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孟子》仰起头来看看觉得自己对天无愧,低下头去想想觉得自己不愧于别人。做人要光明磊落,问心无愧。君子坦荡荡。
孟子是以“天爵”藐视“人爵”的思想家,他认为,道德人格是乐的真正主体,离开主体的自我感受、自我体验,所谓乐是不存在的。他提出“君子有三乐”的思想,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所谓“三乐”是指,“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为一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为二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三乐。他特别指出,君子之乐,“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兄弟之情,是人生最基本的道德情感,从中所体验到的乐,也是人生最基本的快乐。他认为,这种快乐比起“富有天下”的王者之乐,不知要可贵多少倍。他由此推论说,古代圣人舜是以孝著称的,舜治理天下而他的父亲如果犯了法,该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窃负而逃”,逃到很远的海边,享受天伦之乐,天下对于他是不足道的。这种“乐而忘天下”的态度,表现了孟子的理想人格。至于“仰不愧”、“俯不怍”之乐,完全是一种个体人格的自我写照,他所说的“大丈夫”精神,就是指此而言的。以教育天下英才为乐,则说明君子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说明君子人格的社会价值。
道德与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一个特点。我们的传统中有泛道德主义和泛政治主义的倾向,前者导致对道德教育的逆反心理;后者则使政治淹没了道德。这两种倾向应特别注意加以克服。道德教育要取得实效,必须一方面遵循知识论的规律,遵循人们的道德品质和心理成熟的规律。
另一方面,还要遵循生命成长的规律,遵循心性论的规律,用中西方文化来滋润生命。我们的教育资源中最好的东西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做人之道和修养理论,但在我们的道德教育内容体系中却忽视了这个基础,使概念化、理论化的教育内容成了空中楼阁,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在道德教育体系中成了稀缺资源。如果中国的道德价值教育无视对自己优秀道德资源在操作层面上的应用,中国特色的价值观教育就会徒有其表,在我们身后将留下一片荒凉。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儒家“为天地立心”的基点是在处理好个人志与气的关系的基础上,将个人的生命融入到整个民族和社会、国家的命运之中,为国家为民族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志与气的概念为孟子最先提出。“志”是谓发于内心的志向、理想,“气”则指生于形体的情感、欲望,二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孟子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浩然之气”的概念。他强调,从社会国家的教化到个体的修养,目标都在培养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即养“浩然之气”。“浩然之气”由于与“义与道”相配,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是志、气和合的最终目标所指,所以孟子提出了“集义”的养气之方,集义而成“气”。
由道义集成起来的浩然之气,对人生和民族的意义是巨大的。人若确立了这样的精神境界,他就不会被外在的物欲和威胁所左右。得意时能够推其所得与天下百姓共享,不得意时也能笃守正道洁身自好。孟子为此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的标准。之所以能如此,在于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也就必然使人身心充实,“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种不淫、不移、不屈作为崇高的气节的精神力量,高于人的物质生命的价值,它的最高表现就是舍生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