过了一个月，邵逸夫又把张彻招到总裁室，对他说道：“我们与李翰祥的谈判，已经谈得不差不多了，你看我们和他签约可否妥当？”
张彻还是以坦然的态度对待，随便地答道：
“六叔，只要双方的条件接近，我认为没什么不妥的吧？”
邵逸夫一听，心想这“二虎相争”的危机大概已经可以不必顾虑了。心中自然高兴。
但是，邵逸夫还不放心，第三次又把张彻请到办公室，说道：“我已经决定和李翰祥签约了，你再想想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张彻不假思索地马上回答道：
“六叔，你的决定，我完全相信是千妥万当的，不必再研究了！”
…………
从张彻这三次回答，完全可以看出，他对李翰祥，完全可以说是既往不咎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心存芥蒂，稍微从中作一下梗，李翰祥就不可能再进“邵氏”的门了。但是，张彻却没有这么做。这也可以见其人品之斑。
所以，当时盛传“邵氏”接纳“吃回头草”的李翰祥，完全是为了钳制在“邵氏”风头正劲的张彻，造成“二虎相争”之势。这种说法，其实是靠不住的。
正是因为张彻有如此的人品，所以他一到“邵氏”就斩关夺隘首建奇功。
张彻来“邵氏公司”执导的第一部影片，就是七十年代在香港开“新派武侠片”之先河的《独臂刀》。
在1966年，“邵氏公司”也曾拍过一部武侠片《大醉侠》，由胡金铨执导，主演的男女大明星是岳华和郑佩佩。这是“邵氏”两员有名的“武将”。这部《大醉侠》问世，标志香港新派武侠潮流的形成。
当时在“邵氏公司”，文戏影星是林黛，而郑佩佩则是“邵氏”的武侠女星。她在邵氏一共拍了23部电影，不算太多，但是几乎每一部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所以让人感觉她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奉献给了“邵氏”。郑佩佩刚刚出道的时候，主演的武侠片就是这部由胡金铨导演的《大醉侠》，由此而以“侠女”之称闻名。1970年，郑佩佩息影后和丈夫一同移居美国。前些年，当李安拍摄《卧虎藏龙》的时候，又特地聘请了身手依旧的郑佩佩饰演其中的“碧眼狐狸”。现在，郑佩佩正在筹拍《大醉侠》的续集。她有3个女儿1个儿子，大女儿原丽淇目前正在娱乐圈发展。郑佩佩希望在《大醉侠》的续集中，能和自己大女儿原丽淇、三女儿原子鏸能一同合作演出。
当年，尽管《大醉侠》的问世，标志着香港新派武侠潮流的形成；尽管《大醉侠》上映以后口碑也不错。但是，其票房价值却不甚理想。这种“叫好不叫座”的影片，又弄得邵逸夫有点心灰意懒，也让胡金铨从此在“邵氏”怀才不遇。
胡金铨虽然只是拍摄了一部《大醉侠》，便因与邵逸夫意见不和而离开了“邵氏公司”。但是，这部描写一个平素形如乞丐，关键时刻才露出大侠本色的另类大侠形象的影片，却被认为是“1965至1966年间新派武侠片中成绩最美满的一部”。
时过境迁差不多40年以后，在2002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大醉侠》仍然与金·凯利的《雨中曲》、黑泽明的《影武士》等在电影节上“旧片重放”。这种“重放”是为回顾世界电影史上，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片作而设立的一个项目。由此可见《大醉侠》在电影史上的经典地位。
可是，到1967年张彻提出拍《独臂刀》时，邵逸夫还是有点心有余悸，拿不定主意。当时更叫邵逸夫提心吊胆的是，张彻在这部影片中，竟然启用艺员训练班里的新人王羽担纲主演。所以，在《独臂刀》拍摄的日子里，邵逸夫一直是心中无底，担心张彻拍出来的《独臂刀》还不如胡金铨的《大醉侠》。
谁知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独臂刀》上映后，整个香港都震动了。上映一周，就突破了一百万元的票房收入，刷新了香港电影史的票房纪录。张彻也获得“百万导演”的美誉。《独臂刀》奇军突起，真让邵逸夫对张彻另眼相待。
自《独臂刀》走俏之后，张彻更是一鼓作气，乘胜出击，从1967年到1974年的几年当中，他为“邵氏”拍摄了一连串既叫好又卖座的新派武侠片。如《十三太保》、《大决斗》、《马永贞》、《少林五祖》等等，都是张彻一手导演的。
更值得邵逸夫高兴的是，张彻不仅为“邵氏公司”创造了巨额的票房价值，而且还为“邵氏”培养和造成了一大批武打明星和出色的工作人员。经张彻一手制造的大明星除了前文中提到的王羽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狄龙、姜大卫、傅声、陈观泰等。像刘家良、吴宇森、陈勋奇、午马、李修贤等许多出色“副导”人物，都是通过在张彻在手下工作时煅炼出来的。
从此，张彻在“邵氏公司”的地位，完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张彻并不由此而居功自傲，他对邵逸夫既敬重又佩服，对其他的同事和工作人员也同样是以礼相待，在公司中口碑极好。
张彻在“邵氏”工作的时候，经常给别人讲下面的这个“故事”——
当年李翰祥拍《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把黄梅调推向了高潮。当时就有人问邵逸夫：“传统戏剧以京戏为主，既然拍传统戏剧片，为什么不去拍京戏而拍黄梅调呢？”
邵逸夫说：“京戏不是自然发音，一般人不懂，不能接受。黄梅调是自然发音的，可以说是妇孺皆知。”
讲完了这个“故事”后，张彻还要评论一番。他说：“我从来没有发现六先生研究过传统戏曲，但这话极有见地。我也从来没听过任何”专家“发现这一点。”
所以，张彻认为“六先生”是值得敬佩的人。
但是，邵逸夫有些话，张彻却听不进去，有时甚至还故意和他作对。
看过张彻导演过的影片的观众都知道，在张彻导演的所有的影片中的男主角，最后的下场大多数是死去，而且死得很惨烈。这样的“下场”，在当时的香港也许没有什么非议。但是这样的影片后来传到了新加坡，却往往审查过不了关，惹出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为此，邵逸夫就建议张彻把结尾改一改。他说：
“插他一刀，接着拔出来，不死行吗？为什么还要让他把刀子挂在肚皮上？”
对于这样的话，张彻不但不听，反而故意作对。在导演下一部新片时，他不但“把刀子挂在肚皮上”，反而变本加厉，甚至连男主角的肠子都给挖了出来，令人惨不忍睹。
在张彻所导演的影片中，暴力一直占极重要的位置，影片《马永贞》最具代表性。在这部影片中，张彻让陈观泰光着身子和拿着小斧头的歹徒对斩，血液四溅。当时用作道具的血浆是从日本进口的。日本的血浆最好用，可浓可稀。又可以装进一个避孕套中放进口里，被对方重拳击中胸口后，演员用牙咬破套子，由口喷出。而且，道具血浆主要原料为蜜糖，吞下肚也是美味。
血还满足不了张彻，他就叫道具制作把“反面人物”用的武器设计成铁钩，打斗时要把别人的肠子也挖出来才算过瘾。
尽管如此，邵逸夫对他也没有办法。只是这些影片到了新加坡南洋一带之后，就很麻烦了，弄得“邵氏”在新加坡负责发行的蔡丹很是被动。在送审时，他不得不向“电检处”多说许多好话，或者是把影片剪上几刀。弄得他总要四处奔跑，才获得通过。
当时新马泰是“邵氏”的一个很重要的市场。那里的发行公司再三要求张彻不要拍得那么血腥，但张彻还是一意孤行，照拍他的破肚子、挖血肠的结局。
不过，当年张彻拍影片，除了武打，还带一份诗意。他的书法也很不错，在《金燕子》一片中，他把自己写字把字放大在片场的白色墙壁上，再由一身白衣的男主角王羽以慢动作走向镜头，很有诗意的。但是，据午马事后说，大陆拍的影片《林冲夜奔》也出现过类似的场景。让人觉得张彻有抄袭之嫌。
有一次在新界拍《十三太保》，张彻命人搭起了一座三百英尺的高台，从高处用俯瞰的角度拍摄姜大卫在影片中被“五马分尸”的场景。刚好附近村子里这时死了几个人，村民们认为是“煞气”太重，结果聚集了一百多人，拿着锄头、扁担要赶走张彻。这边恰好正在拍《十三太保》，作道具的刀枪剑戟反正是现成的。张彻竟一声令下，命令手下的几百名演职员，手执武器与村民干了起来，来了一个真刀真枪的大火拼，差点儿真的闹出了人命。事后邵逸夫听到此事，也只是一笑置之。
由于事业上的成就和老板的器重，后来，张彻的脾气也渐渐大起来了。他自己本来有点耳聋，就以为别人也和他一样听不清。因此，说话总是大喊大叫，稍不顺心，就大声骂人，骂得特别的凶。对副导演、道具和服装，一不称心，即破口大骂。张彻早年曾经跟徐增宏做过编剧和副导演。徐增宏绰号“毛毛”，摄影师出身的“天之骄子”导演。太年轻出道，喜欢骂工作人员，是一个很喜欢骂人的导演。所以有人就说，张彻这骂人的功夫是从徐增宏身上学来的。一次在拍摄现场，他把一位三十多岁副导演骂得当场哭了起来。
有一次去日本拍《金燕子》，午马当副导演。日本人没有姓“午”的，但是什么“鸟”，什么“犬”之类的动物名字极多。这些人听到张彻向午马大声吼叫，就对午马说：
“副导演先生，原来你不姓午吧，是姓牛名马啊！”
弄得被讥为“牛马”的副导演午马哭笑不得。
张彻后来成了头牌大导演，凡是他拍的影片都卖座，都赚大钱。但是仅靠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去执导，再快的速度也拍不出几部影片。于是，就和鲍学礼、孙冲、桂冶洪等人联合导演。但是，这时的张彻是绝对不去拍摄现场，只是看粗剪的毛片，这就是香港电影导演的“监制制度”的起源。像后来的大导演徐克和王晶等人，走的都是这条路。再到后来，张彻的毛病也多起来了，比如迟到、滥用武师等等。但奇怪的是，尽管如此，公司中的许多事情也只有他才能摆平。
比如，当时有的工作人员在片场里赌马，被总经理凌思聪发现，下令要开除那些参与赌博的人。结果，导致灯光师傅们集体罢工。邵逸夫当然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但又要支持总经理凌思聪的工作。在这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张彻出来了。他拍着胸膛打保票，说这事包在他身上。
张彻就和电工们谈判。张彻说：“如果你们不罢工，我就保证没有人会炒鱿鱼。”
最后双方都妥协了，这件事以喜剧收场，皆大欢喜。
张彻第一次在“邵氏”干了七年。1974年他在香港感到了制作上的限制，就向邵逸夫先生提出组织自己的“长弓影片公司”，带了一大队人去台湾拍戏，资金由“邵氏”出，张彻自负盈亏，但票房收益可以分红。
邵逸夫知道留他不住，就同意了他的做法。他和颜悦色地对张彻说：“要出去，我支持，钱由我出。”
张彻就拿了邵逸夫一大笔钱去了台湾。到了台湾后，他的生活和工作并不理想，加上他又没有理财的能力，钱花光了，又赚不回来，欠下了一身的债。于是在1977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张彻又回到了重返“邵氏公司”。
依照新的合同，他要为“邵氏公司”拍25部电影来抵债。如果是换了别人，早就躲得远远的准备赖掉。但张彻极守信誉，咬紧牙关。一直到1982年底，真的为“邵氏”拍完了25部影片，还尽了“邵氏”的债，才又去台湾组织“长弓影片公司”。不料到这时，不光是武侠片，功夫片，就是整个电影业都是明日黄花，不再景气了。张彻这次去台湾，再也没有捞到什么好处。
张彻新武侠片的开山之作是《虎侠歼仇》，奠定其武侠片地位的是《独臂刀》。而张彻自认为直到1968年的《金燕子》一片问世，才真正建立了他自己的风格。“金燕子”这个角色是承袭了胡金铨《大醉侠》中的女捕快，还是由郑佩佩扮演。郑佩佩当年是“邵氏”的武戏大牌，当时公司是让她来东京学舞蹈的。郑佩佩早闻张彻一向喜欢男性为主角的电影，开始并不肯出演“金燕子”一角。张彻来到日本之后，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才说服了郑佩佩，说她才是真正的主角。但是，等到片子拍出来了之后，重头戏还是在男主角王羽身上。
张彻的影片被誉为“阳刚”武侠，其中鼓荡着令人血脉扩张的豪情壮志，突显的是男人的情谊和惨烈的结局。正是这种雄性的阳刚气息，才把男人们拉进了影院。《独臂刀》成为“邵氏公司”第一部赢利超过百万的影片，也第一次让在“邵氏”的男影星的地位超过了女影星。
张彻在“邵氏”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影坛新人。首先是王羽，王羽离去之后，张彻培养了第二代的姜大卫和狄龙。他们翅膀丰满后张彻又把陈观泰捧为银星，第四代的又有傅声，第五代是一群台湾来的新人。
1987年，张彻到大陆内地拍摄了影片《大上海1937》，带动了早期内地的武打片。至今许多电视剧动作片中，还能看到他的影子。这时，动作片的潮流已经变换了。“李小龙的魄力、成龙的喜感、周润发的枪战等等等等，张彻的动作，还是京剧北派的打斗，一拳一脚”。
张彻没有自己的子女，身体也衰老得很快。晚年时，他的年纪并不比李翰祥大，但在李翰祥还是可以到处大鱼大肉到处跑的时候，张彻已经连门口也不踏出一步了。2002年4月，香港电影界“金像奖”给张彻颁发“终身成就奖”时，他已经老得惨不忍睹了。
张彻于2002年6月22日逝世。后事由“邵氏”和他的太太及一班弟子处理，邵逸夫爵士对这位老臣子不薄，在他生前一直让他住在“邵氏影城”的宿舍里。
张彻的葬礼在2002年7月7日举行。他生前的弟子姜大卫和李修贤已经在殡仪馆设好了灵堂，一直在为他守灵。他们为张彻的葬礼奔跑了多日，实在难得。李修贤等人开始为张彻买的是一个西洋式的棺材，但是装不进去。因为张彻到了晚年他的腰就弯曲了，去世之后萎缩得更加厉害，变成V字形，最后化妆，也得坐着化。最后，他们只得临时从大陆买了一副中国式的棺材。
葬礼开始后，他的大弟子王羽介绍了他的生平。
后来姜大卫上去致哀，一上去就泣不成声。姜大卫忍着泪说，导演生前说过，他并没有收什么“契仔”，我们这一班人也没当面叫过他。现在让我代表其他人，就在灵前叫他一声“契爷”吧。
姜大卫说完，就领着郑雷、陈观泰、李修贤、郑康业、戚冠军、罗莽、梁家仁、陆剑明、叶天行、钱小豪、郭进和王哲民等人跪地叩头，场面很是动人。
张彻没有子女，家属中只有他的太太梁丽嫦一个人，显得有些寂静，但有这一大批“契仔”站在她的身后，就显得非常壮观。
在这班“契仔”之中没出现的有罗烈、午马、狄龙、王钟和陈星，但名单上有他们的名字，还有一个“契仔”，已经用黑框框住了他的名字，那就是傅声了。
在张彻的弟子当中，最有孝心，也最为孝顺的应该算是李修贤了。而张彻生前却对他最不疼爱。李修贤在香港影坛中能有今天的地位，张彻并没有帮过他的大忙，都是他自己建立的。
张彻的灵柩由王羽、吴宇森、楚原、许冠文、马逢图、石琪和“香港四大才子”中的两个“才子”黄霑和蔡澜（另外两位即金庸、倪匡）等人抬上了灵车。
灵堂的中央写着“影坛宗师”四个大字。两旁的一副对联是——
高山传天籁
独臂树雄风。
对联中的“高山”是指张彻写的《高山青》那首大家都会唱的歌，“独臂”当然是指他的成名作《独臂刀》。这副对联就是香港才子黄沾撰写的。黄沾说“没人肯写，只有由我来了。对完了我就打电话给倪匡，问他的意见。”
“他怎么说？”——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蔡澜问他。
黃霑说：“他大笑四声，说对得妙，改天我死了，也由你来写好了。”
——可惜黃霑先倪匡而去，倪匡的愿望落空了。
张彻真是生不逢辰。但他对“邵氏”的感情依然不。而邵逸夫对张彻也是如此的一往情深。因为他始终认为张彻人才难得，事实也的确如此。
邵逸夫知道，人才是事业成功的保证，尤其是电影事业更是如此。古人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如果一个是“人才”的人，他或她将不会永远寄人篱下。总有一天，要去开创自己的事业，打自己的天下。
所以，他对于李翰祥、张彻这样的人物的离去，虽然心存遗憾，但他在内心深处，还是可以理解的。
事后电影评论界的人士都认为，“邵氏公司”先是以黄梅调影片俘虏了女性的芳心，后又以新武侠片建立了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消费群体。所谓的新武侠片是相对兴起于二三十年代的老武侠片而言。它与老武侠片最大的不同在于“以真实的动作，立判生死的打斗，代替过去虚假的、神怪的、舞台化的武打和所谓特技”。“邵氏公司”新武侠片的代表人物是张彻和胡金铨。他们差不多在同一时代革新了武侠片，到现在都一直被视为新派武侠片的宗师。
到了1969年，又有一位“人才”要离开“邵氏公司”了。这位“人才”就是“邵氏公司”的制片部经理、公司的“二号人物”郑文怀。
从1959年加盟“邵氏公司”到这时，郑文怀在这里已经干了十年。十年来，他一直是邵逸夫在公司中最信任的人，也一直是邵逸夫最得力的助手。但是，在1969年张彻加盟“邵氏”后不久，郑文怀就有了自己的打算。他要离开“邵氏公司”另立门户。邵逸夫最终没能把他留住。
郑文怀为什么要离开“邵氏”，最后与“六叔”分道扬镳，后来在香港影坛上与邵逸夫分庭抗理呢？个中缘由不是谁能说得清楚的。不过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有一位女人加盟了“邵氏公司”，让邵逸夫和他的制片经理郑文怀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那么，这位女人到底是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