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衙门为显示威严、气派，多开六扇门。后遂以六扇门代指官府、衙门。
民间传说的“六扇门”则是指捕快之中一个特殊的旁支。这个“六扇门”通常只接手江湖帮派斗争和久为官府通缉的要犯，同时与各大门派有相当的交情，在朝廷和江湖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权力，江湖中有身份的人犯案只要不上动天庭，都可以不了了之。
“六扇门”具有如此大的权力和能力，与统治者对“六扇门”的扶持和依赖有很大的关系。
唐贞观年间，朝廷初建六部。为彻底解决隋末农民起义的残余势力和各地绿林豪强，刑部建立“六扇门”秘密训练基地，训练新锐少年，名为“鹰犬”。
明朝万历年间，朝廷为了处理有关国家大事的案件，专门成立了一个集武林高手、密探、捕快和杀手于一体的秘密组织。因总部大殿坐北朝南、东南西三面开门、每面两扇门总共六扇，又因组织成员行动机密所以称总部为“六扇门”。这个组织行动诡异、手段凶狠、专办大案，民间广为传诵其威严恐怖。时间久了，六扇门在江湖上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这个“六扇门”组织在查办魏忠贤的斗争中表现出色，但随着明朝灭亡也最终消失。
“六扇门”独特的社会地位和工作内容，形成了“六扇门”办案风格的神秘性。一方面，“六扇门”是朝廷之官，要接受正统的朝廷制度的约束；另一方面，“六扇门”又要直接和黑道的江湖人士打交道，必须要熟悉江湖规矩。正因为如此，“六扇门”的人进得衙门，出得江湖。他们遇到的事情千奇百怪，处理事情灵活多变；他们是衙门中的江湖人物，是江湖中的衙门掌门；他们代表衙门统管江湖一方，在江湖上拥有极大的权力，却也同时被不为朝廷效命的江湖豪杰所不齿。
温瑞安在《四大名捕》中虚构了一个属于官府的组织——六扇门，专门办案。在明清小说中也有以六扇门代指衙门，而《武林外传》中的六扇门影射的是四大名捕。
朝政把握于奸党魏忠贤之手，甚至严重到了威胁这位年轻皇帝的生命时，崇祯显露出了与他实际年纪很不相称的成熟和老到，由稳住局势虚与委蛇，慢慢剥离分化魏党的实权，到最后铲除一网打尽，前后数月一气呵成非常漂亮，手腕之老练行事之果断令后人频频称道。
然而，在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之下，崇祯却重用温体仁、周延儒这样的无才无德、巧言令色之徒，袁崇焕、卢象升、孙承宗这样的名将，在他手下却不是被猜忌，就是被小人陷害，无一善终。
细品文化
感悟千年智慧
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无数，或者贪婪昏庸，或者残暴冷酷，要么就是贪图安逸、荒于声色之徒，凡此种种，无不遭人唾弃，然而明朝的崇祯，虽然也是亡国之君，却是一个勤勤恳恳的皇帝，清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这样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崇祯如此辛劳为国，为何还会亡国？除了客观上明帝国早已腐败不堪外，崇祯本人也要负上很大一部分责任。
崇祯皇帝虽然有心把国家治理好，但却不懂用人之术。崇祯一朝，宰辅大臣走马灯似地换个不停，在位17年，他换了50位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14位兵部尚书。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多达11人，杀死巡抚11人、逼死1人。这还都是直接死在他手上的，被他抓进监狱关押、殴打、间接逼死、战死、自杀、判刑的相当于现在省部一级的官员可能多达几十人。崇祯十四年，也就是亡国前三年，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具有大臣资格的官员就多达145人，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具有大臣资格官员的1/10.
崇祯帝朱由检是明光宗第五子。由于早年丧母，身边没有任何一个可信赖的家人，他的童年所遭受的孤独感、被遗弃感与挫折感，决定了他成人之后那种猜疑、偏执与固执的性格。
继位后，崇祯帝轻而易举地铲除了魏忠贤阉党毒瘤。放松之余，骄矜之气溢满胸膛，他顿觉自己是个天纵英明的帝君。
登基之初，外有关外强敌，内有农民暴动，崇祯急需能干善战的大将。这时辽东的防务主要由袁崇焕主持。崇祯帝对袁崇焕非常信任，命其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帅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元年秋八月，袁崇焕入京觐见，在皇帝面前许诺五年之内可恢复全辽境土。崇祯帝闻言大悦。
尚方宝剑
尚方宝剑
尚方，也作上方，是掌管制造供应御用器物的官署。尚方宝剑即皇帝御用的宝剑。持有皇帝所赐尚方宝剑的大臣，具有先斩后奏的权力。始于汉代，明代称尚方剑，“尚方宝剑”是在戏剧和小说中的俗称。袁崇焕辞行时向崇祯皇帝表示：“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臣一出京城，便成万里，忌能妒功，肯定难免，希望陛下为臣作主。”崇祯帝满口答应，并赐其尚方宝剑。还应袁崇焕所请，将宁远、锦州合为一镇，命祖大寿、赵率教、何可刚等人专受节制，以期克复全辽。崇祯二年五月，明廷叙功，加袁崇焕太子少保。
袁崇焕画像袁崇焕任蓟辽督师后，斩除地头蛇毛文龙。崇祯帝讯大骇，也忘了自己对袁崇焕的授权，心中开始对这位大帅产生嫌隙。但当时正倚重袁崇焕，崇祯帝只得优旨褒答，认定他杀得好，并下诏宣谕毛文龙罪状。
袁崇焕杀毛文龙仅仅几个月，崇祯帝就中了皇太极“反间计”。毛文龙被杀的三个月后，皇太极率兵，绕过山海关，由蓟镇长城的长安、龙井关、洪山口毁边墙入寇，并攻占遵化、迁安、永平、滦州四城。
后金军忽然出现在北京城外，对北京展开围攻。乍闻后金军逼近京师，明廷骇震，立刻调诸路兵马入京来援。袁崇焕闻讯，有条不紊布置防务，并亲自率兵就难，击退后金兵。见袁崇焕营盘坚固，无隙可乘，皇太极施用“反间计”。恰好营中有两个被俘的明朝太监杨春、王德成在押，他命令汉人降将高鸿中与鲍承先两个人趁黑坐在这两个先前在城郊牧马厂抓获的两个明朝太监被困的营帐外，假装酒醉，放言说城内袁巡抚（袁崇焕）与大金有密议，准备里应外合。夜间，哨兵故意纵两个太监逃脱。这两人一回城，把这件“天大的秘密”讲与皇帝听。刚愎自用的崇祯帝信以为真，很快就派人逮捕了袁崇焕，打入诏狱严刑拷打审问。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刚过中秋，袁崇焕本人被判凌迟，剐于北京闹市，其兄弟妻子长流三千里，抄其家产归公。袁崇焕一案，天下冤之。但无知的北京市民信以为真，恨极了这位引狼入室的袁巡抚，纷纷上前高声责骂，甚至出钱买肉生食这位耿耿精忠的烈士身上之肉。千刀万剐，明朝就是这样对待能干的大忠臣。
可悲的是，崇祯帝至死不知中了皇太极“反间计”。崇祯帝把大臣翻了个遍，深感朝中无干事能臣，结果重用了只会纸上谈兵的杨嗣昌。杨嗣昌，字文弱，武陵人（今湖南常德），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崇祯七年，杨嗣昌任宣大总督，由于自诩知兵，他向崇祯帝上奏不少条陈，有一些确实管用，比如官方开矿招工以瓦解私矿矿徒造反等。由于其父杨鹤病死，杨嗣昌丁忧在家。丁父忧刚要满期，其母又死。这时，崇祯帝见兵部尚书一职空缺，就诏起杨嗣昌“夺情”视事。面对当时“贼”满天下的局面以及满清虎视眈眈的危胁，杨嗣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对于剿杀农民军的策略，他“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由此构筑成“十面之网”。
要实现“十面之网”打大仗，必然要有钱，因为“十面之网”需要增兵十余万。有兵，就要有饷，然而，饷银哪里来？崇祯皇帝已经明确告诉他：“内帑空虚，大内无钱。”杨嗣昌病急乱投医，加重百姓赋税，结果把更多良民推上起义的不归路。
杨嗣昌柄权以来，丧师丢地，言官为此上章弹劾，崇祯皇帝刚愎自用，认为是他本人亲自擢用杨嗣昌，听不得异议，贬逐上书言官。同时，他对这位书生臣子宠眷不衰，让他负责评议“文武诸臣失事罪”，追穷清兵入口以来各地守官的责任。杨嗣昌十分卖力，详细列出五等罪：守边失机、残破城邑、失陷藩封、失亡主帅、纵敌出塞，然后按罪抓人，大兴刑狱，共杀包括巡抚、总兵、总监在内的官员三十六名，而他这位最重要的廷中指挥者，则没有任何责任。一时间朝野哗然。
崇祯帝继位以来，便遇上百年不见的自然灾害。坏运气，是每个王朝灭亡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崇祯二年（1628年），陕北突遭大旱。十余年间，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江苏、山东，无年不旱。倒霉的是，大旱相继，蝗灾与瘟疫接踵而至，赤地千里，十河九干。由于乏食，最终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
天灾人祸，小民无生路可寻，加之官员贪污，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只能走一条路：造反！明朝发展到晚期，土地高度集中，宗室、勋戚、官绅地主对土地的兼并愈演愈烈，贫者益贫，富者益富，社会的两极分化达至惊人地步。而自嘉靖帝开始“竭天下之财以奉一人”，万历帝变本加厉，明熹宗有样学样，明朝财政面临破产的境地，只得通过不断加派赋税来榨取民财。各级官吏巧取豪夺，竭泽而渔。由于农民纷纷抛荒逃散，造成水利失修，河患日甚，恶性循环下，天灾人祸不绝。
明末农民暴动，规模最大的是张献忠和李自成部。张献忠本人是延安卫人，年青时曾在衙门或军门里混过，是个有不少入世经验的老道人。由于在与官军作战中勇敢能杀，他自己很快有了一只武装，自号“西营八大王”。李自成，陕西米脂人，小名黄娃子，成年后到本县川驿（银川驿）充当驿卒。由于裁减驿卒，李自成列在被裁人员之中，无奈之下，他参加了农民军，李自成登高一呼，饥民齐集，一天就得千把人，转掠四方。由于在政府部门做过事，他很会组织安排，十来天内就发展到数千人，往来奔窜，自号为“闯将”。
“闯王”李自成饥民四处造反，府县官员们都是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总是上报说是“饥民”饿极了惹事，认为到转年春天有活干有粮食有指望时，事情会自动平息。可巧老天弄人，陕西等地连年干旱，饥荒越闹越大，造反者越来越多。
由于刚刚经历了皇太极破边入口杀至京城脚下的危机，各地抽调了不少精锐部队抵至京畿地区。杨嗣昌眼见陕西各处农民军规模庞大，主张以招抚为主，提出要实实在在解决饥民的吃饭问题，使饥民解散，由政府发给耕牛农具，让农民规规矩矩种田当顺民。这种安抚策略虽然花钱多，但效果大，农民各安其业，不再会复出为盗。农民耕田有收成，生产恢复，政府可从赋税中回收银两，良性循环，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崇祯皇帝觉得有理，发诏照准。由于当时不少农民军已经窜入山西境内，陕西只有“神一魁”势力最大。听说官家招安，自己能当官，神一魁率着六七万人就到了宁州，正式投降，被杨嗣昌授予守备一职（上校团长）。入伙的饥民纷纷领取“印票”（回乡证），领银子后各自回家。由于明政府只拨十万两白银赈济，杯水车薪，仍旧有大多数农民穷饿至极，这些人自然也不愿意就这样回乡等着饿死，摇摆不定。
在此种情况下，朝内“主剿派”群攻杨嗣昌一方的“主抚派”，指斥他浪费了大笔国帑，崇祯帝是个急性子，见花了银子不见成效，大怒之下罢去杨嗣昌官职，重新确定剿杀方针。
栈道杀剿之下，稍稍平息的民乱趁势又起。这时，胆识过人的洪承畴被委任为总督，陕西叛乱相继被镇压，洪总督爱使招降和收买的手段，明军斩获数万人，陕西境内基本看不见大股农民军。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农民军不是被杀光了，而是不少人遁至山西，在那里轰轰烈烈干了起来。明廷便下令给临洮总兵曹文诏，让他带统陕西、山西诸将，去山西剿贼。曹文诏手下兵不多，只有近四千人，立刻从甘肃庆阳开拨，经潼关，过黄河，率先击杀蒲州、河津一带的农民军。
洪承畴
（1593～1665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二十七都英山霞美乡（今英都镇良山村霞美）人。先仕明，松山之败后降清，是明末叛臣之一，但也是清朝定鼎中原的重臣。乾隆因洪承畴为叛明降清的人，列于贰臣甲等列入《清史·贰臣传》。洪承畴于崇祯年间，曾辑有《古今平定略》12册。后人又辑有《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及《经略纪要》24卷。大部农民军在明军的围追堵截下，误入汉中栈道险地车厢峡。由于两个多月的阴雨天气，农民军弩解刀锈，衣甲多日不干，缺粮少食，几乎丧失基本战斗力。如果明军趁势进攻，这几万人只有等着挨打的份儿。情急之下，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齐集商议，各自拿出先前抢掠的金宝，运了几十匹骡马，送入陈奇瑜营中遍贿明军上下军官。在左右力保下，陈奇瑜答应安抚招降，准备接受农民军的“投降”。
由于朝中兵部尚书张凤翼也主抚，崇祯皇帝信之，下诏招安。不料农民军在统一布置下忽然翻脸，声势更大。
崇祯九年夏末，在孙传庭、洪承畴二部明军的围堵下，“闯王”高迎祥在周至被生俘。
屋漏偏逢连阴雨，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亲自率六万大军自沈阳出发，于八月六日突然包围了大凌河城。大凌河之战，明军精锐数万被歼，大量先进火器丧失，损失不可谓不大。最重要的是，皇太极粉碎了明军步步为营东进的战略，迫使明朝往后退缩。
1633年初被袁崇焕杀掉的毛文龙原先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三人均为辽东人）在登州叛变，乘船率万余兵士及家属在镇江向后金投降。
大凌河
位于辽宁省西部，是辽宁省西部最大的河流。汉唐时称白狼水，辽称灵河、金改凌河。崇祯七年（1634年），皇太极发兵二次入关打击明朝，总共进行三个多月，在宣府、大同一带大肆杀劫，掳抢百姓、牲畜不计其数，洋洋而去。
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
崇祯十一年（1638年）秋八月，极擅用兵的皇太极自己统领一军在大凌河一带做出大举进攻状，把不少明军牵扯在自己附近。同时，清军真正入侵的主力在豪格、岳托以及多尔衮的率领下，分成数队，远攻明朝内地。
清军大掠河北后，呼啸奔驰至山东，四处杀掠，并攻陷坚城济南，生俘明朝宗室德王朱由枢。这还不算，清军在济南展开大屠杀，近十六万人被杀，整个城市被抢空。
大约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张存仁献“三策”攻明：上策是直捣北京，割据河北；中策是直取山海关，切断北京与宁锦之间的“咽喉”；下策是屯兵广宁，稳步夺取宁锦土地。此时，由于蒙古察哈尔的林丹汗也被清军击败，漠南蒙古尽属于己，皇太极更无后顾之忧。
此后，崇祯十五年深秋，松锦大战后清军又攻掠了山东一次，杀掉鲁王朱以派（被俘自杀）。清军转战八月有多，俘汉民近四十万，掠财物无数。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当农民起义的洪水将朱明王朝摧垮，大明皇族宗室正处于奄奄一息之时，满清铁骑又破关而入，向凤阳朱氏猛扑过来。
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北京失陷，崇祯帝朱由检殉国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