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起事经过，据《唐书》、《资治通鉴》的记载，似乎李世民是晋阳起兵的主要决策者，李渊是在李世民的一再劝说和坚持下才决定起兵的。这同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载，事实经过是有一定出入的，究竟以何种记载较为近于实际情况呢？新、旧《唐书》主要是根据《太宗实录》而来，而《实录》是李世民登上皇位后修撰的，史臣显然采取压低李渊的态度，而对李世民则多溢美之辞。《资治通鉴》也因袭两《唐书》，所以内容基本相同。而《大唐创业起居注》则编撰于唐武德前期，那时温大雅任记室参军，参与机密，记载当更接近于事实。李世民在晋阳起兵前后，确实立下过很大功绩，但并不如后世所渲染的那样，是起兵的首要决策者。
李渊不是平庸的胸无谋略之辈。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忠志》载：“高祖（李渊）少神勇。隋末，尝以十二人破草贼号无端兕（即毋端儿）数万。又龙门战，尽一房箭，中八十人。”《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也说：“帝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山川险要，一览便忆，远近承风，咸思托附。”在晋阳起兵时，军务、政务繁忙，《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载其处理公牍情况说：“义旗之下，每日千有余人，请赏论勋，告冤伸屈，附文希旨，百计千端，来众如云，观者如堵。帝处断若流，尝无疑滞。”又说李渊善草书，“工而且疾，真草自如，不拘常体，而草迹韶媚可爱。尝一日注授千许人官，更案遇得好纸，走笔若飞，食顷而讫。得官人等，不敢取告符，乞宝神笔之迹，遂各分所授官而去。”从中可以看出，李渊是个大有决断，经验丰富的人。李渊蓄谋反隋，也是早有打算的，起兵前对各种情况的考虑是十分周详的。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年轻的李世民虽然可以参与决策，但说他可以左右他父亲的意志是很难想象的。相反，李世民的雄图大计恰恰是受了李渊的启发和引导的。李世民跟随其父长期征战，对李渊的所作所为，也必然耳濡目染。当李渊被隋炀帝派遣的使者逮捕入狱时，曾对李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李世民哭着回答父亲说：“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时变。”李渊觉得起兵的时机还不成熟，没有答应立即起兵。然而，已把反隋的意图告诉了李世民。后来获释，李渊又高兴地对他说：“天其以此使吾当见机而作”，认为自己等待时机的决断是正确的。可见李世民在晋阳起兵前后，一方面是受李渊行动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方面是在其直接指示下行事的。
在大业末年，预料到隋炀王朝必亡，因而蓄有反隋之心的，不仅是李渊这样一些有地位的人，一般的地主、官僚、豪强为了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也都纷纷弃隋另作打算。在太原城内这样的人就特别多。不过一般人没有力量，也没有胆量独树一帜，因此他们只能寻找一位有实力、有威望、能服众的人，当做自己的新希望，攀龙附凤，以便取得更多的政治经济权益。而“李氏当为天子”的谣传，经过长时间的传播，几乎人人皆知，因而他们就纷纷支持李渊起兵。另外有一种人出身不怎么高，虽然认定了李渊是改朝换代的适合人选，却苦于没有出身之阶。因为李渊毕竟是豪门贵族，一般人不易结交。而李世民却年青，又豁达大度，容易结识。于是他们找到李世民，通过李世民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刘文静等就是这类人的代表。史书记载刘文静最初不是直接劝李渊起兵，而是间接通过李世民，再由裴寂去劝说李渊，其原因大概就在这里。正是这种情况，客观上使李世民有了更多的结交豪杰之士的机会，使他能多方求教，增长见识和才干，更全面地了解当时的形势和各种人物的见解，起兵反隋的过程中经受锻炼的时期，也是他政治思想上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
李渊在思想上蓄谋反隋开始于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可是为什么始终隐忍未发，而是一直到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五月才正式举兵呢？其原因有两个：一因为时机尚不成熟和准备不足。大业十三年以前，全国农民起义和地主集团的反隋斗争虽已比比皆是，但还没有形成比较集中的强大力量，还处在各自为战的分散状态，不能给隋政权以毁灭性的致命打击，隋炀帝方面的军事优势还没有完全丧失。李渊是个有政治经验的人，对隋王朝所具有的军事力量又了如指掌。他对当时的局势的发展变化情况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不到十分有把握的时候，他不愿轻举妄动。大业九年杨玄感首先发动兵变，很快被隋炀帝派大军镇压。李渊感同身受，影响十分深刻。而河东、太原都是军事重镇，在该地及其附近地区朝廷驻有重兵，如果贸然起兵反隋，其结果难免步杨玄感兵败身亡的后尘。因此李渊要等待时机。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隋炀帝被突厥围困于雁门，本来也是个起兵的好时机，但从政治上考虑，这样无异于做突厥的内应，其结果将丧失人心，反隋也不可能成功，所以李渊不能够冒此风险。次年，隋炀帝调整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部署，把征辽东的部队从前线抽调回来，由杨义臣率领，集中力量镇压山东、河北一带的农民军。当时，分散各地的农民起义力量遭受很大挫折，几支实力较强的起义部队都被打散了。隋朝的军事力量就全国而言，尤其是在中原地带，还占据优势地位。因此，在大业十二年底以前，李渊是不敢有所妄动的。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冬天，全国的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已逼近东都洛阳，炀帝困守江都，已经无所作为，减轻了河东、太原的军事压力。李渊及时而敏锐地看到了形势的变化，等待已久的起兵有利时机终于到了。可是由于自己并没有充分的准备，仍然无法马上起兵。
其次是因为李渊身旁还有隋炀帝的亲信，因而李渊在行动方面不能不十分谨慎小心，从不轻易向人吐露真言。在时机不到、准备不周的情况下，虽然有很多人建议他起兵反隋，但他都装着不以为然的神态，加以拒绝，有时甚至怒形于色，摆出要将提议者治罪的架势。当然这都是装装样子，他多次暗示别人不要轻言，不要暴露自己，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李世民结交豪杰之士是经李渊授意的，否则，年纪轻轻的李世民不可能想得那么周到。但李渊却装作全不知道的样子，其目的，也在隐蔽自己的意图。
另一方面，李渊毕竟是隋的旧臣，受爵禄于隋，加上封建纲常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头脑里君臣礼教观念很深，在这种观念支配下，认为隋炀帝虽然大逆不道，为害天下，但作为臣子来说就不应该也没有权力批判、责问他，更不用说起兵反抗了，否则要终生背负叛逆的罪名。李渊是以豪门贵族的家世来炫耀自己的，他害怕背上不光彩的名声，因而对起兵反隋这个问题考虑特别慎重。
在晋阳起兵前，李渊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地主阶级身份，因此他在起兵反隋的同时，必须顾及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如何利用和对付农民起义军。李渊父子在事实面前，已经认识到农民起义军是亡隋的主力军，关键是怎样利用农民起义军的力量推翻隋朝统治政权，从而使自己能迅速夺取地主阶级的最高统治权，而又不仅不被农民军击垮，反而能战胜农民军，建立全国统一政权。在李渊的眼里，农民起义军是盗贼，是镇压的对象，他不能与农民军相提并论。所以，当农民起义军与隋王朝决战时，他坐壁上观。
当然，他也奉命去镇压过农民军，但为保存实力起见，他极力避免决战，实际上也没有打过什么大仗。他采取的策略是，先让农民军夺过权力，然后再从农民起义军中夺过来。当李密瓦岗军兵临洛阳，隋炀帝放弃长安而游荡于南方的江都时，隋王朝已经名存实亡，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失守。直到这时，李渊父子才改旗易帜。这样，就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是，唐是为了天下百姓而起兵，政权来自农民军，而不是来自隋王朝。李渊极力避免背上杨玄感起兵逆君反叛的罪名，相反，他起兵反隋，却巧妙地博得了“名正义顺，荡夷群雄，以拯百姓于凶危”的美名。李渊的如意算盘是，既达到乘时而起，夺取隋政权的目的，又保全了自己封建贵族官僚的名节，而后一条，又是将来得天下，稳定统治地位，重建封建王朝必不可少的。这正是李渊的反隋不同于农民起义的地主阶级立场的表现。
李渊是个老成持重的贵族官僚，坚忍自恃，慎之又慎，使起兵反隋免于草率盲动，避免了杨玄感所遭遇的命运。这一方面，年青的李世民是远远不可及的。不过，也正由于李渊的老成持重，行动上的谨慎从事，也带来了顾虑重重行动进展缓慢的缺陷。而李世民思想单纯，以平民自居，很少有束缚，加上性格上的豁达，处事敏锐，大胆有为，因此敢于超越李渊的意图，为起兵创造条件和蓄积力量，对李渊来说，李世民既受其影响，又相辅相成，弥补了起义组织工作方面的不足和缺陷。这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在起兵反隋以后仍时有表露。
总之，李渊是晋阳起兵的主要决策者和组织者，李世民在父亲的支配和影响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由于李世民个人的努力，对李渊的决断和整个起兵的组织发动，也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由于李世民在晋阳起兵过程中的特殊地位，通过行动的实践，使他在政治上迅速地成熟起来，在军事上也迅速了解和掌握了必备的知识。特别是结识一批豪杰之士，成为他日后事业中的骨干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