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来说，麦克唐纳是一个似曾相识的陌生人。在新中国出版的较为详细的政治、史学著作中，有的提及麦克唐纳，但往往冠以“改良主义者”、“科学社会主义的敌人和骗子”的名号，把他打入了“另册”，将他的政治生涯，说成不是“攻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击苏联”。这样，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便阻塞了对麦克唐纳的研究，只剩了酷似苏联某些学者的指责。然而，麦克唐纳领导的英国工党究竟是个怎样的党？它的诞生、历史和现状怎样？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些什么内容？怎样分析其内容？麦克唐纳一生中的实践活动应怎样评价？他有没有对工人阶级作出贡献？他到底是共产党人的朋友和同盟军，还是死心踏地的敌人？这些问题一直没有被深刻地、实事求是地研究过。解放30多年中，中国人研究麦克唐纳的书没有一本，论文没有一篇。近期，一位专门从事国际共运史研究的同志看了新出版的《国际史》中载有麦克唐纳反对战争和宣讲社会主义理论的史实，深有感触，认为：“麦克唐纳在当时能做到那种程度，在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行列中都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为什么把他说得那么坏？应当重新评价，应当实事求是！”还有的同志研究了工党的性质，认为：“麦克唐纳毕竟是英国工人阶级自己用选票选出来的第一个首相，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第一个主张社会主义的首相！他的许多主张值得现代人深思借鉴！”这种在历史事实激发下产生的类似反应不胜枚举。这说明：我们有必要重新清理一下以往对麦克唐纳所下的结论，有必要根据史实重新研究麦克唐纳，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现对他作一科学评断，使这个“似曾相识的陌生人”变成一个面貌真实、瑜瑕分明的客观的历史人物。
历史上的麦克唐纳并不是一个与中国没有关系的人，更不像现代这般陌生。麦克唐纳与中国人民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他在中国的影响也很大。
在中国现代史上，孙中山不仅向麦克唐纳发过两次电报，而且在思想上也有许多典同之处。
1.孙中山与麦克唐纳思想共同之处
孙中山领导广州第一次反清起义失败后，曾于1896年10月1日抵达伦敦。他在伦敦由于遭清廷细作诱骗，在清朝驻英使馆被监禁。后来得英国友人相助，英国政府以保护人权为由出面干涉，始得释放。之后在伦敦居住一年之久，与英国人民的交往和对英国社会的了解大为加深。“然予自出险后，相识者渐众，伦敦及伦敦之外之英人，多因此谬相推爱，颇极一时宾朋酬酢之乐云。”在孙中山的满座宾朋中，虽无麦克唐纳，但孙中山却在思想上接触到了麦克唐纳同样接触到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受到了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洗礼，作出了许多类似的结论。所以，他们的思想有许多共同之处。
孙中山像麦克唐纳一样，首先受到亨利·乔治思想的影响。
孙中山留居英爾时，正是英国工人进步思想界正由“亨利·乔治热”转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亨利·乔治的名著《进步与贫困》也深深打动了孙中山。他后来（1911年）介绍说：“美人有卓尔基亨利（亨利·乔治的旧译引者注）者，一商轮水手也。赴旧金山淘金而致富，创一日报，鼓吹其生平所抱之主义，曾著一书名为《进步与贫困》。其意以为世界愈文明，人类愈贫困，盖于经济学均分之不当，主张土地公有。其说风行一时，为各国学者所赞同。其阐发地税法之理由，尤为精确，遂发生单税社会主义之一说。”可见，孙中山十分赞赏亨利。乔治这种“尤为精确”的主张，同时也把“单税社会主义”化为他的民主主义土地纲领，即平均地权。麦克唐纳则在亨利。乔治的影响下，把“土地公有”、“没收地租为公共使用”，列入他的社会主义改造方案。不仅这两种具体的结论很相似，而且这两种主义也被孙中山看作一回事：“民生主义，就是时下底社会主义。”当然，麦克唐纳和孙中山的出发点、理论性质不同。孙中山如饥似渴地从欧美吸收着理论营养以解放思想和反封建，而欧美则面临从资本主义下获得解放的问题。孙中山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并想在中国防止资本主义阶段，直达他设计的民生主义的大同世界。“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这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方案。列宁批评孙中山说：“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就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反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在理论上，孙中山搬用社会主义的解放措施来解决中国问题是反动的；但在实践上，却实实在在地帮助了他制定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所以，孙中山与麦克唐纳在受亨利，乔治影响方面，有相似的反应，但两个人的理论性质和要解决的问题并不一样。
孙中山与麦克唐纳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信奉进化论学说。麦克唐纳将达尔文的进化论纳入斯宾塞的轨道，以社会有机体论为其理论基础。社会有机体论就是用达尔文学说解释人类社会发展，他的结论是社会进化要渐进地改良（或叫做改革）。斯宾塞和亨利·乔治的著作大量流行于世，孙中山在伦敦时肯定受到了影响。他常常用进化论来解释社会，并且也主张渐进或缓进的方法。他说：“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是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这已接近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结论。孙中山还很欣赏民权政治“逐渐改良”的主张。他认为西方工运中马克思派是“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另一派社会党人是“缓进”的方法，中国用什么办法呢？他最后还是说：“照马克思的党徒，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社会改造方面是倾向渐进改良的主张的。他多次领导起义夺取政权，但这并不影响他采取渐进改良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孙中山与麦克唐纳有所不同的是，孙中山把进化论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他认为：“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他有时还把进化论解释到很可笑的地步，说：“文明愈进步的人类，身上的毛便是很少；……欧洲人身上的毛都是比中国人多，这个原因就是欧洲人在天然进化的程度，还不及中国人。”这样的解释就把进化论用过头了。
孙中山在思想上与麦克唐纳的另一个相似点，是他们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孙中山像麦克唐纳一样，对马克思、恩格斯很尊重，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类似的有取有舍态度。他说：“我们讲到民生主义，虽然是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但是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本文第二章详细提到麦克唐纳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即他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很巧，孙中山也是在这些问题上不接受马克思主义。首先，他批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马克思认定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这便是倒果为因。因为马克思的学说，颠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从他的学说出世之后，各国社会上所发生的事实，便与他的学说不合，有的时候并且相反。”“中国今日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和无产专制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其次，他还不接受经济基础和物质因素制约着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他说：“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是专注重物质的。要讲到物质，自然不能不先注重生产；……生产是近世经济上头一件事。……至于这种大生产所得的利益，资本家独得大份，工人分得少份。所以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常常相冲突。冲突之后，不能解决，便生出阶级战争。”他根据欧美社会改良的现实，认为：“这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调和，不是相冲突。社会之所以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大多数有利益，社会才有进步。”“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没有发明社会进化的定律，不是历史的重心。”最后，他还不接受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指出：“照马克思派的办法，主张解决社会问题，要平民和生产家专制，用革命手段来解决一切政治经济问题，这种是激烈派”，当然不能赞成。他甚至认为，“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目的，根本上主张要推倒资本家。究竟资本家应该不应该推倒，还要后来详细研究，才能够清楚。”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刺余价值的创造不应归功于工人，而应归功于全社会人的劳动；阶级斗争也不是工人与资本家，而是全社会的人与资本家的斗争。可见，他是不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了。
另外，孙中山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肤浅的，而且大都受了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所以，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未完全搞清楚。出现谬误，在所难免。比如，他说过：“马克思主义不是真共产主义，蒲鲁东、巴枯宁所主张的，才是真共产主义。”这显然不符合实际。麦克唐纳是不会犯这类错误的。他们两个人的相似之处，只是从思想发展趋向而言，从几个突出特征而言的。
2.孙中山致麦克唐纳的贺电及对英国工党的了解
由于受到苏联的影响和当时的其他历史条件限制，许多年中，人们只接触到麦克唐纳与中国人民对立的材料。1956年出版的《孙中山选集》两卷中，编者虽称选入的著作“代表了孙先生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思想”，但只选入了《向麦克唐纳尔政府抗议书》及叙述当时英中对立事件的著作。孙中山对麦克唐纳的“主要思想”似乎就是对工党“抗议”和对立。在关于中国现代史的其他教科书中，也片面渲染了这种“对立”和“抗议”。这造成了一种片面的影响，而且并不符合事实。
我在写作本文前，有幸亲睹中华书局1986年4月出版的《孙中山全集》第9卷，才知道孙中山还曾于1924年1月28日发给麦克唐纳一封贺电。这封贺电发表于当年1月29日的《广州民国日报》，题为：《国民党电贺英首相》。广州的《现象报》、北京的《晨报》，都对此作了报道。孙中山在这篇贺电中，首先表明对工党的政纲很赞同。电文一开始写道：“查本党政纲关于促进民治、增益社会幸福诸大端，皆与劳工党之宗旨相同。”接着，孙中山祝贺工党政府的组成，表示愿与之合作。孙中山表示：“今英国劳工党已获得在英国历史上空前未有之胜利，中国于潜势上实世界之最大商场，亟需机械工具为经济上之发展，故深足资助英国劳工政府以解决种种经济问题，尤以失业问题为最要。”孙中山认为中国发展工业，可以充做英国机器的良好市场，这有助于解决英国工党棘手的工人失业问题。这种合作是互利的。接下来，孙中山表示了对麦克唐纳和他的工党政府的热切希望。他说：“兹特决议致电英国劳工党杰出之首领，庆贺其成功及其党人成功。并希望英国之对华政策，不复援助军阀与反动派，而能予中国之民治主义与解放运动以自由发展之一切机会焉。”孙中山希望麦克唐纳扭转乾坤，改变英国殖民者援助军阀的反动局面。这种要求和希望未免过高。工党以少数派执政，一切行动均受制于反对党；再者，英国有议会民主，不是一个执政党可以决定一切的。这篇电文最后有：“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主席孙文叩。”可见是孙中山先生的手笔无疑。我认为，这样一篇贺电，确实代表了孙中山当时的“主要思想”。他虽有联俄联共的主张，但并不赞同俄国对西欧各社会党的态度，他从思想上一直是赞同社会党的政治主张的。他认为，大家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因此，他不可能因联俄而学着当时苏联的调子去骂英国工党或骂麦克唐纳。当时，苏联怒斥麦克唐纳上台执政，而孙中山却发出这样一篇热情洋溢的贺电，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了孙中山独立自主的政治主张。
孙中山致麦克唐纳贺电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孙中山一向了解英国工党的必然反映。他在讲解《三民主义》（1924年）时，多次显露出他对英国政治情况和工党情况的了解。他在谈到英国政府一贯的“退让政策”时，说：“至于现在英国国内，容纳工党组织内阁，工人执政，便更足以证明英国贵族的退让，民权的进步。”他还认为工党执政是工人掌权，提高了工人的地位。他说：“英国现在由工党组织内阁，一切政权都是在工人的掌握之中，英国工人的地位怎么样呢？……他们的地位，都是一日抬高一日。所以他们在本国之内，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在说明工人地位提高方面是符合实际的，但在政权实质方面，把工党执政看得稍重了些，工党并非“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它每一步都是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和斗争的。孙中山甚至还以赞扬的态度，把工党执政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并列为相同性质的一回事。他在谈到中国要解除国际压迫时说：“要解除这种束缚，在工人一方面，并不是难事，英国、俄国的工人，便是中国工人的好榜样。不过要像英国、俄国的工人，担负国家的大责任，根本上还要有一种办法，就是我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这足以看出麦克唐纳工党政府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同时，孙中山在谴责协约国干涉俄国是“有强权、无公理”时，肯定了工党政府正式承认苏俄一事：“现在英国已正式承认俄国。”
事实证明，孙中山对麦克唐纳及其工党政府的评价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也有着对麦克唐纳及其领导的工党的深入的了解。
孙中山认为麦克唐纳是“英国劳工杰出首领”、工党首届政府是“英国历史上空前未有之胜利”，而且奉为中国工人学习的“好榜样”。这就是孙中山对麦克唐纳态度的主要的一面，也可以说是他的“主要思想”的一部分。
3.广州商团叛乱事件与孙中山致麦克唐纳政府抗议书
1924年9月至10月，广州革命政府所在地发生了一起商团钣乱事件。叛匪首领陈廉伯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事件发展中，英国舰队提督曾欲干涉。当时，孙中山不但发布了正式宣言质问英国工党政府，而且还直接向麦克唐纳发了一个抗议书。麦克唐纳与这起叛乱事件有无关系？孙中山的抗议书属于什么性质？这是牵涉到对麦克唐纳工党政府的根本看法问题。因此，这一事件的几个关节点应搞清楚。
广州商团叛乱事件的全过程表明，这个事件与麦克唐纳政府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系。1924年9月，英国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在香港几个英国流氓挑动下，妄图发动广州叛乱，进而要当什么中国的“华盛顿”。香港的英文报纸也跟着大造反动舆论，大吹特吹陈廉伯是“华盛顿”，要他带领李福林、李朗如为首的商团攻打广州革命政府，制止孙中山搞“共产”。陈廉伯在英国几个政治流氓鼓动下，筹集武器弹药，在香港发行200万元的债券，盘踞广州西关地区，准备叛乱。8月10日，陈廉伯用丹麦轮船哈佛号运抵广州的大批枪支弹药，被广东革命政府査出和扣留。陈廉伯便煽动广州商人罢市。政府亦准备镇压。8月29日英国驻香港海军总司令通知驻广州英海军提督，在广东政府对西关开炮时，要“立即行动”，借以保护陈廉伯叛党根据地。这确实是对中国革命的粗暴干涉。英国驻广州领事及时将这一消息转告孙中山。孙中山得此消息，立即于9月1日发布了《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同时发表《向麦克唐纳尔政府抗议书》。这两个文件中，确有质问和怀疑工党政府的言辞。《对外宣言》中说：“自广州汇丰银行买办开始公然叛抗我政府后，予即疑彼之叛国行动，有英国之帝国主义为其后盾。但予不欲深信，因英国工党今方执政，该党于会议中及政纲中，曾屡次表示同情于被压迫之民族。故予当时尚希望此工党政府既已握权在手，或能实行其所表示，至少抛弃从前以祸害耻辱积压于中国之炮舰政策，而在中国创始一国际公道时代——即相传为英工党政治理想中之一原则者。”“惟予觉此项帝国主义的英国之挑战，其中殆含有更恶之意味。……我政府谋施对付此项叛抗举动之唯一有力方法，而所谓英国工党政府者乃作打倒我政府之恐赫，此是何意味乎？”在《向麦克唐纳尔政府抗议书》中亦指出：“夫中国反革命党既屡得英国历来政府之外交的经济的援助，而本政府又实为今日反革命党之唯一抵抗中心，故余迫于深信此哀的美敦书之主旨，乃倾灭本政府。对于最近此种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之举，余特提出严重抗议。”更为严重的是，孙中山宣布：“从前有一时期，为努力推翻满清，今将开始一时期，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干涉中国，扫除完成革命之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碍。”看来，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似乎与英国工党的“帝国主义”行为有关；孙中山对于麦克唐纳和英国工党政府的热望，大有烟消云散之势。这也确是史学工作者面临的一大关键问题。
考察这个事件全部及事后孙中山的言论，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麦克唐纳政莳与商团事件无关，没有责任；孙中山的抗议书只是政治策略中的一个官方文件，目的在于引起麦克唐纳政府干预此事。首先，参与叛乱鼓动的英国人是个别的商人，而不是政府方面的代表。事后，孙中山一直强调支持陈廉伯的是“有几个英国人”，“几个英国流氓，居中离间”，“几个英国流氓又从中挑拨。”代表政府的领事不仅没有参与其事，而且与孙中山频通情报，帮助孙中山对付“那几位英国人”。孙中山事后还认为：“国领事和我们的私交很好。”这位领事不但在事前揭发了陈廉伯阴谋叛乱的内情，而且与孙中山约定协同行动，他建议孙中山：“至于这种主张（指反对广东政府。——引者注），只是几个英国人的事，我可以报告我们公使，惩办他们；你们可以办你们的商团，对付陈廉伯。”孙中山承认：“我知道了这种详细情形之后，便把那船军火完全扣留。”这是代表英国政府方面的英国人帮助孙中山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英领事还把停泊于广州附近白鹅潭的英国军舰接到其提督命令、准备干涉广州政府的情况通知孙中山。孙中山承认：“我得了这个通知，便用很正当的宣言，通告英伦政府和世界各国。”至于那位海军提督的命令，根本不是得到英国政府部门支持的。
其次，英国军舰事实上没有介入商团叛乱。孙中山向麦克唐纳政府发出抗议书后，英国政府部门及时制止了那位海军提督的企图。10月15日，广东革命政府向叛乱军队发起反攻时，商团军队纷纷投降，只有陈廉伯死党大叫：“再多抵抗几个小时，白鹅潭的英国兵船马上就要开炮，打退政府！”但英国军舰并未开炮。孙中山承认：“所以到后来政府和商团冲突的时候，英国兵船到底是守中立。”可见英国军舰早已受到政府部门制约，保持中立，根本没有介入。
再次，我认为还应正确分析英国各殖民地事务与麦克唐纳工党政府的关系。这样，就能从更高的层次上分析孙中山与麦克唐纳的关系。麦克唐纳虽然就任内阁首相，但他在多数反对党的对峙下，无法完全按照个人意志行事，他不应对英国一切人的一切行为负责。印度和香港这些东方殖民地，集居着一批最保守、最反动的殖民主义分子。他们的殖民史表明，他们做事一般不通过议会，顶多是先斩后奏。至于汇丰银行这个浸透殖民主义的机构，更是一个“不受君命”的东方霸主。对于它，麦克唐纳鞭长莫及，很难控制。再进一步说，既使麦克唐纳想控制它，在保守党反对派多数的压力下，也未必能使议会通过他的意见。我在本书第三章中提到的政府逮捕共产党人坎贝尔的事件，就发生在他眼前，他也只有通过议会来伸张正义，表明态度，无法以首相的权力左右乾坤。当时在封建专制下生活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人，还不能理解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度下首相权力受限制的特点。但现在，则应实事求是地来分析这一问题了。
最后，有一点值得注意。麦克唐纳的第一任首相执政期为1924年1月22日至10月8日。9月份，正是保守党政客四处鼓动，推他下台的时候，他自身难保，根本无暇顾及东方。况且，从他对印度殖民地的那种“友好相处、平等往来”、“愈少干涉越好”的主张中，怎能找出侵略扩张的影子？！从他那反对暴力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和舍命反对战争的实践中，又怎能采用暴力威胁？更何况，叛乱发生于10月10日至10月15日，这时麦克唐纳早已下台了。所以，从主观到客观，麦克唐纳都与广州商团叛乱一事无关，他无任何责任。
既然如此，怎样理解孙中山对麦克唐纳工党政府的抗议和指责呢？1924年夏秋之交，孙中山当时正处于组织北伐、草拟《北伐宣言》的时候。各帝国主义国家分别操纵各派军阀，将国民革命成果毁灭殆尽。他已看出：“反革命之恶势力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他对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视当然也不是由这一事件引起。正当他全力以赴准备北伐时，几个英国流氓制造了陈廉伯商团叛乱，弄得革命政府中心起火。他当然看得非常严重，急措解决办法。后来他还沉重地总结这一事件：“我们广东这次没有亡省，虽然是天幸，但是已经阻止了北伐军的进行，扰乱了广州的商场，弄到全省不太平。”所以宣言和抗议书可以看做他解决问题的办法。果然，通过抗议这一表示，英国政府有关部门制止了某些人的错误行动，说明奏效，之后孙中山也再没有谴责工党政府。再说，孙中山对英国麦克唐纳政府的抗议，旨在激发工党政府实现自己的“国际公道”时代的诺言，与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划清界线。所以，孙中山的抗议，在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呼吁，以敦促麦克唐纳政府关心和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不足以说明他对麦克唐纳及其政府的根本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