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的论题在讨论玩耍一事时，曾附带地提过，但现在要作专题讨论。
孩子的本能欲望，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是很不确定的，教育和机遇能将这些欲望纳入多种不同的轨道。无论是旧时的“原罪”观或是卢梭关于人类自然有德的信念，都与事实不符。本能的原料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在环境的影响下，既能变成善，也能变成恶。从冷静的乐观主义出发，我们有理由相信下列说法：撇开病态的情形不谈，多数人的本能起初都可发展为善，只要儿童时代能够适当地保证身心健康，病态的情形必定极少。适当的教育可以使人们去依照本能生活，但那是一种经过训练和培养的本能，而不是自然生就的粗鲁且无定形的冲动。本能的伟大培养者是技能：能提供某种满足的技能，而不是别的技能。获得正当技能的人必为善，获得错误技能或毫无技能的人必为恶。
以上情况特别适用于权力欲。我们都希望成就些事，但是就权力欲而论，我们并不介意成就些什么事。泛泛说来，所成就的事越困难，我们就越高兴。人们喜欢用假蝇钓鱼，因为那很困难，人们不愿射击正在孵卵的鸟，因为那很容易。我所以举这两个例子，是因为在这类事情上人们除了运动的愉快，并无不可告人的动机。但是这个原则普遍适用。
我对算术的喜爱直到我学会欧氏几何，我对欧氏几何的喜爱直到我学会解析几何，余可类推。孩子起初喜欢走，往后喜欢跑，再往后喜欢跳和爬高。我们已能轻易做到的不再给我们以权力感，惟有新近掌握的技能，或令人怀疑的技能，才会使我们产生成功的喜悦。这就是权力欲能永远适应所学技能的原因所在。
建设和破坏都能满足权力欲，但建设通常更难，因此能建设的人会更觉满足。我不想给建设和破坏下一种拘泥的定义，我认为，泛泛说来，当我们增加我们所感兴趣的系统的势能时，我们就是在建设；当我们减少它的势能时，我们就是在破坏。或用心理学的术语：当我们产生预定的结构时，我们就是在建设；当我们释放自然力去改变现存的结构，而又对产生新的结构无兴趣时，我们就是在破坏。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这些定义，我们实际上都知道何种行为应被视为建设，除非我们遇到某人声称破坏的目的是重建，而我们又无法确定他的真意。
破坏比较容易，因此孩子的游戏通常由破坏开始，只是到后来才转入建设。在沙地上手提小桶的孩子喜欢让成人用沙子堆成布丁，然后自己用小铲将布丁毁掉。然而，一旦孩子能自己堆布丁，他会很喜欢做这件事，并且不允许别人将他堆的布丁毁掉。当孩子最初接触砖块时，他喜欢用砖块毁掉大孩子建造的城堡。但是当他自己会建造时，他会对他的成果异常得意，并且不忍心看到他的建筑物被变成废墟。使孩子喜爱这种游戏的冲动在这两个阶段毫无二致，但是新的技能改变了源于同一种冲动的活动。
许多美德的萌芽是由于经历建设的快乐而产生的。当孩子请求你不要毁坏他的建筑物时，你也很容易使他理解他不应毁坏别人的建筑物。
这样你就能使孩子尊重劳动的成果，这是私人财产在社会上唯一正当的来源。你也能向孩子提供忍耐、坚持和观察的动机，没有这些品质，他就无法将城堡建筑到他决心达到的高度。在与孩子玩耍时，你要做的只是激励他们进取，并讲明事情的作法，此后就应让他们自己去努力建设了。
如果孩子能进入花园，就容易教他更精巧的建设。孩子在花园里的第一个冲动就是要摘下所有迷人的花朵。禁止他这样做很容易，但是仅仅禁止并不足以教育。要教育孩子爱护花园，成人不随意摘花正是出于爱护之心。成人爱护花园是因为他们知道这美丽的园景需要付出大量的心血和劳动。当孩子长到三岁的时候，可以分给他花园的一角，并鼓励他在里面播种。当花朵盛开时，他会觉得自己种的鲜花特别珍贵可爱，那时他就能认识到他母亲的花也应当爱护。
要根除无理智的残酷，最简单的方法是增加对建设和发展的兴趣。
长到一定的年龄，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想打死苍蝇和其它昆虫，以后便想杀死较大的动物，以致最终想杀人。在英国上层阶级的普通家庭里，打死飞禽被视为殊荣，在战争中杀人则被视为最崇高的职业。这种态度是符合原始本能的：这是无建设技能者的本能，因此他们的权力欲无法得到良性的表现。他们能打死野鸡和欺压佃户，有机会时，他们还能枪杀犀牛或德国人。但是更有用的技能，他们完全缺乏，因为他们的父母和教师都认为把他们培养成英国绅士就足够了。我不相信他们生来就比别的孩子笨，他们以后的缺陷应完全归咎于教育不良。如果他们从小就被引导用爱心去观察生命的发展，从而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如果他们学会建设性的技能，如果使他们知道辛勤劳动所缓慢取得的成果破坏起来会何等地迅速而容易——如果所有这些都成为他们早期道德教育的一部分，他们就不会如此随意地破坏他人用同样方式所创造或管理的事业了。在这方面，作父母的身分是以后生活中的伟大教育家，但必须充分唤起人的本能。然而这种情形在富人身上很少发生，因为他们总是把照看孩子的任务托付给他们所雇用的专家，因此，我们不能等到他们作父母时才着手根除他们的破坏性。
凡雇用过未受过教育的女仆的作家都知道很难防止她们用手稿笼火的习惯。作家即使彼此忌妒，也不会想到做此事，因为实践使他们了解手稿的价值。同样，有花园的孩子不会去践踏他人的花圃，自己养小动物的孩子懂得尊重动物的生命。凡为儿女操劳过的人大概都会尊重人类的生命。为儿女所做的操劳能够引起强烈的父母心，对那些逃避这种操劳的人来说，父母的本能多少有些退化，不过是一种责任感罢了。但是，如果父母的建设冲动发展得很充分，他们就更容易为自己的子女操劳，因此，注意教育的这一方面也是十分必要的。
我所说的建设指的并不只是物质的建设。诸如演戏和合唱这类事情都是非物质的合作性建设，这类事情很合众多儿童和青年的口味，因此应当得到鼓励（虽然不可强迫）。即使纯属智力上的事情，也可能有建设或破坏的倾向。古典文学教育几乎完全是挑剔性的：学生学习避免错误，并且藐视那些犯错误的人。这易于产生一种冷血的正确，由于这种正确，对权威的尊重取代了创造性。正确的拉丁文是永远固定的：那就是维吉尔和西塞罗的拉丁文。正确的科学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能干的青年也许希望能有助于这一过程。由此可见，科学教育所产生的态度很可能比学习一成不变的语言所产生的态度更富有建设性。如果教育以避免错误为主要目的，就会产生智力上的冷血动物。应当支持每一个有能力的青年男女利用知识去做某种冒险的事情。人们往往认为，高等教育的任务就是提供某种类似良好规范的东西，即能够避免错误的纯属消极性的准则。在这种教育中，建设被淡忘了。所培养的人通常都是谨小慎微、无进取心和斤斤计较之辈。若以建设性的造诣为教育目的，所有这些均可避免。
在后期教育中，应当鼓励社会的建设。我的意思是，凡智力正常的人都应当被鼓励去认真思考如何以更富有建设性的方式来利用现有的社会力量或创造新的社会力量。人们普遍读过柏拉图着的《共和国》，但他们并不将它与现行政策联系起来。当我说1920年俄国的理想与《共和国》的理想几乎完全一样时，很难说柏拉图主义者或布尔什维主义者是否会感到震惊。人们阅读文学名着时并不想弄清书中描写的布朗、琼斯和鲁宾逊的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谈论乌托邦特别容易，因为谁也不知道走哪条路才能由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抵达那里。在这类事情上，能够正确判明下一步骤才是有价值的能力。英国19世纪的自由党党员就有这种能力，虽然其计划所必然导致的后果总是使他们感到震惊。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支配人们思想的意象种类，但往往是完全无意识的。社会制度也许能设想出多种形式，其中最常见的有模型式、机械式和树木式。第一种属于固定不变的社会观，如斯巴达和传统中国的社会观：将人性浇注到一个准备好的模子里，使其成为预定的形状。任何严厉的道德和社会习俗都含有这种意味。其观念受这种意象支配的人将会具有某种政治观——僵化、执拗、严厉和残酷。将社会想象为机械的人则较为现代化。工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属于这种人。在他们看来，人性是乏味的，人生的目标很简单——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社会组织的宗旨就是要达到这个简单的目标。困难在于人们事实上对这一目标不感兴趣，他们坚持想要各种混乱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思路有条不紊的组织者看来是毫无价值的。这迫使组织者退回模型式，以便产出和他愿望相同的人。其结果是导致革命。
将社会制度想象为树木的人又另有一种政治观。坏的机器可以拿走，另换一个。但是一棵树若被伐倒，新树长成它那个样子则需要很长时间。机械或模型可由制造者随意制造，树木有它自己的特性，只能使它有优劣之分。生物的建设与机械的建设截然不同，生物的建设有一些较为低级的功能，因此需要某种同情。由于这一缘故，在对孩子进行建设教育的过程中，应当使他们有机会练习植物和动物的建设，而不仅仅是砖石和机械的建设。物理学自牛顿时代以来一直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自工业革命以来又在实践中居于支配地位，并随之产生社会机械化的概念。生物进化论输入一种新思想，但随着自然淘汰论的出现又有几分失色。通过优生、节育和教育将自然淘汰论从人事中排除，应当成为我们的目的。树木式社会的概念要优于模型式和机械式社会的概念，但仍有不足。我们应当依靠心理学来弥补不足。心理上的建设新颖而独特，目前能理解的人很少。它对于建立教育、政治和各种纯粹人事上的正确理论至关重要。人们若要不被似是而非的东西所迷惑，他们的想象力应为心理上的建设所支配。有些人害怕人事上的建设，因为他们担心它会成为机械式的，于是他们就信奉无政府主义和“回归自然”。我要在本书中以具体的事例表明，心理上的建设与机械式的建设有何不同。这种思想富于想象力的一面应当在高等教育中使人通晓，这一点若能办到，我相信我们的政治将不再生硬、尖刻和富有破坏性，而会变得柔和且真正科学化，并以造就优秀的男女为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