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夏天，我为了在乌镇主编《民舌》的机会，认识了启新，因为那时他也在主持着另一张报纸——《火花》；一张清癯的脸孔，瘦瘦的中等身材，一看到就觉得令人有蔼然可亲之感。他的哲学基础很好，同时又喜欢研究国际问题，因此他常从哲学观点来解释国际形势，在空闲时我们常常相互讨论反驳，非至兴尽不止。
那时乌镇是浙西游击队的根据地，机关林立，形成了这个市镇的特殊繁荣，可是竟没有一张报纸。我们觉得这不是缺憾，简直是耻辱，于是不顾物质困难，竟然发行了两张小型报纸，虽然我们并不源出一家，但我们只有竞争与鼓励，而没有妒忌。
乌镇的繁荣，没有继续得多久，在一次疯狂的扫荡后，它又落入敌人的魔掌了。半年来，我们辛苦的结晶毁了，我们也只有各自悄然离去。
第三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启新在X县的抗委会中碰到了，那时他正在担任秘书，我则仍旧主持着文化宣传工作。久别重逢，乱后余生，自然更增加我们的认识和情感，我觉得他几年来没有变动，依然那么天真。我说：“应该恭喜你，毫无官场习气。”他笑了。
一天晚上，他出席县政会议后归来，气愤愤地说：“真够气人，县政会议，竟会变成要钱会议！”我说：“慢慢地说，怎么回事啊？”他冷笑说：“还不是那位新县长的把戏么！到任不到十天，什么工作方针也没有决定，开头第一次会议，就是要钱。要加税，起初我还忍耐着，后来实在看不过了，那批士绅竟会死人样的坐着，唯唯吾吾，不作一点表示。增税案子，马上就要通过了，我急了，只得站起来说：‘主席，这里的老百姓几年来的夹缝生活，实够苦了，他们正在等着新县长给他一个喘息机会。要是这次再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不是要逼得他们无路可走么？’咳！我的话没有说完，他就拂袖而起说：‘时间不早了，留着明天再讨论吧！’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我想这般士绅们，要是再不起来替人民议几句公道话，那么增税案子，一定会通过的了。”他侃侃地说着，好像牢骚还没有说完似的。我们虽然都觉得气愤，但仍劝他早些安睡，一切留待明天再说。
第二天，我们刚刚吃过早饭，县府里来了两个警察，说县长邀请启新去谈话，当时我们不感意外，他也坦然地去了。但是去不多久，就有人来说：启新被押了。这像一个晴天霹雳。我们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必须亲往县府询问，才可明白究竟。但是当我们去县府的时候，X县长竟避而不见面，据一个议员说：“这是有关思想问题的案子。”我们开始明白这位贪官的卑劣手段，企图利用恐怖手段，来钳制人民的喉舌，难道我们就该屈服么？不，相反的，我们决定把这件事实真相向社会公布，并且向前后方各机关法团呼吁。终于，我们获得广大的同情，恶势力究竟抵不住舆论的力量，X县长屈服了，最终无条件释放了启新。但是我们为表示抗议起见，也就集体离开了X县。
之后，我辗转至后方求学，数年学校生活，虽然把故乡事情淡忘了，但在夜阑人静时，却常常怀念这位刚正不阿的青年朋友。
今年夏天，我从福建归来。在X县碰到朋友何，他劈头就告诉我说：“启新已在三年前死了！”“死了！”我吃了一惊，“怎么死的啊？”“淹死的。一天，听说敌人来了，他匆忙落水而逃，岂知敌人没有来，他倒淹死了！”他叹息着，继续说：“后来，我和其他友好发起，在塘南设了一个小学，用他的名字命名来纪念他，也算是尽了一点朋友之情。”我叹息着说：“难得你们想得这样周到，可惜这样一个人才，竟白白地糟蹋了！”当我和老何握别后，归途上一路惆怅迷惘，若不知所止！
１９３６年１月８日，重写于上海
原刊于《新乌青月刊》１９４７年复刊，第３、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