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责任工具的优化是对构成行政责任制度的规则的优化。责任工具的优化，即从构成要件、行动结构和适用情景等方面对责任工具进行重构、优化和革新。换言之，行政责任工具的优化是对“游戏规则”的修正和完善，即对责任工具的权力结构、决策规则和活动程序的优化。责任工具优化的关键是从责任工具的机制和内容入手，提升约束和控制的有效性。
1.分权工具的优化。分权工具的优化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1）监督权的保障：监督权是分权工具的核心，监督权能否得到充分的保障，是分权工具成败的根本要素。监督权的保障主要取决于两个问题：其一，监督者地位和权限能否对监督对象实施有效的强制和制裁；其二，监督者能否抵制外部行动者的干涉和压力；其三，如何激励监督者履行职责，防止监督者与被监督对象的联盟或合谋，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公共利益的颠覆。（2）重置分权或集权的限度，行政效率需要权力一定程度的集中，权力分散导致职能重叠，重复服务，容易引发浪费和无效率，因此，分权工具需要明确分权的界限，分散的权力不能损失行政的效率，防止权限模糊和责任分散，而集中的权力又要防止它成为不受约束和监督的绝对的权力。因此，分权工具的优化通常需要重新定义职权范围，变更程序，重置规则。
2.权利工具的优化。权利工具的优化的关键在于更好地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对公民权益的侵害。为了更好地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需要着手三个方面的工作：（1）发展新的权利概念，丰富公民权利的内涵，赋予公民新的法定权利，比如沉默权、知情权、就业权、迁徙自由、住房权、健康权等权利概念已经逐渐得到公开探讨和社会认可，随着民主和法治的进步，人权的概念也将越来越丰富了。随着社会公众权利观念和权利意识的发展，人们就会更加倾向于选择权利救济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而在保护个人权利的过程中建构起约束和制约权力的屏障。（2）提高权利救济的效率。权利需要救济，没有救济，权利就无法自我实现。对于建设一个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而言，必须不断提高权利救济的效率，提高权利救济的有效性，即保证那些权利受到政府权力侵害的人能够得到切实的救济和补偿，从而树立法治信心。
3.测算工具的优化。如前所述，测算工具必须以一套科学的、严密的、细致的标准或规则为前提。因此，根据标准或规则来测算责任，必须从三个方面进行完善：（1）组织要测算什么，就导致人们努力在测算的方面积极表现，因此，测算什么和不测算什么，以及测算的主次权重，都必须根据组织的目标和任务来进行设计，防止形式主义的测算导致的对组织职责和任务的偏离。（2）测算工具高度依赖量化的、指标化的、标准化的规则，但问题是测量行为比测量物体更加困难，正确的行为很难完全用量化的、指标化的标准来充分定义，因此，不仅要设计量化的、指标化的测量体系，也要努力开发一些定性的测算标准。（3）量化的责任标准要想具有可行性，最多只能是对平均水平的一般要求，这样，官僚制度照章办事的逻辑就会把这些一般标准作为最高目标来予以努力，最终增加了抑制最优产出的效率损失。因此，责任测算不仅应该有最低的责任标准，同时也要设置着眼于实现最高目标的激励机制，鼓励行政人员努力工作。
4.信息工具的优化。作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手段，信息工具的优化的关键在于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1）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知情权是指公民了解公共事务和与个人利益有关的信息的权利。知情权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也是监督公共权力的手段，还是公民保护自我利益的手段。虽然宪法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公民的知情权，但知情权能够从宪法规定的选举权、监督权、言论自由权等公民的基本权利中推导出来，而且，知情权也是落实和发展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前提。因此，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是与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相辅相成的。（2）推进政务公开：知情权要求政务公开。官僚制度具有信息保密的自然倾向，保守秘密和公共利益是政府官员拒绝分享信息的借口。问题是，一旦行政过程神秘化、秘密化和不透明化，就等于拒绝了审查和监督，不可避免导致责任的流失。因此，通过信息立法来要求政府公开信息，才能真正推行政务公开。无论是保障公民知情权还是促进信息公开，从信息和公开的角度约束和控制行政权力，必须要建立良好的新闻监督体制。
5.道德工具的优化。道德工具的优化通常是经由立法手段将某些公认的价值观转化为明确的制度规范，并通过正式制裁的手段来保证规则的实施。但是，道德立法的悖论在于，一旦伦理诉求被法制化，就等于是直接否定了道德自身，因为它已经不具有道德规则依靠内心信念或社会舆论来予以调节的特性——虽然这些规则主要是对行政人员职业操守、价值品格和伦理观念等作出的规定。因此，道德的制度化实质上是道德约束的蜕化。尤其是，道德工具的优化面临着某些深刻的难题。首先，道德工具是一种软约束，难以自我实施，道德规则的应用充满不确定性，道德约束的效果难以得到检验；其次，道德价值具有多元性，伦理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不兼容的、冲突的价值观不但难以起到行为指导的作用，反而容易引发责任冲突，令人无所适从；最后，道德工具发挥作用，离不开一个健康、自由的社会舆论环境。故此，要发挥道德工具的作用，最终必须从完善各种正式制度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