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唐纳曾周游全球，然而并未到过中国。他只是直接接触了有关中国的事件。
1.对中国工人阶级福利的关心
中国在麦克唐纳活动的那个年代，正处于革命大变动的时期，发生了中日战争、义和团反帝、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混战、日本侵华等重大事件，整个国家在急剧变动之中。麦克唐纳第一次任首相执政时，中国是以曹锟、吴佩孚当权的北京中央政府掌权。这期间，麦克唐纳曾处理了关于在中国实施国际劳工政策的事务。
1919年，巴黎和约规定成立的“国际劳工组织”在华盛顿开会，制定了《限制工业企业之工作时间每日为八小时及每周为四十八小时之公约草案》和《雇佣妇女夜间工作与雇佣最低年龄之公约草案》等六个关于劳工福利的文件。1920年和1921年在基诺和日内瓦两次会议上，中国北洋政府为正式“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1923年3月，北京中央政府农商部制定了《暂行工厂通则》，表示实施国际劳工组织的协议草案。1924年3月，北京政府通知各国公使，希外资工厂一律执行其《通则》。1924年3月28日，英国工党政府劳工部长威尔逊（H。J。Wilpn）向麦克唐纳转交了英国驻华外交机构的文件，并请求麦克唐纳批准他的关于调查中国劳工法执行情况和当前劳工情况的报告。麦克唐纳于4月8日，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将威尔逊报告和国际劳工组织的有关文件批转北京公使麦克利勋爵，在对待中国劳工福利问题上，让他参照国际劳工文件执行。同时，麦克唐纳为了摸清北京政府的虚实，考察其《通则》是否符合国际协议精神，让麦克利寄给他一份中国政府的《通则》原件。4月12日，麦克利将《通则》寄给麦克唐纳。5月1日，麦克唐纳致信麦克利，并附上了3月10日英国下议院辩论此事的摘要。麦克唐纳指示麦克利检査英资工厂劳工政策的执行情况，如实上报。6月2日，麦克利复信麦克唐纳，声称英资工厂华工情况良好。当时，麦克利等人注意到中国的北京政府“一贯没有执行法律的习惯”，所以，这次检査和汇报是敷衍了事的。
麦克唐纳在与麦克利公使通信来往、了解情况的同时，还通过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顿过问落实华工劳动政策的情况。1924年3月22日，麦克唐纳致函巴顿，令他把上海英资工厂中童工问题及改善的打算如实上报给他。可见，麦克唐纳对上海童工问题有一定的了解，并较为关心。6月18日，巴顿复函麦克唐纳，详细地汇报了上海英资工厂中的童工情况，揭露了日资工厂中虐待摧残童工的情况，也表白英资工厂虽有违犯国际劳工政策的现象，但较其他外资厂家，“尤为最佳者”。麦克唐纳对此十分关注，令他再作深入检査，另作详细汇报，并主张，要在英资工厂按国际劳工组织协议行事。
可见，麦克唐纳在初任首相的短短任期内，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福利待遇、劳动政策还是很关心的，也花费了许多心血。当时的上海，英资厂家只有六家，而日资厂家则为数甚多。所以麦克唐纳的关心，只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起到了作用。
2.对待万县惨案的鲜明态度
1926年9月，在鲍尔温保守党内阁执政期间，英国殖民者在中国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万县惨案。当年8月29日，英国太古公司“万流”号商轮在四川省万县撞沉中国木船三艘，溺死50余人。在交涉中英驻万县军舰又缴了中国士兵枪械，当地中国军队遂扣住英轮。英军舰以索回被扣轮船为借口，于9月5日傍晚派三艘军舰炮轰沿岸万县城区，万县县城一片火海，顿成废墟，5 000市民死于炮火轰击之下，造成骇人听闻的大惨案。
事件发生后，麦克唐纳领导下的英国工党和执政的保守党表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不同立场。
鲍尔温为首的保守党采取了蛮横无理的帝国主义立场，表现出殖民帝国主义者的凶残野蛮的本性。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代表朱兆莘在国联会议上提出了解决万县事件的要求。但保守党却采取不许中国人讲话的态度。英报社论指出，“对于中国代表在国联会议上攻击英舰炮轰万县一事，咸表不悦。中国代表团应速向国联大会和英国代表道歉，否则，英国代表将不愿与中国代表同列一席。”保守党政府不仅有其言，而且有其行。在中、英交涉期间，英领事态度强硬，要求无条件将英轮放行，同时，调集六艘军舰开至谈判现场——宜昌，声言要对中国进行第二次炮击。更为可恶的是，英国政府采取倒打一耙的手段，反而于10月20日向中国方面提出“抗议”。似乎中国人对此惨案理应谨守缄默！10月7日，作为保守党内阁首相的鲍尔温公开演说，指责“华人已毁坏了英国人在华利益”，“如果有必要采取其他步骤以保护英人利益时，政府必绝不迟疑而采取断然之手段。”可见，在保守党人方面，从领事到首相，从报纸到军队，都是一种蛮不讲理的殖民强盗的态度。
麦克唐纳领导下的工党则截然相反，采取了站在受害的中国人一边讲话的态度。万县事件发生后，麦克唐纳等工党议员在议会提出多次质问。中国人当时也看清了这一点。10月9日，上海各界团体向英国工党、自由党发出求援电报，揭露保守党对华政策及其暴行。这引起了工党的响应。10月14日英国工党大会通过了决议案，指责英军炮击万县，严厉斥责“英国在华所持帝国主义政策”。10月17日，英国工党总部向中国驻英代办递交公函，表明：“对本国舰队此项行为，至为反对。盼即将英工党对死伤华人歉疚之意转致其家属。待双方彻底查清事件之后，向政府再作严重抨击。”同是英国人，工党与保守党的对华政策相差多远！不仅如此，随着事件的日益昭彰，工党对万县事件的态度也愈益鲜明，并且提出了更加激进的要求。10月末，工党召开“不干涉中国大会”，“要求承认广州政府为事实上的政府；将舰队、飞机调离中国海面。要求中国人自治中国，广州政府有真意救民之希望”，还抗议保守党政府只承认北京军阀政府的反动立场。这说明，工党对华政策是友好的，对中国人民是同情的，在政治上是支持孙中山革命政府、反对北京军阀政府的。麦克唐纳本人虽然在这一事件中没有单独采取行动，但他作为工党的领袖和议会党团主席，对于确定和推动工党支持中国人民的政策，无疑是赞同的，积极的。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的对华态度和政策。
3.麦克唐纳与汉浔事件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和长江沿线的光复，该地区工农运动、反帝运动高涨。1927年1月3日和6日，先后爆发了汉口、九江（古称浔阳）人民的收回英国徂界的运动，形成了当时中外有名的“汉案”和“浔案”。麦克唐纳在促使这两大事件和平解决的过程中，态度更加鲜明，他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尽力斡旋，使事件沿着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方向发展和了结。
1927年1月1日，在武汉革命政府领导下，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布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宣言。人民群众反帝爱国运动顿起。游行、演说连日不断，政府、人民同仇敌忾。1月3日，英租界当局以“华人运动妨碍治安”为借口，调集大批水兵登陆，向正在租界讲演的宣传员冲击。英兵刺伤群众几十人，刺死一人。英兵亦被群众击伤几人。这一事件激起工、农、商、学各界愤怒，他们召开了联席会议并决定：解除英租界巡捕和义勇队的武装，英租界由中国政府派军警管理。限英方72小时答复，否则就收回英租界和海关，取消英国的内河肮行和领事裁判权。1月5日，共产党领导了几十万人参加的示威大会，围攻英瞀厅，驱逐了英国巡捕，收回了英租界。武汉革命政府应群众要求，派军进驻租界。为了策应汉口人民的行动，九江人民也于1月6日反抗英兵镇压，占领英租界，并由武汉革命政府派员接收。
汉案、浔案在英国国内激起强烈反应。当此之时，麦克唐纳1月15日在《前进报》发表论文指出：希望两案和平解决，认为事件乃因英人激起仇恨所至。他说：“如果他们的运动目的在于收回租界，那么为什么日、法两国租界，依然无事呢？根据英人撤退后街上张贴物判断，那并不是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态度，只不过是一种仇英恶感而已。”英国保守党政府则采取了惯用的镇压措施。1月25日英国驻北京公使兰博森照会美、法、日、意四国，要求共同出兵。同时，英国调集太平洋地区战舰12艘、英印军队1.6万人，及装甲兵队、坦克兵队、航空兵队向中国上海进发。麦克唐纳及工党抗议英政府出兵来华。1月31日麦克唐纳在达文垂演说时指出，“英国唯一的职贵，就是使中国人民在不受暴力和武力干涉下，解除外国势力的束缚。”同时，麦克唐纳还电告中国革命政府代表陈友仁：“贵国民族主义者提出的要求，我们十分赞成。”但劝告不要采用或扩大暴动，以免引起战乱，反而使民族主义要求难以实现。在英国大军压境之际，麦克唐纳的态度是善意的，他不愿使中国人民蒙受更大损失。为了防止对中国用武，麦克唐纳又致政府书信，奉劝他们“必须正视现实，必须像对待日本国那样对待中国。”工党也以总部名义多次声明：英国军队应从中国撤回，反对妨害中国自主、平等与两国友谊。麦克唐纳多次在议会上率工党议员发难，迫使政府停止对中国的干涉。国民政府也看到了这一点，对麦克唐纳及工党寄予了很夫的希望。国民政府代表陈友仁电复英国工党，表明：汉案的解决，必须等到“英国劳工党起来掌权，挽救英国在东亚的腐败，铲除帝国主义保皇派的政治和战争虚荣心。”保守党果然吓坏了，指责陈友仁“干涉英国内政”，“分裂帝国”。由于麦克唐纳和工党实际上站在中国国民革命政府一边，向保守党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并与中国革命政府联成一气，所以迫使保守党政府不敢在中国肆意横行，不敢再挑起流血冲突，在客观上给予国民革命政府以很大的支持。
经过中、英两国进步力量的配合，汉案、浔寒部以有利于中国革命人民的结局而告解决。1927年2月19日，英国政府被迫与中国签订了汉案协定和浔案协定，英国正式承认将汉口、九江两个英租界交还中国。这是中国民族解放斗争史上的空前胜利。尤其是接收者是革命政府，这就更具有重要意义。面对这一胜利，我们除了讴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之外，也应感谢麦克唐纳及其领导的工党。
4.麦克唐纳与日本侵华事件
1931年和1932年，中国先后发生了两起日本侵略者挑起的重大事件，即“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对此，英国政府持冷淡态度。麦克唐纳作为国民内阁首相，应该对英国政府的态度负责任。他持冷淡态度的原因也值得分析。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沟事件，炮轰东北兵营和沈阳城，开始了对东北三省的侵略，酿成“九一八”事变。上台不到一个月的国民内阁首相麦克唐纳对日本的侵略行动持十分消极的态度。他的内阁很少注意远东事件的进展，除了对外交部的既定路线表示赞同外，无所作为。
麦克唐纳这种反应是由各方面原因决定的。第一，他甩开工党组成国民内阁，实际上成了保守党手中的玩偶，已经不能再独立地坚持自己的主张，只能跟在保守党后面随波逐流，使自己的形象被扭曲。第二，他当时面临内外交困的复杂形势，无暇东顾。英国当时工党分裂，自由党拆台，政府四分五裂；保守党咄咄逼人，策动新的大选，准备推倒他的首相地位；国内危机未过，失业人数达300万；印度圆桌会议正在召开，各土邦主张各异，很难达成协议。这一切紧紧缠住了麦克唐纳。第三，麦克唐纳当时身体健康衰落，并已患严重的青光眼等疾病。这也是一个因素。
中国“九一八”事变之后四个月，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又在上海向闸北区进攻，十九路军奋起反抗，中日淞沪战争开始。这在英国和美国激起了极大的义愤。英国政府自“九一八”以来采取的容忍态度不得不改变。麦克唐纳当时眼病发作，自2月3日作了手术后，一直到3月中旬未回到办公室。尽管有失明的危险，他还是带病在自己的病房主持了立即对日军进攻上海闸北事件作出决策的特别部长委员会。尽管他的作用减弱，但他的同事们在作出重大决定前都细心听取了他的意见。所以这个时期的决定，他应负责任。当时，麦克唐纳面临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要不要与美国一起发布一个激烈的联合抗议书，谴责日本祖暴践踏“九国公约”关于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的规定。经过讨论，英国内阁否决与美国一起发布抗议书，而是在国联提出决议案，主张中日争端不应用武力解决，应该和平调解。麦克唐纳和外交部长西蒙也持这种态度》这个态度由西蒙3月22日在下院宣布。
英国在对日侵华问题上的软弱态度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方面，英国在中国东北无太大利益，所以容忍“九一八”事变。
英国在中国贸易额大幅度降低，1920—1935年英对华出口额由4300万镑降为500万镑。这使得英国资产阶级不愿参加强硬抗议。此外，英国在军力和经济力方面，难以支撑对日作战的重担。另一方面，这也和麦克唐纳的和平思想有关。他一直认为武装行动是虚假的保障，世界舆论才是保护和平、反对侵略的可靠保障。他太迷恋于舆论和调解。
“一二八”事变以“淞沪停战协定”而告终。麦克唐纳虽痛恨“日本在上海的丑行”，但他在保守党压力和自已和平思想的束缚下，不敢以宣战的姿态抗议日本，不敢采取消灭这种“丑行”的行动，更不敢支持十九路军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