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惧惕厉，以挽回时事
“原文”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怒，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至于强毅之气，绝对不能没有。然而强毅与刚愎不同。古语说：“自己战胜自己称为强。”强制、强怒、强为善，这都是自己战胜自己的意思。如果你不习惯于早起，就强迫自己天未亮就起来；如果你不习惯于端坐，就强迫自己端庄；如果你不习惯劳苦，就强迫自己与士卒同甘共苦，强迫自己辛苦劳作；这就是强。自己不习惯有恒心而强迫自己有恒心，这就是毅。如果不按上述去做，却想去战胜别人，这就是刚愎。这两者看起来很相似，但事实上相差很远。不能不小心留意。
“原文”
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毁而无誉，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逾，不可因讥议而馁沈毅之气。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苟于长才者过事苛求，则庸庸者反得侥全。———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大概有职事在身的人，绝不可能只有人诋毁而没有人称赞，有人感恩而没有人怨恨。自我修养的人，只求大节不亏，不能因为有人讥刺，就泄了沉毅之气。选拔人才，只要他有一技之长，就可以任用，不能因为稍有不足，就将有用之才抛弃。如果对有出类拔萃之才的人过分苛求，那么庸庸碌碌的人就反而会侥幸被雇用。
“原文”
事会相簿，变化乘除，吾当举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久而弥自信其说不可易也。然吾辈自信之道，则当与彼赌乾坤于俄顷，较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彼独胜而吾独败。国藩昔在江西、湖南，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惟以造端过大，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
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各种事情和变化交迫，我应当把功业的成败、名誉的优劣、文章的好坏，全都投于运气之中，时间久了，就更加相信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然而，凭借我们的自信，则应当与运气赌这世界于顷刻，比高下于锱铢，最终不能总让运气取胜，而我们却总是失败。当年我在江西、湖南，几乎到了全国都不能相容的地步。六、七年间，我根本不想再过问世事。只是因为最初的影响太大。我本来就自称不顾生死，又怎么能再去计较别人对我的毁誉呢？
每当遇到棘手的事情，必须在耐烦二字上痛下功夫。
“原文”
我辈办事，成败听之天命，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耳。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们这些人办事，成败只好听天由命，毁誉也随别人的。只是自己处事的办法，要靠自己来制定，也就是说，不随众人的喜惧而变化。
“原文”
贤达之起，其初类有非常之撼顿，颠蹶战兢，反而得全，癒疾生其德术，荼蘖坚其筋骨，是故安而思危，乐而不荒。
道微俗薄，举世方尚“中庸”之说，闻激烈之行，则訾其过中，或以罔济尼之。其果不济，则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岂必一一求有济哉？势穷计迫，义无反顾，效死而已矣！其济，天也；不济，于吾心无憾焉耳。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贤达之人刚刚产生时，起初，大多数都经历了许多磨难，不断的挫折和惊惧，反而成全了他们，各种灾难疾病，反而造就了他们的品德，困苦的遭遇，反而使他们筋骨强健，因此，能够居安思危，欢乐而不荒淫。
世道衰微，风俗浅薄，所有人都崇尚“中庸”之道，听说谁有激烈的行动，便诋毁说太过了，有的以不能成功的借口加以阻止。等到结果真的没有成功，奸诈的小人就会幸灾乐祸。作为忠臣孝子，何必要求每件事都会成功呢？为形势和计策所迫，义无返顾，只好死而后已。事情成功了，也是天命如此；事情失败了，自己心中也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
“原文”
时事愈艰，则挽回之道，自须先之以戒惧惕厉，傲兀郁积之气，足以肩任艰巨，然视事太易，亦是一弊。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时事越是艰难，那么挽回时局的办法，就必须首先注意小心谨慎，那种傲然沉郁的精神，足以担当艰巨的任务，但是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也是一个缺陷。
“原文”
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练英雄，使予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颓然自馁也。———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袁了凡所谓的从前种种譬如昨天已经死，以后种种譬如今天才生，新起炉灶，另行开张。谁知道这两次大败，不是上天磨炼英雄，使我大有长进呢？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我平生的进步，都是在受挫折、遭受屈辱的时候，要咬紧牙关，鼓舞自己的斗志，积蓄勇气，增长智慧，而决不能灰心气馁。
“原文”
予当此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
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一处迟则百处懈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在这种诸事不顺的时候，也只有采取逆来顺受的办法，仍然坚持一个“悔”字和一个“硬”字。
各种弊病，都是因为懒惰而产生的。懒惰则什么事都放松了，一放松就对人的要求也不严格了。因而办事就不迅速。只要一处迟缓，其余的地方就处处懈怠了。
“详解”
最能体现曾国藩勇毅之气的，是他在江西时孤军对付太平军，而分兵让罗泽南进攻武昌。当时罗泽南率领的湘勇是湘军在江西的另外一支劲旅，共约三千多人，本来也与塔齐布一起驻在九江城外。咸丰五年三月，曾国藩命他率部由南昌绕过鄱阳湖，出征赣东，在贵溪、弋阳、广信（府治在今上饶）、饶州（今波阳）、景德镇一带抵御太平军。六月初，太平军在湖北的战事告一段落后，从鄂东南回师江西，战领义宁（府治在今修水），南昌戒严，罗泽南遂移师向西，在义宁府与太平军周旋。八月，他写信给曾国藩，又单骑至南康，在船上与曾国藩会见。他慷慨陈词，纵谈利弊，规画进止，谓欲夺取安徽、江苏，必先得武汉，得武汉，控上游之势，则江西亦得屏障，若依然株守江西，如坐瓮中，长期转战，终无益于大局。因此，他请求允许自己率所部从义宁出发，进攻崇田、通山，增援武昌；如若得手，即引军东下，以高屋建瓴之势，夺取九江，使内湖的水师与外江声息相通，东南大局庶可立有转机。罗泽南的这一战略，与曾国藩多年所谋，大体一致，但罗泽南部一去，湘军在江西便更加势孤力单了。当时，刘蓉在座，插言说：“公所赖以转战者，塔、罗两君。今塔公亡，诸将可恃独罗公，又资之远行，脱有缓急，谁堪使者？”曾国藩回答说：“吾固知其然，然计东南大局宜如此。今俱困江西无益，此军幸克武昌，天下大势犹可为，吾虽困尤荣也。”于是从塔齐布旧部中拨普承尧、彭三元率领的兵勇一千五百人交罗泽南，使罗部增至四千五百人。罗泽南起程的那天，刘蓉、郭嵩焘送至柴桑村，刘蓉说：“江西三面距贼，此军去，必不能支，计将安出？”罗泽南说：“曾公所治水师，幸能自立，但留曾公一人在，均无足计。”郭嵩焘感叹地说：“曾公意求有益于天下大局，其视此身如鸿毛，不自今日始也。”罗泽南说：“天苟未忘本朝，此老必不死！”
曾国藩提倡强毅之气，这是因为这种气概是当时之人最缺乏的，尤其是在战场上。如果战士缺乏这种气质，必然一触即溃。同时他又强调要强毅不要刚愎，这是要求人们在有勇毅之气的同时，不是出于一时糊涂或鲁莽，而是出于一定的理想或德行。而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可谓少之又少。
司马迁认为，具有这种勇毅之气的人常常可以在游侠中找到，因此，他在《史记》中专辟《游侠列传》章，为聂政、曹沫、专诸等游侠作传。
聂政，轵邑深井里人。杀人后为躲避仇家，与母亲、姐姐到了齐国，以屠宰为业。
过了很久，濮阳严仲子为韩哀侯做事，与韩国宰相侠累产生矛盾。严仲子怕被杀，逃离韩国，四处周游寻找能够报复侠累的人。到齐国后，齐国有人说聂政是个勇士，因避仇隐迹在屠夫之中。严仲子至聂家谒见，往返多次，然后备好酒食，自己畅饮于聂母面前。酒酣之时，严仲子捧出黄金百镒，上前为聂母祝寿。聂政对这份厚礼感到吃惊和奇怪，向严仲子坚决推辞。严仲子坚持要进献，聂政推辞说：“我庆幸尚有老母，家虽穷，但客居他乡做了一名杀狗的屠夫，能凭此早晚得些美食来奉养亲人。亲人可以供奉，衣食也不缺，我不能接受你的赐予。”严仲子令人回避，然后对聂政说：“我有仇人，而且到过的诸侯国很多了。但到齐国后，听说足下您义气甚高，所以进献百金，是要用它做令母的饮食之费，能够得到您的欢心，怎敢有其他奢求呢！”聂政说：“我所以降低志向屈辱自己做市井屠夫，只因为要奉养老母。老母在，我的生命不能轻许他人。”严仲子再三谦让，聂政终究不肯收下。严仲子最后尽了宾主之礼才离去。
过了很久，聂政的母亲死了。安葬完毕，除掉孝服，聂政说：“唉！我只是市井之人，操刀屠宰，而严仲子是诸侯的卿相，却不远千里，屈尊乘车骑来与我交往。我接待他的，是极普通的，没有大功值得称道。而严仲子却奉献百金为我亲人祝寿，我虽不接受，但这只能加深他对我的了解。有贤德的人因为愤怒与仇恨而亲近信赖困窘偏僻的人，我怎能默然无声呢！况且严仲子前次请我，我只因有老母；现在老母以天年而终，我将为知己者用。”于是西行至濮阳，见严仲子，说：“前日所以没答应你，只因有亲人在，如今母亲已经不幸以天年而终。你要向谁报仇？我希望能做此事！”严仲子详细告诉他说：“我的仇人是韩相侠累，侠累又是韩王的叔父，亲族众多，住处防范十分严密，我想派人刺杀他，始终没能成功。现在幸蒙足下您不弃，请增加可做足下助手的车骑壮士。”聂政说：“韩与卫，相距不很远，如今要杀人家的国相，国相又是国君的亲人，这情况决定了不能用很多人，人多就不能不生出差错，出差错就泄漏消息，泄漏消息那整个韩国就会与你为仇，那岂不是危险了！”于是推辞了车骑人众，聂政便告辞独行。
聂政携剑来到韩国，韩国侠累正坐在府中，手持刀戟保护侍奉的人甚多。聂政直入府中，冲上台阶刺杀了侠累，侍卫大乱。聂政高声呼啸，击杀数十人。随后自己毁容抉眼，自己剖出肚肠，当即死去。
韩国将聂政的尸体放在集市上，悬赏追查他的身份，但无人知道他是谁。于是韩国悬赏：有能说出杀国相侠累者赏千金。过了很久仍不知道。
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有人刺杀韩国国相，刺客没能活捉、全国不知其名姓、暴尸而悬赏千金的消息，就在城中说：“难道这是我弟吗？是啊，严仲子了解我弟！”马上起身去韩国，来到集市，死者果然是聂政。聂荣伏在尸体上极悲痛地哭着，说：“他是轵邑深井里叫做聂政的人啊。”走在街上的人都说：“此人残杀我们国相，国王悬赏千金查问他的名姓，夫人没听说吗？怎么还敢来辨认他？”聂荣回答说：“听说了，聂政蒙受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是因为老母无恙，我未嫁人。亲人已经以天年下世，我已嫁夫，严仲子发现并抬举困污之中的我弟并与之交往，恩泽深厚啊，可怎么办！士自当为知己者死，现在竟因我还在缘故，惨酷自刑以断绝线索，我怎么能因害怕杀身之祸，最终泯灭我弟的名声！”这番话震惊了韩国街上的人。聂荣于是三次大声呼天，最后在街上因悲痛死在聂政身旁。
晋、楚、齐、卫各国听说此事，都说：“不只聂政有能耐，就连他姐也是烈女呀。事前假使聂政确实知道他姐没有柔顺忍耐的品性，为不加重暴尸的苦难、一定要跨越千里险阻来宣布他的名姓、姐弟俱死于韩国市上的话，他也未必敢以身许诺严仲子。严仲子也可说是了解别人，能得贤士啊！”
曹沫，鲁国人，以勇猛和气力服务于鲁庄公。鲁庄公喜爱有气力的人。曹沫是鲁国的将军，与齐国作战，三次战败。鲁庄公害怕了，就向齐国献上遂邑之地求和。曹沫仍又被庄公任命为将军。
齐桓公允许与鲁国会盟于柯地。桓公与庄公开始在盟坛上立约，曹沫突然拿出匕首劫持了齐桓公，齐桓公身边的人没有敢动的，却问道：“您想要干什么？”曹沫说：“齐强鲁弱，你齐国以大国侵占鲁国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如今鲁国的城墙毁坏就会压在齐国的边境上。请国君考虑这一情况！”桓公于是答应归还侵占的全部鲁国土地。桓公既已说话，曹沫扔掉手中匕首，走下盟坛，面向北回归群臣所在的位置，他颜色不变，谈吐如故。桓公愤怒了，想违背自己的话。管仲说：“不可以，贪图小利以求自己畅快，就会失信于诸侯，丧失天下的支援，不如把土地还给鲁国。”于是桓公便割还了侵占鲁国的土地，曹沫三次战败所丧失的土地又全部回到鲁国。
专诸，吴国堂邑人。伍子胥逃离楚国来到吴国，了解到专诸的才能。伍子胥见到吴王僚后，以征伐楚国有利于吴来劝说他。吴公子光说：“他伍员的父兄都死在楚国，伍员主张征伐楚国，是想自己报私仇，并不是能为吴国着想。”吴王便停止了伐楚的行动。伍子胥知道公子光要杀吴王僚，就说：“公子光将在国内有所图，此时不可用对外兴兵的事劝说他。”于是向公子光推荐专诸。
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诸樊有三个弟弟，依次为余祭、夷昧、季子札。诸樊知道季子札贤明，因而不立太子，按排行将王位传给三个弟弟，希望最终将国家传给季子札。诸樊死后，王位传与余祭，余祭死，传与夷昧。夷昧死，应当传给季子札，季子札却逃走了不肯做国君。吴人于是立夷昧之子僚为王。公子光说：“假使以兄弟为序，季子应当做国王；若一定要立儿子呢？那我公子光是真正的嫡嗣，应当立为王。”所以他暗中蓄养谋臣，以求当上国王。
公子光得到专诸后，像客人那样善待之。九年后楚平王死。平王死的这年春天，吴王僚想利用楚国有丧的机会，令其两个弟弟公子盖余、属庸带兵进攻楚国；又令延陵季子去晋国，观察诸侯的动静。楚发兵断绝了吴将盖余、属庸的归路，吴兵无法撤回。于是公子光对专诸说：“这时时机不可丧失！不求取怎么会有收获？况且我是真正的王位继承人，应当做国王。即使季子回来了，也不能废除我。”专诸说：“王僚是能够杀掉的。他母亲老而儿子小，而且两个弟弟率兵伐楚，楚国抄其后路。如今吴国外困于楚，国中没有主事的大臣，这样吴王僚是无法对付我们的。”公子光叩首说：“我的性命，与你的性命同在。”
四月丙子日，公子光在暗室中埋伏了武装士兵，并备好酒宴邀请吴王僚。王僚将兵士从王宫一直排到公子光家，门户台阶的左右全是王僚的亲戚。王僚的人左右立侍着，全都手持长矛。酒已饮至佳境，公子光假装脚痛，回到暗室中，令专诸将匕首放在烤鱼腹中呈进。来到王僚面前，专诸剖开鱼腹，顺势用匕首直刺王僚，王僚当时即死。王僚左右的人也杀死了专诸。王僚的人骚乱了起来，公子光出动伏兵向王僚的人进攻，将其全部消灭。公子光于是自立为王，他就是阖闾。阖闾因此赐封了专诸之子，任命他为上卿。
而南北朝时的高允，无疑也是有这种勇毅之气的人。
南北朝时，魏太武帝让高允和崔浩共修国史，并告诫他们：“务必从实记录。”高、崔二人遵照魏太武帝的旨意将国史修完以后，便将国史刻在石上立于郊外。书中对于鲜卑人的先世记载十分翔实，鲜卑贵族便以为这是暴扬国丑，向魏太武帝说了许多坏话。太武帝大怒，把二人都收捕下狱，准备一并处死。最初，高允曾作过太子的老师，在高允被收捕之前，太子找到高允对他说：“我为你说情，至尊如此问你，你就照我的话说。”太子随后便去见太武帝，对他说：“高允平生小心谨慎，而且国史主要由崔浩撰写，应该赦免高允死罪。”太武帝便召问高允：“国书都是崔浩写的吗？”高允答道：“太祖纪是前著作郎邓渊写的，先帝纪和你的纪传是我和崔浩一起写的。然而，崔浩不过是总领，至于著述，我写的比崔浩多。”太武帝一听，心头大怒，说“高允罪多于崔浩，怎么能活命呢？”太子在一旁恐惧地说：“天威严重，高允被吓得胡言乱语了，刚才臣问他，他告诉我都是崔浩写的。”太武帝便问高允：“是这样吗？”高允说：“臣罪当灭族，不敢虚妄，殿下可怜臣，想为我开脱死罪。”太武帝便对太子说：“直率，这是一般人所难做到的，而高允临死不易辞，信也；为臣不欺君，真也，应该免除他的死罪，以表彰他。”便下令赦免了高允。过了几天，太子又遇见了高允，对他说：“我想为你说情，而你却不按我的意思去办，结果使主上震怒，回想起来，令人胆寒。”高允说：“史书，是记人君的善恶，劝戒后人的，因此人君对于史书都有所畏忌，慎其举措。崔浩为人贪污受贿，以公蔽私，是有罪过。至于写史书，言国家得失，这是史之大体，崔浩却没有做错。臣与崔浩共同做这件事，死生荣辱，义无独殊，即使蒙陛下再造之恩，违心苟免，但不是臣子所望。”太子听了很受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