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才知道，江青最终不信任阎长贵，导火线是一封信。1967年冬的一天，江青按铃一时没找到阎长贵，别人告诉阎长贵后，他马上跑去，江青对他大发脾气：“我用不起你这个大知识分子，你现在在我这里，我承担了多大压力呀！你还懵懵懂懂，别人说你什么我都不信，为什么别人说我你都信。”阎长贵被她的这番话弄得摸不着头脑，但“别人说你什么我都不信”这句话阎长贵心里清楚。那是1967年8月关锋倒台后，因与关锋的师生关系，阎长贵受到了一些冲击，《红旗》杂志社及一些单位也有人贴阎长贵的大字报说：关锋是反革命，阎长贵也是反革命，因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阎长贵在江青同志身边我们不放心，等等。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快报》上有不少这类反映，阎长贵把这些情况原原本本地报告给江青，江青说：“跟关锋在一起，关锋的学生不一定都是坏人。”
1967年底的一天，江青把阎长贵叫去，戚本禹、姚文元也在场，她将一封信狠狠摔在桌子上，对阎长贵说：“你为什么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你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没动过窝儿！”阎长贵被吓蒙了，不知怎么回事，抬眼看了一下桌子上的那封信，那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给江青的信。几天前，阎长贵看到这封信，女演员在信中说，她解放前的名字叫过江青，现在受到冲击，另外，她还愿意把一笔存款作为党费上交，等等。这位女演员的意图很清楚，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使她不再受冲击。信很长，阎长贵没有看完，但他误以为女演员和江青有什么私人关系，觉得不好处理，实际上是怕处理不好承担责任，就写了个便条请示江青。这下捅了马蜂窝！其实这位女演员和江青没有任何关系。这样，阎长贵因这封信而被定罪为：“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江青一生的痛楚就是20世纪30年代曾做过演员，只要那时和她共过事或知道她底细的人，“文革”当中无一不遭迫害。
事有凑巧，在我和阎长贵共同给江青当秘书期间，我的父亲病故，想回河北定县的老家处理父亲的丧事。收到电报时江青已经睡觉，阎长贵不敢打扰江青，就请示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东兴同意我回家。四天后我回来时，阎长贵去见江青。江青对阎长贵大发雷霆：“他来了，你还来干什么？”就在这天晚上，阎长贵就被暂时关起来了。这一天正好是1968年1月9日。阎长贵说：“我给江青当秘书整整一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当时阎长贵很坦然，没把事情想那么严重，被带走时，随身只带了几本哲学、历史书。
三天后，陈伯达和姚文元来到关押阎长贵的地方。陈伯达问阎长贵：“干什么呢？”阎长贵说：“看书。”陈伯达冷冷地说道：“你还看什么书哇！王、关、戚都是坏人。”姚文元紧接着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这时阎长贵感觉事情严重了。又过了一个星期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一起找阎长贵谈话。这是怎样一种阵势！阎长贵后来笑着谈起这件事：我这个22级的小干部竟然惊动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还有揭开“文革”序幕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始作俑者姚文元。可见江青当时是多么“气派”和“威风”。阎长贵真真切切地感到：江青身边无小事！第二天，阎长贵就被关进秦城监狱，成了真正的阶下囚。真是“伴君如伴虎”，阎长贵为自己的一时疏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为什么要抓阎长贵，江青跟我这样说：“关锋原来是《红旗》杂志社的，阎长贵也是《红旗》杂志社的。关锋是一个野心家，阎长贵肯定是关锋的小爪牙，抓阎长贵是理所当然的。据说阎长贵和关锋是师生关系，这还得了，一日从师，终身为父呀。他知道关锋的问题是不会少的，他能忍心主动揭发他老师的问题？我们把他关起来，不愁他不交待问题。到那时，关锋的所有问题，将大白于天下。”当她谈到阎长贵和戚本禹的关系时，说：“阎长贵的关系多，且复杂得很，他不但和关锋的关系不一般，和戚本禹的关系更不一般，他刚来我这里时，竟然听戚本禹的吩咐。人各有其主嘛，可阎长贵听他的，不听我的，搞颠倒了嘛。有一部电影叫作《一仆二主》，你们要看一看。党内斗争很复杂，我有丰富的斗争经验。阎长贵帮助戚本禹搞了一个调查材料，那是整汪东兴的材料。汪东兴有缺点错误可以烧一烧，但是不能烧焦了。他们是想把他烧焦了，他是保卫毛主席的，不能把主席身边的人搞乱了。阎长贵知道戚本禹的问题太多了，也知道的事太多了。”
江青后来还跟我说：“我会相面。”她说：“我身边经常有坐探和钉子。阎长贵就是关锋、戚本禹派来的坐探、安插的钉子。……发觉了坐探需及时清理掉，发现了钉子就马上拔掉。心慈手软是搞不了政治的，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马善有人骑，人善有人欺嘛！小杨，我告诉你，你在我这里工作，就得和我一条心，绝对不许对我三心二意的，我叫你办的事，你要专心致志地办，并且办好。办好了是本分，办不好是失职，我要拿你是问。不是我要你办的事，你绝对不能办，你不能当别人的枪使唤。否则，你就没有好下场！”江青说得出，做得到，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