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译文：所谓修身，完成性命的全面德化再造，就在于端正其心，树立正确的道德人生观。身有所愤怒，则心不得端正；身有所恐惧，则心不得端正；身有所喜好，则心不得端正；身有所忧患，则心不得端正。如果心已经不停留于所关注的对象上了，就会视之而不可见，听之而不可闻，食之而不知其味。这就叫修身在于端正其心。
这段话是说，修养性命的前提是正其心，所谓“正心”，就是确立正识、正见、正念，使知、情、意等能够守善勿失，达到一种中正平和的心态，用以纠正、改造意识中不符合道德人生观的部分，使人确立正识正见，将私心和欲望调整到符合德性规范允许的范围之内，使愤怒、恐惧、喜好、忧患等情感的生发处于正常的生理范围。按严格的的要求来修持心性，达到心地光明磊落，坦荡无私。
正心在修身之先，是先有正心而后才有身修，要明白正心，首先要弄清心的内涵。这里所讲的心，不是解剖学上的心脏，而是心脏的场性、场能。《荀子·解蔽篇》云：“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鬼谷子·捭阖》云：“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虑智谋，此皆由门户出入。”“心”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就是整个人的君主，包括了人体的头脑、四肢、百骸、腑脏在内的器官所产生的生命作用，以及它能起的思维、想念和意识所反应的见、闻、觉、知等功能，类似于今天的知、情、意的总体。它既不是纯生理的，也不是纯精神的，而是生理、精神合一的；它既不是如西方哲学所说的“唯心”，也不是“唯物”，它是“心物一元”的。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有人曾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叫正其心？又怎样才能正其心呢？”，当年有人向袁焕仙老先生请教什么是中，老先生拿出一根筷子问此人中在什么地方，此人遂指向筷子的中间说这里是中，于是老先生将筷子掰成两段，又问中在什么地方，刚才的中换了一个场景后已经变成了边，如此不断的掰下去，这个中也就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中必然是有所对比的，正也是这样。为了说明什么是正，引文中接着就举了一系列的例子，从反面证明什么是正：“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之谓中”，中者，正也，中正一体，前面的有所忿懥、有所恐惧、有所好乐、有所忧患都是将喜怒哀乐有所发，因此就不能得其正。
文中的“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是褒义还是贬义有所争论，我们在这里按褒义进行解释，把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当成一种境界，一种内心处于中正无偏时的精神境界。《庄子外篇·达生》中说“忘足，履之适也；忘腰，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这里庄子说，如果穿着鞋子在路上走，如果能不知晓脚的存在，那么一定是因为这鞋子恰到好处，如果鞋子大小不合适，那么在走路的时候就绝对不可能忘记脚的存在，总是觉得脚不舒服，或夹脚或易落。古人上衣下裳，一般都会以丝巾或布绳等当作带子系在腰间，如果在路上让人忘记了腰的存在，那必定是因为带子很合适，如果不合适，那么衣裳或是松松垮垮，裤子易落，或是系得太紧让人难受，就不可能使人忘记腰的存在。如果忘记了是非，那么肯定是因为你的心正处于一种很舒适平和的状态，反之，肯定会被七情六欲所缠绕，就不可能忘记是非。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一定是心有所适，体有所适，悠哉悠哉，乐在其中，没有什么情致上的事情将你束缚，也没有什么麻烦把你束缚，心处于自由自在的愉悦状态之中，就是“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的境界。孔子也曾有过这样的境界，他在鲁国听韶乐时，三月而不知肉味，深得乐中三昧，已经进入并沉浸在音乐极美的境界中。
要“正其心”，也就是要以端正的心思来驾驭感情，进行调节，以保持中正平和的心态，集中精神修养品性。只有把心洗得一干二净，达到澄澈圆明后才是真正的身修。心不纯，修身不彻底。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正心不是要完全摒弃喜怒哀乐俱等情欲，不是绝对禁欲，而只是说要让理智来克制、驾驭情欲，使心思不被情欲所左右，从而做到情理和谐地修身养性。也就是说，修身在正其心不外乎是要心思端正，不要三心二意，不要为情所牵，“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朱元璋（1328—1367），明朝开国皇帝，史称明太祖。朱元璋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既重视孩子学习知识，更注重帮助他们修德、正心，因为“德”既能补体，也可补智。为此，他采取了重言传、聘严师、亲力行的办法。
他曾经严肃地训诫太子和其他儿子，说：“你们知道‘进德修业’的道理吗？‘进德’，即进益道德；‘修业’，即修营功业。古代的君子，德充于内，又见于外，故器识高明，善道日多，恶行邪僻皆避之。己修道已成，必能服人，贤者集拢于你的周围，不肖者远避。能进德修业，则天下必治；否则必败。”
为了使诸子做到“进德修业”，朱元璋聘请各地名师，精选经典著作，对诸子进行严格的、系统的“德行”教育。他要求这些老师：“好师傅要做出榜样来，因材施教，以德教人。我的诸子是要治理国事的，教的法子，最重要的是要正心。正了心，什么事都可办好；正不了心，各种私欲便趁虚而入。你们必须教诸子以实实在在的东西，不要光背些华丽的辞藻，要真正让他们进德修业。”
根据这一方针，开国以后，朱元璋除在宫中建大本堂，收存古今图籍，聘请各地名儒，以儒家典籍教育诸子之外，还精心挑选了一批有封建德行的士人，充当太子宾客和太子谕德，对诸子进行严格的、系统的封建“德行”教育，尤其注意发挥师保们的作用。基于“连抱之木，必以授良匠；万金之壁，不以付拙工”的思想，洪武元年（1368）立皇太子后，他便委开国重臣李善长、徐达、常遇春等分别兼任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和太子少保。让他们“以道德辅导太子，”“规诲过失”，使太子有长足进步。特别是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对于太子的“德行”修养影响最大。
他经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儿子们要艰苦创业。内宫建成以后，朱元璋令人将古人行孝和他自己艰苦创业的经历画在殿壁上。他对儿子们说：“我本是农民出身，祖父辈积德行善，以至荫及于我。现在绘成这个画面，就是要使子孙后代知道创业的艰难，多多磨砺自己。”他立下两条规矩：一是子孙除办公外，一律穿麻鞋，坐竹椅，睡藤床；二是出城远游，不光骑马，还要步行。他还要求子孙后代“戒骄侈”、“恤民情”、“用仁义”、“安百姓”，以此来守业。他对太子说：“你了解农家的辛劳吗？农家勤四体，种五谷，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不得休息，而国家经费都来自百姓。所以，你要常想到农家的不易，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荒，才算尽到了为君之道。”
正心达到一定境界就会从人的精神内里发出一种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是创造人类悲壮、伟大历史的底蕴，后来被孟子所发挥，提出“养吾浩然之气”一说，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魂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