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说:敦厚温和的性情是产生于自爱,而偏执妒忌的性情是产生于自私。大度的人会因朋友的胜利而高兴,心胸狭窄的人则会因朋友的脸上多个痘嫉妒。
奥运会上的真正赢家,是有大气度的人
1936年的柏林,希特勒对12万观众宣布奥运会开始。他要借世人瞩目的奥运会,证明雅利安人种的优越。
当时田径赛的最佳选手是美国的杰西·人人。但德国有一位跳远项目的王牌选手鲁兹·朗,希特勒要他击败杰西·欧文斯——黑种的杰西·欧文斯,以证明他的种族优越论——种族决定优劣。
在纳粹的报纸一致叫嚣把黑人逐出奥运会的声浪下,杰西·欧文斯参加了4个项目的角逐:100米、200米、4×100米接力和跳远。跳远是他的第一项比赛。
希特勒亲临观战。鲁兹·朗顺利进入决赛。轮到杰西·欧文斯上场,他只要跳得不比他最好成绩少过半米就可进入决赛。第一次,他逾越跳板犯规;第二次他为了保险起见从跳板后起跳,结果跳出了从未有过的坏成绩。
他一再试跑,迟疑,不敢开始最后的一跃。希特勒起身离场。
在希特勒退场的同时,一个瘦削、有着湛蓝眼睛的雅利安种德国运动员走近欧文斯,他用生硬的英语介绍自己。其实他不用自我介绍,没人不认识他——鲁兹·朗。鲁兹·朗结结巴巴的英文和善意的笑容松弛了杰西·欧文斯全身紧绷的神经。鲁兹·朗告诉杰西·欧文斯,最重要的是取得决赛的资格。他说他去年也曾遭遇同样情形,用了一个小诀窍解决了困难。果然是个小诀窍,他取下杰西·欧文斯的毛巾放在起跳板后数厘米处,从那个地方起跳就不会偏失太多了。杰西·欧文斯照做,几乎破了奥运纪录。几天后的决赛,鲁兹·朗破了世界纪录,但随后杰西·欧文斯以微弱的优势胜了他。
贵宾席上的希特勒脸色铁青,看台上情绪昂扬的观众倏忽沉静。场中,鲁兹·朗跑到杰西·欧文斯站的地方,把他拉到聚集了12万德国人的看台前,举起他的手高声喊道:“杰西·欧文斯!杰西·欧文斯!杰西·欧文斯!”看台上经过一阵难挨的沉默后,忽然齐声爆发:“杰西·欧文斯!杰西·欧文斯!杰西·欧文斯!”杰西·欧文斯举起另一只手来答谢。
等观众安静下来后,他举起鲁兹·朗的手朝向天空,声嘶力竭地喊道:“鲁兹·朗!鲁兹·朗!鲁兹·朗!”全场观众也同声响应:“鲁兹·朗!鲁兹·朗!鲁兹·朗!”没有诡谲的政治,没有人种的优劣,没有金牌的得失,选手和观众都沉浸在君子之争的感动里。
杰西·欧文斯创的8.13米的纪录保持了24年。他在那次奧运会上荣获4枚金牌,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
多年后,杰西·欧文斯回忆说,是鲁兹·朗帮助他赢得4枚金牌,而且使他了解,单纯而充满关怀的人类之爱,是真正永不磨灭的运动员精神,他所创的世界纪录终有一天会被继起的新秀突破,而这种运动员精神永不磨灭。
一分钟感悟
卢梭说:敦厚温和的性情是产生于自爱,而偏执妒忌的性情是产生于自私。大度的人会因朋友的胜利而高兴,心胸狭窄的人则会因朋友的脸上多个痘而心生嫉妒。
难忘的友情,我只记取该记取的部分
阿拉伯著名作家阿里,有一次与朋友吉伯、马沙一同外出旅行。3人行经一处山谷时,马沙一不小心失足滑落,眼看就要掉下深谷,机敏的吉伯拼命拉住他的衣襟,将他救起。为了永远记住这一救命之恩,马沙在附近的大石头上用刀镌刻下一行大字:某年某月某日,吉伯救了马沙一命。
3人继续旅行几日,来到一条河边。两人为了一件小事吵了起来。吉伯一气之下打了马沙一耳光。马沙控制住自己,没有还手。一口气跑到沙滩上,用力在沙滩上又写下一行大字:某年某月某日,吉伯打了马沙一耳光。
不寻常的旅行结束了。有一天,阿里不解地问马沙:“你为什么要把救你的事刻在石头上,而把打你的事写在沙滩上?”马沙很平静地回答:“我将永远感激并记住吉伯救过我的命。至于他打我的事,我想让它随着沙子的流动逐渐忘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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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应当忘记的一切伤害与不快,记起不该遗忘的所有感动与欢笑,这是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
太亲易疏,学会保持适当的距离
在文坛,流传着一个关于两位文学大师的故事: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尔加斯·略萨则是近年来被人们说成是随时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西班牙籍秘鲁裔作家。他们堪称当今世界文坛最令人瞩目的一对冤家。他俩第一次见面是在1967年。那年冬天,刚刚摆脱“百年孤独”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应邀赴委内瑞拉参加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文学奖项的颁奖典礼。
当时,两架飞机几乎同时在加拉加斯机场降落。一架来自伦敦,载着巴尔加斯·略萨,另一架来自墨西哥城,它几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专机。两位文坛巨匠就这样完成了他们的历史性会面。因为同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主帅,他们彼此仰慕、神交已久,所以除了相见恨晚,便是一见如故。
巴尔加斯·略萨是作为首届罗慕洛·加列戈斯奖的获奖者,来加拉加斯参加授奖仪式的,而马尔克斯则专程前来捧场。所谓殊途同归,他们几乎手拉着手登上了同一辆汽车。他们不停地交谈,几乎将世界置之度外。马尔克斯称略萨是“世界文学的最后一位游侠骑士”,略萨回称马尔克斯是“美洲的阿马迪斯”;马尔克斯真诚地祝贺略萨荣获“美洲诺贝尔文学奖”,而略萨则盛赞《百年孤独》是“美洲的《圣经》”。此后,他们形影不离地在加拉加斯度过了“一生中最有意义的4天”,制订了联合探讨拉丁美洲文学的大纲和联合创作一部有关哥伦比亚·秘鲁关系小说。略萨还对马尔克斯进行了长达30个小时的“不间断采访”,并决定以此为基础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也就是后来那部砖头似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弒神者的历史》(1971年)。
基于这种情况,拉美权威报刊及时推出了《拉美文学二人谈》等专题报道,从此两人会面频繁、笔交甚密。于是,全世界所有文学爱好者几乎都知道:他俩都是在外祖母的照看下长大的,青年时代都曾流亡巴黎,都信奉马克思主义,都是古巴革命政府的支持者,现在又有共同的事业。
作为友谊的黄金插曲,略萨邀请马尔克斯顺访秘鲁。后者谓之求之不得。在秘鲁期间,略萨和妻子乘机为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举行了洗礼;马尔克斯自告奋勇,做了孩子的干爹。孩子取名加夫列尔·罗德里戈·贡萨洛,即马尔克斯外加他两个儿子的名字。
但是,正所谓太亲易疏。多年以后,这两位文坛宿将终因不可究结的原因反目成仇、势不两立,以至于1982年瑞典文学院不得不取消把诺贝尔文学奖同时授予马尔克斯和略萨的决定,以免发生其中一人拒绝领奖的尴尬。当然,这只是传说之一。有人说他俩之所以闹翻是因为一山难容二虎,有人说他俩在文学观上发生了分歧或者原本就不是同路。更有甚者有人说略萨怀疑马尔克斯看上了他的妻子。这听起来荒唐,但绝非没有可能。后来,没有人能再把他们撮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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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交淡如水,中国古老的箴言早已让我们明白太亲易疏的道理。友情也不能一气用光,用心经营才是首选,而方法就是文火慢炖。
经受生死考验的友情,才能历久弥新
古希腊,有一个叫皮西厄斯的年轻人,触犯了暴君奥尼修斯。他被推进了监狱,即将处死。皮西厄斯说:“我只有一个请求,让我回家乡一趟,向我热爱的人告别,然后我一定回来伏法。”
暴君听完,笑了起来。
“我怎么能知道你会遵守诺言呢?”他说,“你只是想骗我,想逃命。”
这时,一个名叫达芒的年轻人说:“噢,国王!把我关进监狱,代替我的朋友皮西厄斯,让他回家乡看看,料理一下事情,向朋友们告别。我知道他一定会回来的,因为他是一个从不失信的人。假如他在您规定的那天没有回来,我情愿替他死。”
暴君很惊讶,竟然有人这样自告奋勇。最后他同意让皮西厄斯回家,并下令把达芒关进监牢。
光阴流逝。不久,处死皮西厄斯的日期临近了,他却还没有回来。暴君命令狱吏严密看守达芒,別让他逃掉了。但是达芒并没有打算逃跑。他始终相信他的朋友是诚实而守信用的。
他说:“如果皮西厄斯不准时回来,那也不是他的错。那一定是因为他身不由己,受了阻碍不能回来。”
这一天终于到了,达芒做好了死的准备。他对朋友的信赖依然坚定不移。他说,为自己信赖的人去死,他不悲伤。
狱吏前来带他去刑场。就在这时,皮西厄斯出现在门口。暴风雨和船只遇难使他耽搁了。他一直担心自己来得太晚。他亲热地向达芒致意,达芒很高兴,因为他终于准时回来了。
暴君还不算太坏,还能看到别人的美德。他认为,像达芒和皮西厄斯这样互相热爱、互相信赖的人不应该受不公正的惩罚。于是,就把他俩释放了。“我愿意用我的全部财产,换取这样一位朋友。”暴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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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作家说:“一个人倒霉至少有这么一点好处:可以认清谁是真正的朋友。”人们常说患难见真情,平时在酒桌上称兄道弟的人未必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替你解忧。
友不贵多,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春秋时期,俞伯牙擅长弹奏古琴,钟子期擅长听音辨意。有一次,伯牙来到泰山(今武汉市汉阳龟山)北面游览时,突然遇到了暴雨,只好滞留在岩石之下,心里寂寞忧伤,便拿出随身带的古琴弹了起来。刚开始,他弹奏了反映连绵大雨的琴曲;接着,他又演奏了山崩似的乐音。恰在此时,樵夫钟子期忍不住在临近的一丛野菊后叫道:“好曲!真是好曲!”
原来,在山上砍柴的钟子期也正在附近躲雨,听到伯牙弹琴,不觉心旷神怡,在一旁早已聆听多时了,听到高潮时便情不自禁地发出了由衷的赞赏。
俞伯牙听到赞语,赶紧起身和钟子期打过招呼,便又继续弹了起来。伯牙凝神于高山,赋意在曲调之中,钟子期在一旁听后频频点头:“好啊,巍巍峨峨,真像是一座高峻无比的山啊!”
伯牙又沉思于流水,隐情在旋律之外,钟子期听后,又在一旁击掌称绝“妙啊,浩浩荡荡,就如同江河奔流一样呀!”
伯牙每奏一支琴曲,钟子期就能完全听出它的意旨和情趣,这使得伯牙惊喜异常。他放下了琴,叹息着说:“好啊!好啊!您的听音、辨向、明义的功夫实在是太高明了,您所说的跟我心里想的真是完全一样,我的琴声怎能逃过您的耳朵呢?”
二人于是结为知音,并约好第二年再相会论琴。可是第二年伯牙来会钟子期时,得知钟子期不久前已经因病去世。俞伯牙的痛苦难以用语言表达,于是就摔破了自己从不离身的古琴,从此不再抚弦弹奏,以谢平生难得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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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朋友是琴瑟相知、默契非常,我们的人生果真能像俞伯牙遇到钟子期一样遇到另一位知音,那真要感叹一句:高山流水,夫复何求?
因为她是我的朋友,所以为她做任何事都是值得的
这是一个发生在越南孤儿院里的故事。
由于飞机的狂轰滥炸,一颗炸弹被扔进了这个孤儿院,几个孩子和一位工作人员被炸死了。还有几个孩子受了伤。其中有一个小女孩儿流了许多血,伤得很重!
幸运的是,不久后一个医疗小组来到了这里,小组只有两个人:一个女医生,一个女护士。
女医生很快对伤员进行了急救,但在那个小女孩儿那里出了一点问题:因为小女孩儿流了很多血,需要输血,但是她们带来的不多的医疗用品中没有可供使用的血浆。于是,医生决定就地取材,她给在场的所有人验了血,终于发现有几个孩子的血型和这个小女孩儿是一样的。可是,问题又出现了,因为那个医生和护士都只会说一点点的越南语和英语,而在场的孤儿院的工作人员和孩子们只听得懂越南语。
于是,女医生尽量用自己会的一点点的越南语加上一大堆的手势告诉那几个孩子:“你们的朋友伤得很重,她需要血,需要你们给她输血!”终于,孩子们点了点头,好像听懂了,但眼里却藏着一丝恐惧!
孩子们没有人吭声,没有人举手表示自己愿意献血!女医生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结局,一下子愣住了!为什么他们不肯献血来救自己的朋友呢?难道刚才对他们说的话他们没有听懂吗?
忽然,一只小手慢慢地举了起来,但是刚刚举到一半却又放下了,好一会儿又举了起来,再也没有放下!
医生很高兴,马上把那个小男孩儿带到临时的手术室,让他躺在床上。小男孩儿僵直着躺在床上,看着针管慢慢地插入自己的细小的胳膊,看着自己的血液一点点地被抽走,眼泪不知不觉地就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医生紧张地问是不是针管弄疼了他,他摇了摇头,但是眼泪还是没有止住。医生开始有一点慌了,因为她总觉得有什么地方肯定弄错了,但是到底错在哪里呢?针管是不可能弄伤这个孩子的呀!
关键时候,一个越南的护士赶到了这个孤儿院。女医生把情况告诉了越南护士。越南护士忙低下身子,和床上的孩子交谈了一会,不久后,孩子竟然破涕为笑。
原来,那些孩子都误解了女医生的话,以为她要抽光一个人的血去救那个小女孩儿。一想到不久以后就要死了,所以小男孩儿才哭了出来!医生终于明白为什么刚才没有人自愿出来献血了!但是她又有一件事不明白了,“既然以为献过血之后就要死了,为什么他还自愿出来献血呢?”医生问越南护士。
于是越南护士用越南语问了一下小男孩儿,小男孩儿不假思索就回答了。答案很简单,只有几个字,但却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
他说:“因为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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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间必须是患难相济,那才能说得上真正友谊。
人生的绚丽,不能缺少友情的滋润
萨克雷高烧不退。透视后发现胸部有一个拳头大小的阴影,医生怀疑是肿瘤。
同事们纷纷去医院探视。回来的人说:“有一个女的,名叫德丽丝,特地从纽约赶到加州来看萨克雷,不知是萨克雷的什么人。”又有人说:“那个叫德丽丝的可真够意思,一天到晚守在萨克雷的病床前,喂水喂药端便盆,看样子跟萨克雷可不是一般关系呀。”
就这样,去医院探视的人几乎每天都能带来一些关于德丽丝的花絮,不是说她头碰头给萨克雷试体温,就是说她背着人默默流泪。更有人讲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奇事,说萨克雷和德丽丝一人拿着一把叉子敲饭盒玩。德丽丝敲几下,萨克雷就敲几下,敲着敲着,两个人就神经兮兮地又哭又笑。心细的人还发现,对于德丽丝和萨克雷之间所发生的一切,萨克雷的妻子居然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醋意。于是,就有人毫不掩饰地艳羡起萨克雷的艳福来。
10天后,萨克雷的病得到了确诊,肿瘤的说法被排除。不久,萨克雷就喜气洋洋地回来上班了。有人问起了德丽丝的事。
萨克雷说:“德丽丝是我以前的邻居。大地震的时候,德丽丝被埋在了废墟下面,大块的楼板在上面一层层压着,德丽丝在下面哭。邻居们找来木棒铁棍要撬开楼板,可说什么也撬不动,就说等着用吊车吊吧。德丽丝在下面哭得嗓子都哑了——她怕呀,她父母的尸体就在她的身边。天黑了,人们纷纷谣传大地要塌陷,于是就都抢着去占铁轨。只有我没动。我家就我一个人活着出来了,我把德丽丝看成了可依靠的人,就像德丽丝依靠我一样。我对着楼板的空隙冲下面喊:‘德丽丝,天黑了,我在上面跟你做伴,你不要怕呀……现在,咱俩一人找一块砖头,你在下面敲,我在上面敲,你敲几下,我就敲几下——好,开始吧。’她敲一下,我便也敲一下,她敲几下,我便也敲几下……渐渐地,下面的声音弱了,断了,我也迷迷瞪瞪地睡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下面的敲击声又突然响起,我慌忙捡起一块砖头,回应着那求救般的声音。德丽丝颤颤地喊着我的名字,激动得哭起来。第二天,吊车来了,德丽丝得救了——那一年,德丽丝11岁,我19岁。”
女同事们鼻子有些酸,男同事们一声不吭地抽烟。在这一份纯洁无瑕的生死情谊面前,人们为自己庸俗的心中无端飘落下来的尘埃而感到汗颜。也就在这短短一瞬间,大家倏然明了,生活本身比所有挖空心思的浪漫揣想都更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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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时候需要忠诚的友谊,患难的时候尤其需要。
过分的依赖,会让甜蜜的友情变成沉重的负担
黛博拉对朋友嘉莉总是言听计从。这一回,她听了嘉莉的意见,把她的厨房糊上一层最新式的红白条墙纸。“我们一块去商店选中了这种墙纸,因为嘉莉喜欢这一种,说这种墙纸能使整个房间活跃起来。我听了她的话。而现在,是我在这个蜡烛条式的牢房里做饭。我讨厌它!我怎么也不习惯。”她感到,这次的折腾既花费了钱,又一时无法改变。
黛博拉意识到自己不仅是对选墙纸一事愤怒,而且气愤自己又受了嘉莉意志的摆布。
同样也是嘉莉,说黛博拉的儿子太胖了,劝她叫儿子节食。她还说她的房子太小,使她为此又花了一笔钱。
黛博拉问题的关键在于学会尊重自己的意见。过去她的意见总要事先接受嘉莉的审查或者某个类似嘉莉的人物的审查。后来她有了进步,尽管嘉莉说那双鞋的跟太高,价格也太贵,她还是买了那双高跟鞋。黛博拉回忆说:“我差点儿又让她说服了。但我还是买了,因为我喜欢,您可以想象当时嘉莉的脸色多难看!”最有趣的是,最后嘉莉自己也买了一双同样的鞋,因为鞋样很时髦。
黛博拉现在所做的调整只是与另一个女人的关系的界限。她仍然把嘉莉当作好朋友。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类似的朋友,在特殊情况下,有的人愿意受朋友的控制,这是因为他缺乏主见,产生了对朋友的依赖,而过分的依赖会让朋友产生反感。
苏珊是位年轻妇女,她愿意让一位朋友摆布她的生活。与黛博拉不同的是,苏珊却是主动要求受控制。当她的垃圾处理装置出毛病后,她给好朋友玛莎打电话,问她怎么办。订阅的杂志期满后,她也去问玛莎是否再继续订。有时她不知晚饭该吃什么时,也给玛莎挂电话问她的意见。玛莎一直像个称职的母亲一样,直到有一天出了乱子。那天,玛莎的一个儿子摔了一跤,手臂划了个口子,需要缝针。苏珊又打电话问问题了。由于非常疲倦,玛莎严厉地说道:“天哪!看在上帝的分上,苏珊,你就不能自己想想办法?就这一次!”说完就挂了电话。
苏珊对玛莎的拒绝感到迷惑不解,她说:“我还以为玛莎是我的朋友呢。”
一分钟感悟
依靠他人施舍来的幸福最不可靠,因为他人会随时取回这样“恩赐”。为人一世,应当及早明白做人要靠自己的道理,将依赖拿走,同时也减轻被依赖者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