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庄生态美学范式“道性同构”的理论框架，是以老庄生态哲学“返朴归真”思想为基础、“天人合一”思想为终极旨归的，其构筑范式的原发点与支撑点得益于对“余氏命题”的解读、生化与拓展。余潇枫在针对当下境况探讨如何构筑当代人的“人格之境”时指出：“人格、伦理、价值等是与人的生命所不可分离的精神特质。如果说‘上帝’代表着价值生命中对‘应然世界’的追求，‘牛顿’代表着价值生命中对‘必然世界’的追求，那么在‘上帝’与‘牛顿’之间的‘适然世界’则是价值生命所真正值得追求的人格世界。？ ？人在现实生活中，只能是在‘上帝’与‘牛顿’之间寻找立足点，即只能不断地在‘应然’与‘必然’的对立中，统一两者，实现自我，达到一个符合历史规定和人的生成状态性质的‘适然’状态以发展自身。”从而导出著名的余氏命题——“人，活在上帝与牛顿之间。”它为当代人寻求新的生存境界提供了全新的视域。余潇枫指出：“‘适然性’是人的价值生命的追求与实现的根本特性之一。具体地说，‘适然’是一个与‘本然’和‘应然’相对应的概念。‘本然’强调的是世界的自在性、客观性、必然性，‘应然’强调的是世界的自为性、主观性、或然性，‘适然’则是‘本然’与‘应然’二者矛盾的辩证统一。‘适然’重视的是相对于人的合理性和‘属人世界’的真理性。在人所面对的多重世界中，‘本然世界’是一个客观自在的自然世界，是科学世界所依据的本体世界；‘应然世界’是一个人的主观世界，是宗教世界所依据的本体世界。”在余潇枫这里，老庄“返朴归真”与海氏“诗意栖居”所孜孜追寻的境界则是“适然世界”。因为，上帝不愿意看到凡人活在贫穷的“应然世界”里，而牛顿发明科学的本意也不是让世人活在精神匮乏的“必然世界”里。简而言之，上帝不会昭示人类拒绝适度的现代化，而牛顿也不愿意看见人们误入没有诗意的机械世界里。诗性与知性是当代人不可缺一的生存元素，只有当诗性与知性际遇并融合时，“诗意栖居”才能成为现实进而臻及具有当代意义的“天人合一”审美生存境界。这就是构筑老庄生态美学“道性同构”范式的本旨与思维向度，也就是“余氏命题”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所在。
一、“道性同构”范式生成论基础
生态美学范式是生态思维方式在人类审美生存中的体现，对自然神圣的信仰是构成生态思维的重要维度，自然生成性则是生态思维的基本向度。生态美学范式是对人的生存、艺术创作和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的全面思考与规范。在本体论上，生态美学作为人的感性生命活动，其核心是对自然神圣信仰的确立与复归，生态美学向世俗领域的渗透能够使现代人处在生命边缘化的困顿中重新与人性本原衔接，回到与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和心性生态共同构成的完美大生态中，最终臻及“天道”与“人性”和谐统一的审美生存境界。
世界观与思维方式的转变是生态美学范式得以诞生的深层基础。近代自然科学确立了机械论世界观和二元论思维方式，把终极存在理解为某种实体，从而导致自然生态、社会人文生态与人类心性生态“三大危机”。生态美学范式的构筑着眼于对造成“三大危机”思想根源的分析与消解。
首先，确立世界的大美境界是自然“生生之德”的理念。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万物都是自然“生生”的产物，“生生之德”是自然的最美也同样是人类和万物的最美。自然以生为最美，人类也以生为最美，万物也同样以生为最美。老庄特别关注的是人类往往只会关心自身的以生为美，而不顾自然万物的以生为美，甚至以牺牲自然万物的“生生”之美来满足人类的自私贪欲。这样就违背了自然以生为美的整体性准则了。因为，人类的生生之美只是自然生生之美这个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只有参与宇宙生生不息的生命衍化大美过程才能显示其自身的美，否则就不可能有整个自然的完美从而也没有真正的人类生生之美。自然整体的生生之美作为宇宙的灵魂或自然的精神决定着部分生生之美的内容与性质，人们只有通过诗性直观的整体性思维才能接近宇宙之道无极衍化的本原之大美。同时，在这个大美的整体世界中，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有其存在价值和内在的美。因而，自然万物在审美价值的维度上是平等的，任何剥夺某一物种审美权的“人类霸权主义”都将造成整体生态的失衡与完整审美的缺失。所以，确立大生态审美观是构筑老庄生态美学“道性同构”范式的基础思想。
其次，确立人类文化自然生成的思维方式。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以“自然为本”这一独特的思维方式来构筑理论体系，这与“以人为本”的西方文化有着形而上学的本质区别。《周易》卦象和爻辞文化的形成与天象、地理、动物、植物等宇宙自然生象有着直接的关系。简而言之，《周易》文化是自然生成的。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学直接来自于对自然精神的理解与诠释，“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老庄生态哲学思想成了中华文化最基本的生成观与价值观。《周易》描述的世界是灵动变化的，自然万物高度融合、息息相关；老庄把自然视为一切事物的根据，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倡导人与自然万物都要以自然为本，自觉地“返朴归真”到自然本初美的状态。可以说，以老庄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生态美学把一切二元对立的概念重新放置回其所产生的生命衍化过程中去，把片段化的存在放置回生命整体中去，通过衍化过程而理解自然之美、社会人文之美和人的心性之美。自然生成这一思维方式的普遍应用，将使生态审美思想范式成为对自然精神的创造性表达，并且将使直观感受中呈现存在本真的“诗意”成为人类生存的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
二、“道性同构”范式整体观视野
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思想是“天人合一”，无论是老庄将“合”的根源追溯到自然无极衍化的宇宙之道中，还是儒家将“合”的精神落实到人的道德实践层面上，两者都相信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某种超越物质层面的内在关联。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性思维还表现为把生命理解成一个“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动态生成过程，一切事物都在这个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中彼此转换、创生与衍化，世界由此成为一个“惟恍惟惚”、“微妙玄通”，浑然为一的整体。在《周易》中，“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又相生相成为六十四种生命迹象，每一卦都包含着向其他生命情态转化、创生与衍化的动态生成过程，生命在彼此包含与转化中构成动态的整体。老子提出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宇宙生成观，揭示了自然万物创生、衍化的无限性以及其根据是事物的和合之道的自然法则与生态精神。深层生态哲学先驱、过程哲学创始人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认为，事物是处于持续摄入他物和被他物摄入的动态过程中的“现实事态”，通过摄入关系，每一个现实事态都将其他事态包含在自身之内并被其他事态包含，从而形成一个普遍关联的宇宙。海德格尔则将生命追溯到“天地人神四方游戏”的“诗意栖居”境界中。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的《周易》和老庄思想还是怀特海和海德格尔，其哲学思想与生命情怀都是整体的生态观，保持并充分展现了自然天性的本初之美。他们共同的有机整体生态世界观认为，存在是在众多关联中的生成之物，而不是封闭静止的实体，关系不仅是指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而更是生命创生与衍化过程的内在联系，宇宙间的一切生命都通过这种普遍的内在关系而生成；整体性是生命的基本属性，整体决定着部分的形态和功能，而每一部分则支持着整体生命的存在。总之，整体性有着尊重个体生命生存与审美价值和超越部分之和的内涵与属性，为存在赋予整体性的是生命自我创生、自我衍化、自我完善的有机生成能力。只有通过诗性直观的整体性思维，“人性”才能接近“天道”也即通向存在的至美境界。
整体论思维方式意味着人超越当下时空维度而成为历史与全部维度世界的在场者，并且把世界当作自身映像着整体的部分而展开诗意直观的审视，从而审视自然、人文、心性“三位一体”大生态整体之美。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也同样表明，世界作为一个充满生命气息的有机整体是无法被抽象与分析手段所穷尽的，整体具有高于部分累加之和的特性，这是一种无法被概念抽象与科学分析解释的生命力，它如同无极衍化、空寂独立、能促成万物和合共生而又大象无形的“道”，其品性是一种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非凌驾于或外在于部分之上却能渗透于一切生命活动之中的“玄德”与“至美”。人拥有这种“玄德”与“至美”就能通过走进自然而走进人的内心世界，通过理解自身世界而理解宇宙世界，从而为“道性同构”预留了构筑范式可能的空间，使从“返朴归真”出发通达“天人合一”的境界成为一种现实的审美生存境界。将自然生态、社会人文生态、人的心性生态视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认为人与自然万物有着共同的本原和共同的生命法则，是老庄生态美学“道性同构”范式的基本向度。
三、“道性同构”范式信仰说境界
老子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生成万事万物之命，“德”养育万事万物之美。万事万物呈现出各种各样美的形态，自然生态使万事万物成长起来成为美的物体和美的精神。故此，万事万物莫不尊崇“道”而珍贵“德”。“道”之所以被尊崇，“德”所以被珍贵，就是由于“道”生长万物而不加以干涉，“德”畜养万物而不加以主宰，顺其自然。在老庄那里，“道”养育万物却不干涉、不主宰万物，就具有神圣的自然精神。尊道贵德，就要求构筑与确立对自然“万物有灵”的神圣信仰。这种信仰相当于胡孚琛说的“从各种具体的宗教中抽象出来的元宗教精神，则是超越时空界限的‘全’，是至真、至善、至美、至全的无限境界，是人类对绝对的宇宙本原的悟解和体认，是人类心灵最后的归宿”。在生态美学的视域里，自然万物的“灵魂”是自然整体和生命个体所具有的生存天性和美的天分，是不容侵犯与亵渎的与生俱来且无法分离的那部分内容——神圣的生命本质。在这里，神圣不是凌驾于世界之外的神或者命运的绝对主宰者，而正是生命自我发展、完善与统一的本能，是使世界融合为一个有“灵魂”的整体的神奇力量，它弥散于万物具体生命活动之中。人可以通过生态审美包括身体感受、情感想象、理性沉思等方式接近自然、亲密自然、融入自然，以体验神圣的“自然灵魂”，从而提升与宇宙之道相应的朴真而崇高的“人性”，即表现为对自然与生命应有的敬畏和日常实践活动中应有的忧患精神。
自然精神作为神圣的信仰而存在于大生态之中，使人们的心性世界和精神空间有了拓展与提升的内在力。信仰使人对自然永远拥有敬畏心和亲和感，信仰启发人们自觉运用比知性超然的诗性去理解世界，学会用自然、人文、心性“三位一体”的大生态观去认识与关护世界。构筑对神圣的信仰是对“祛魅”的现代世界观的拨乱反正，同时也是对整体性生态世界观的正本清源，神圣的自然精神不是任何凌驾于世界之上的人格神和命运主宰者，神圣的自然精神不同于西方的逻各斯，它更接近于老庄哲学的“道”，它具有无极衍化的功能和独立空寂、安时处顺、大象无形的特性。正因为“天道”的这一功能与特性，才构成神圣的大美境界，才成为人类审美生存的永恒信仰。人类只要始终将自己置身于世界的生态叙事中，就能保持对自然精神的亲和、赞美与信仰，并将其作为一种指导人类循理举事的人性之美德。实践证明，面对当今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和人的心性生态“三大危机”，包括生态科技在内的现代科学技术显得异常的无能为力与无济于事，在“牛顿”百般无奈时“以百姓之心为心”的“上帝”自然而然地出场了，这就是以生态美学为核心的人文科学挺身而出站在时代的前哨，担负起拯救自然生态、拯救人文生态和拯救人的心性生态的历史使命。而这一拯救之道所开出的第一张良方就是恢复对自然的神圣信仰。
中国古代生态哲学《周易》、《老子》、《庄子》等典籍中的“神”是生生不息而又变化莫测的自然精神。神圣不是自然万物命运的主宰者，而是一个来源于生生不息、使自然万物具有存在与审美价值的、能够自我创生衍化并维持整个宇宙和谐存在的生命本体。神圣是超越万物的造物者，又是具有无限生机与灵动生命之美的存在物，人与万物都在自身体内树立着这一作为精神支柱的神圣信仰。中国古代文化的这一超然的神圣观，与古希腊哲学的神圣自然精神有着本质的相同。海德格尔指出，“希腊原初意义上的‘自然’，即意味着生命，其含义乃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生长、涌现和出现’。它源出于‘神圣’，以‘神圣’为本质，只有在作为澄明之‘自然’中万物才能现身当前。”海德格尔认为，神圣意味着将世界重新理解为一个有活力、有灵性、有自我生存和审美价值的生命体，意味着先天的、无所不在的、使生命得以自然而然生长的、创造宇宙之美的力量。
构筑老庄生态美学“道性同构”范式需要构筑神圣的信仰，构筑审美范式与构筑神圣信仰是同一件事的不同时段，它们互为条件相辅相成，构筑审美范式是构筑神圣信仰的基础，构筑神圣信仰是构筑审美范式的主要目的，反之构筑神圣信仰为审美范式注入灵魂，为审美范式成为指导与规范人类实践活动的准则提供最大可能性。而构筑审美范式与构筑神圣信仰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回归自然，重新师法自然，通过身体感受、直觉、情感、想象，以审美的态度将完整的生命融入自然，把自然万物当作具有生命、灵性与美感的、与我同源平等的家庭成员，与之进行亲密神交、心性照应与审美欣赏。
对自然神圣的信仰，人类应有却很大程度上已失却而当下亟须重归的心理素质是人类对自然的一种敬畏之心。人类之所以要对自然怀有一颗敬畏之心是因为人类只是神圣自然整体中的一个部分，人类有限的生命活动永远无法洞悉整体永恒，而当一个部分离异或违背整体意志就会遭遇灾难而无法安身立命，甚至会如同白垩纪时期不可一世的恐龙一样被宇宙法则开除地球籍贯。根据生物学界的预测与推理，恐龙的绝灭主要不是外界力量的作用，而是它自身的狂妄：对自然法则的藐视，拒绝与其他物种的合作，以致自身性格越来越孤僻、固执与无常，从而使生命存活的空间越来越小，适应环境的能力越来越薄弱，最终因地壳运动带来的自然生态的巨变以致适应不了新的生存环境而走上绝灭之路。人类只有对自然怀有一颗敬畏之心，才会对自己的存在环境产生一种最值得珍视的而平日里藏得最深层的忧患意识。具有忧患意识的人在实践活动中会自觉顺应自然、追随天道、循理举事，从个体所置身的广阔时空维度出发，以谨慎的态度和换位思考的方法对个体实践活动可能会造成整体与未来的影响进行多方权衡与取舍。人类拥有对自然敬畏之心和生存忧患意识，就能通过生存活动来理解宇宙精神和践行自然规律的生存方式。生命的主动参与构成了真正使神圣得以彰显的必要条件，神圣向生命的渗透则为世俗的人生设立了一个普遍的审美价值标准。神圣既作为心性的信仰又作为生存的忧患意识，同时还昭示人通过发挥生命主动性而追随“天道”，帮助现代人摆脱在“人定胜天”的无知狂妄和“科技万能”的盲目乐观中走向灭亡的命运，使人的心性与宇宙之道在人的审美生存实践中自觉接通，成为人类安身立命的法则和审美生存的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