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母在世的时候，每年秋天，庄稼收掉之后，杨大娘就进城来看她。杨大娘住在马街附近的乡村中，在我少年时的印象里，她永远是满面皱纹的老婆婆，两只手背青筋毕露，像是爬着一条条青蚕。外祖母年轻时，在马街做小本生意，卖土布，开了一问小铺子。那时乡下穷的人多，买布付不起钱，外祖母就让他们赊着。有些人过不久，就送些鸡蛋、野味什么的给外祖母，算是抵账。也有不来付赊账的，外祖母也就忘记了，她不识字，也不兴记账。外祖母因此在马街一带，有着乐善好施的名声。名声倒是好，可是生意越做越亏本，最后只好把铺子关掉。杨大娘就是在那时候和外祖母相识的，当时她们都是青年妇女，常常在一起道家常，又互相送彼此短缺的东西。外祖母回到城里以后，杨大娘每年都进城来看望她，从解放前一直持续到解放后。外祖母却几乎不到乡下了，她一个人，要维持六个孩子的生计，还要卖土布。
杨大娘总是在中秋节前的几天到我家来，她每次都提着那只大篮子，穿得新新的，蓝布包头，黑围腰，上面绣着五彩的花鸟，还套着一双鞋尖向上翘起、绣着小花的刀豆鞋。杨大娘进了屋，就把盖在篮子上的土布揭掉，把东西一样样拿出来，总是那几样：新碾的麦面烙成的黄澄澄的大饼（她叫做麦面粑粑），几捆腌菜，一包板栗，十几个红皮鸡蛋，还有梨子。每年都是这样。那提篮能装，总要放满满一桌子，然后杨大娘就坐下来，外祖母紧挨她坐着，两只草墩，两个老人，两双都缠得很小的脚，外祖母的要小一些。她们唠唠叨叨地说些什么，多数时间，是不言不语，挨在一起打盹。我乘机拿起一个饼子，两手抬着。跑到外面去吃，那饼子又松又软，味道极好，还有麦子的清香。我又偷了一根腌菜，酸得可口。有时候我们弟妹三人，都吃腌菜，三下两下，就吃光了。杨大娘坐了约莫个把钟头，就要走了，外祖母赶紧跳起来，在她的空篮子里放上些红糖、糕点，还有一个灯泡、几盒火柴等什物，那时候这些东西极难买到，要票证。临了，又塞给杨大娘几斤粮票：“杨姐姐，拿着，拿着，吃吃晌午。”杨大娘连声说：“谢谢熊姐姐。”她把粮票用一块布包好，深深地塞进兜里，手拔出来，又在外面拍拍，按紧。杨大娘缓缓出了门，像一只慈祥的老母鸡，渐渐去远。她要到下一年秋后才会再来。
有一回我看见外祖母送给她一块手帕，白底蓝边，杨大娘用一只手掌捧着，伸出三个手指，轻轻地摩挲一阵。还笑，像个小姑娘。另一回杨大娘给带来一双鞋子，她自己纳的底，鞋是黑的，样子像一粒大豆。我穿了两天，被小伙伴们笑得要死，我再也没穿过。在杨大娘不来的日子，我常常问外祖母：“麦面粑粑婆婆什么时候来呀。”外祖母就说：“八月十五。”我那时不知道杨大娘是我家的什么人，在外祖母的词汇中，是没有“朋友”这个词的。
“文化大革命”中有几年，城里闹武斗，打死了好些人，杨大娘就没有到我家来了。我们都忘掉了她。1979年的秋后，她忽然又到我家来了，仍旧是一只大篮子，黄澄澄的大饼，红皮鸡蛋，板栗，腌得极好的酸菜……我们家已搬到另外一处。八十多岁的老人，竟然能找到。外祖母直掉老泪，两个老友，坐在长沙发上，显得很不自在。杨大娘说：“熊姐姐，您家这几年咯好好的？”外祖母哽咽着说：“好好的、好好的。”
第二年秋天，杨大娘没有来。外祖母对我妈说：“杨姐姐不在了。”
我妈不信：“您又没去她家，怎么知道。”外祖母只是轻轻地回了一句：“我晓得。”过了几个月，外祖母也逝去了，那是在春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
妇女之间相处密切而有持久的友谊的，实属少见。外祖母和杨大娘的友谊，持续了六十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