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的中篇小说《伪装的爱情》，译于抗战前数月；曾寄黄源拟在《译文》发表，《译文》因“七七”战事爆发而停刊；拙译稿就放在他的书箱内被寄存在圣泉的寓所里。我随同机关撤退，原书就被抛失在南京了，这是一册封面上印着作者魁伟的容貌的单行本，仿佛还记得他雄风的狮子头上披散着一绺一绺着色的头发，直披到他广阔的肩膀上面。前两年，承圣泉为我在黄源的书箱中找出这译稿来，请人用薄纸抄写好从上海由航空信寄来一份（同时在１９４１年上海出版的《西洋文学》上连载。）荏苒至今不觉人移境迁，恍若有隔世之感了。
说到圣泉，他真不幸。我真对不起这位真挚的老友。
记得民国２８年我在武汉时，曾接到他和许天虹一同寄来八张照片，嘱我在服务的机关中代为谋事，打算从香港绕道而来后方工作，我那时真是愚昧无智：没有给他们的学历职历表上填上留学或博士之类的头衔，仅搜集了他们一部分的译著去见长官；自己以为介绍翻译军事之类工作，这样便颇有凭藉了；哪里知道在正需要人的新改组的机关里竟会被长官拒绝，如今回想起来实觉大为遗憾！
从这来后方的机会失落以后，圣泉常写信来告诉我“孤岛”上先前的朋友们七七八八地都离开了，只剩他一个人支撑着出版社的门面，他感到非常寂寞，过后，我又接到他的信，知道他和某某女士结婚的消息，那时我便为他衷心地祝福，我想：他从此可以减少一点寂寞了；我认为：“孤岛”即使沉沦，他也有进入“方舟”而得救的资格了，因为他是一个有着虔敬之心的“好人”。正像有些人所说好人到头总得好报的。
谁意料得到我入蜀以来自从接到他结婚的相片之后，便音信杳然了，我写信去总是得不到回音，我知道他决不会像有些发了国难财的朋友那样故意和我疏远而置之不复的；而且他也不会发什么国难财，因为我确信他是一个义人，我只好怪上海真性的沦陷，沦陷得连我们彼此的音信都不能通了。
出于我意料之外的：去年 １１ 月间忽然接到他夫人的来信——他夫人，我在他们结婚的相片上见过的——信是托朋友带到重庆来寄的，她告诉说：“圣泉被迫离沪已有７个月了，在这不算短的时期中，人面字迹，从未见过，内心忧急，言语难以形容，尤当寂寞凄凉和秋雨绵绵的夜里，心中痛苦，真如刀割！我们相处一共只有５４天？ ？沪上亲友亦皆束手无策，生于乱世，徒呼奈何，唯有听天由命耳！”这种惊人的消息在我读来是太难过了，当时我陷入于一大堆的沉思和猜测之中，我想：他也许被关进集中营里去了吧？或被鬼子赏识拉他到鬼岛上去强迫工作都说不定的？因为他是一个既精于科学又长于文艺的人，或甚至为出版事业而牺牲了吧？
“好人”总有好报的信念在我便开始动摇了，我去朋友处打听他的消息，朋友虽比我知道得早些，但也不比我更加知道得多。
一天，有一位巴黎沦陷后跑到波尔多去住了一个时光然后再回国的老朋友来访我，他告诉我到四川并不久，先前经过上海时，有位朋友请他来转告圣泉的消息。这位朋友，我们都很熟识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生物学博士，现在还在实验室里埋头于显微镜的工作，圣泉之被监禁，据说是和他有关系的，他纵容他去完成这个不必要的悲剧，上海巡捕房里有天派人来——鬼知道是个怎么样的人！——要社里去一个人，当时博士适巧也在社里，他便对圣泉说：“要去人去就是了！我陪你同去，我们又没有犯什么法，况且社里抗战以来也没有出过什么书籍，怕什么呢！”于是，他们俩便同到巡捕房里去问。据说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巡捕房倒也并不留难他们，既然不知道，本来就可以不理它了，但博士却理直气壮地催促圣泉同去日本宪兵队，预备去声明一下，以便了事。但这可就弄糟了！博士回来，而圣泉却投身入虎口，一去不返了。起先送东西去还知道他人在那里，过了一星期，人都不在了，问宪兵队里的人，干脆回答一个不知道，这真着急了，托亲戚朋友到处去打听，结果打听到他人被押在南京：从此就与外界完全隔绝，失去了自由，博士最后还请来报信的那朋友向我们转告：圣泉简直是被他害了的。
我们听了这个冤枉受难的故事，心中怒不可遏。我甚至要见怪我们这位博士了，但后来转念博士也是一个忠厚的人，他之所以这样应付环境原是出于他学者一贯的态度，不能怪他的。我也了解圣泉的性格是这样的耿直和坦白，在到处都设着陷阱布满罗网的沦陷区域中，他迟早都会受害的。
圣泉之不适应恶毒的环境原是他生性之必然的结果。因此，我不得不抱怨我自己先前为他谋事之无能了，我是十分了解他的个性的，我不能给他一点帮助，万一将来有什么不测，害了他的，他多年的老友的我，岂不是间接地也有份吗？叫我日后怎么样有颜去见他的夫人呢？言念及此，我心口似乎被什么东西塞住了。
上星期又接到他夫人来信说：“仍无可靠消息，唯依天命耳！”
我编这本小书，与抗战虽无关痛痒，但不由得我不深深地怀念起这位受难的老朋友来，不由得我不写入这篇不伦不类的记事文。不管朋友们看见了，说我是在“造谣”也好，总之，对于一个超乎感激之上的友人起着怀念的心情时，我是非尽我所知道的写下来不可了。但愿圣泉像巴尔扎克这传奇故事中的骑士那样虽然受了极重大的创伤（落入了魔鬼的手掌中，受伤是难免的了！）仍能早日回到他爱人的怀抱中来！但愿将来在自由中国的乐土上我们仍能握手言欢，散步谈心！
１９４３年６月２５日记于沙坪坝风生楼
编 后 记
该文是《伪装的爱情》在重庆自强出版社出单行本时的一篇后记，由于该篇译稿当年曾得到陆圣泉先生的热情帮助，正当译作出版时，挚友圣泉却惨遭日寇杀害，由此激发起作者对挚友无限的怀念和无尽的感慨！为了表露内心的情感和压抑许久的哀思，就将这篇后记写就成这般模样。我们根据内容特地编加这个篇名作为纪念文单独编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