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28日，党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到了1973年8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要召开了，原来的五名政治局常委减少了两名：其中陈伯达倒在了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一年后，林彪叛逃摔死在异国他乡——蒙古国温都尔汗。这时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康生三名政治局常委了。在此期间，江青在中央领导机构中的排名扶摇直上，节节攀升，从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如果不出意外，江青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
江青怎么也没有想到，毛泽东没有提议她为常委候选人，竟然提议排名比她靠后的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作为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她更没有想到连政治局候补委员都不是的王洪文也被提议为政治局常委候选人。这样一下子就打破了江青的常委梦。野心很大，性格倔强，不甘寂寞，永不服输的江青，冷静下来，计算了一下，毛泽东提议了四名新的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再加上原来的三位常委，共有七位常委候选人。为了使自己能够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她立即建议增加两名常委候选人，由七位增加到九位，并极力说服党的十大人事安排小组的周恩来、康生和王洪文，经过做工作，他们终于接受了江青的建议，这个小组研究后，建议将江青和姚文元二人列入政治局常委候选人的名单中，待请示毛泽东决定。毛泽东知道后，不赞成人事安排小组的这个意见，不同意江青和姚文元作为常委候选人。
据汪东兴讲，有一天，主席问我，你同意江青和姚文元进入常委会吗？我说，我不同意江青和姚文元进入常委会。主席说：他们两个怎么能当常委呢？进政治局就完全可以了。如果增加常委人数的话，只有朱德、董必武二老能进入常委会，你去布置会场吧。我刚刚走出主席的办公室，总理就来电话了。总理对我说，我和康老要向主席汇报提议常委候选人的事，请你向主席报告一下。我放下电话刚报告了主席，他们就来了。总理问，主席同意我们进去吗？我说，主席既没有说同意，又没有说不同意，你们就进去吧。主席见到他们就说，我不同意江青和姚文元进常委会。
8月28日，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21名，江青和姚文元列在其中。中央政治局常委9名：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江青为了当上常委，尽管耍了一些花招，但是在毛泽东的干预和反对下，她的常委梦破灭了。
江青的常委梦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无情地破灭了。但是，她的政治野心仍然不死，一计不行又生一计。众所周知的1973年下半年，因外事工作引发的“批周”风波中，毛泽东有几句分量很重影响极大的话，叫作：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1973年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指示：要开会批评周恩来和以前与美国国防部长会谈的叶剑英的错误。从21日起，中央政治局每晚在钓鱼台17号楼开会，连续开了18天会议。在此期间，江青认为“倒周”的时机已到，便肆无忌惮地，无限上纲上线地批判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泽东、“是错误路线的头子”；并提出增补常委的要求，企图以她取代周恩来或叶剑英同志。
12月9日，毛泽东分三批同王洪文、周恩来、王海容、唐闻生谈话，指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指江青——笔者注）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该那样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他还说：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位老同志和我，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了。于是，“批周”会议宣告结束，外事工作仍然由周恩来负责。
江青在错误的时间，错误地猜测了毛泽东的意图，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提出了错误的要求，但她没有想到得到的却是严厉的批评和常委梦的又一次破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