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劳动力市场分割、尤其是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我国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工资收入和工作流动性具有显著影响。考虑到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工作流动性更低,劳动者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之后可以享受到较好的工作条件、更有保障和更高的工资收入。因此,对于那些正在选择第一份工作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来说,进入哪一级劳动力市场,对一生的收益(无论货币收益还是非货币收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应届毕业生必然会显示出对就业单位、职业和就业地区的明显偏好。
本节再次利用2006年大学毕业生就业与创业调查,验证以上推断。由于缺乏职业方面的数据,我们的重点放在对就业单位与就业地区的考察上。
6.2.1 毕业生就业单位与地区的分布
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机构,在我国是典型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多年来一直是高校毕业生的理想就业单位。据人事部公布,2007年公务员报考比例为42比1,最热职位达到4407比1.很显然,由于政府公务员的收入越来越多、政府公务员的待遇越来越好,加之公务员社会地位高,大学生考公务员的热情自然也就越来越高。
从期望就业地区分布来看,有88.4%的毕业生希望在东部地区就业,其中又有高达62.2%的毕业生期望在四个特大城市就业。愿意到中西部地区就业的仅占到7.7%。
从实际就业的地区分布来看,毕业前已就业的毕业生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就业,东部就业比例占到83.4%,其中,仅在东部特大城市与东部大城市就业的比例就占到63.1%。中西部省会城市占11.6%,仅4.8%的毕业生在中西部其他城市就业。
另据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在2006年底对北京市高校已就业、未就业的毕业生和即将毕业的在校生的就业现状的调查,60%高校毕业生即便毕业时在本市找不到工作也不愿意到基层、偏远地区及中小城市去就业。显然,其结论与我们的调查结论相似。
6.2.2 毕业生的地区流动性
由于毕业生对东部地区、尤其是对东部大城市存在强烈偏好,因此,毕业生的跨地区流动较为明显。但由于不少大城市对学历和生源地有严格规定,学历越低,受到的限制越多,这使得毕业生的跨地区流动受到一定的限制。
统计结果表明,专科和本科毕业生主要在省内就业,专科毕业生在省内就业比例高达88.6%,本科毕业生为67.5%,研究性则主要在省外就业,省内就业的比例仅33%。可见,随着学历的提升,毕业生跨省就业的比率大大提高,研究生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就业。
从性别来看,除女性专科毕业生省内就业比例低于男性专科毕业生之外,其他学历层次的毕业生,男性省内就业比率均小于女性。
毕业生还倾向于在大学所在城市就业,本科毕业生在大学所在城市就业的比例最高,高达63.6%,研究生也达到52.4%。但专科生留在大学所在城市就业的比例较低,仅37.1%。这很可能是因为专科生受到学历限制,竞争力较低,不得不到其他城市寻求就业机会。
6.2.3 毕业生就业满意度与Optimal Scaling分析
我们以利克特五级量表测验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5表示十分满意,4表示较满意,3表示一般,2表示较不满意,1表示十分不满意。得到全体毕业生的平均工作满意度为3.6,专科的工作满意度最低,硕士工作满意度仅高于专科,博士工作满意度最高,本科则排在第二位。本科生的就业满意度既高于专科生,又高于硕士生,这是目前大学生劳动力市场上一个有趣的现象。可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近年硕士研究生的预期在下降。由于硕士的扩招较快,而且近年出现2年制和3年制硕士同时毕业的情况,客观上增加了对高端人才市场的供给,加大了毕业生的竞争。
由于工作满意度(很满意、比较满意、一般、比较不满意、很不满意)、工作单位(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中间部门)、工作地点(东部大城市、其他地区)等观测量的数据是非数值型的、依据特定量度标准所得到的有序数据,数据呈现典型的分位数或是分类特点,以描述观测对象的各种特性或是表示类别,如果使用普通回归方法来预测分类变量的因变量,由于分类变量编码的随意性,不同的编码方式在普通回归方法下会产生不同的系数,必然会对变量的分析产生影响。而最优尺度(Optimal Scaling)回归分析过程通过将分类(位)型变量转化为数值型,避免了普通线性回归方法在这方面的缺陷。故本书采用最优尺度(Optimal Scaling)回归方法来分析毕业生的工作满意度问题。
我们以工作满意度为因变量,并将其定义为序变量;以实际起薪的自然对数(数值变量)、期望起薪的自然对数(数值变量)、工作单位变量(名义变量)、工作地点变量(名义变量)、面试次数(数值变量)、签约时间(名义变量)、工作搜寻周期(数值变量)为自变量,进行最优尺度的回归分析。
方差分析F值的显著水平值小于0.01,说明方程式拟合度很好。
根据重要系数(IMPORTANCE),可判断TIMECONT、UNIT和WP是最重要的三个变量,即签约时间、就业单位的性质、就业地区对于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具有重要影响。由各变量的系数估计值进一步可知,如果签约时间较晚、就业单位为正规部门、工作地点在东部大城市,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将较高。因此,我们关于毕业生就业的地区偏好与单位偏好再一次得到证实。
我们还发现,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与实际起薪呈正方向变化,而与期望起薪呈反方向变化,即:实际起薪越高,毕业生就业满意度越高;但期望起薪越高,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越低。
6.2.4 对大学生就业地区偏好与单位偏好的进一步解释
大学生就业为什么会有强烈的地区偏好和单位偏好呢?这可由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和信号理论加以解释。
我国的大中城市,尤其是东部中心城市和各省会城市与小城镇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二者是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这种二元分割产生的原因不同于由职业形成的二元分割,这种二元分割很大程度上是由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和各种制度性因素所形成的。
选择在东部大城市就业,从本质上讲,是毕业生对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偏好。这种偏好符合预期成本和收益比较下的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从成本来讲,高校毕业生在选择城市就业时,沉没成本相对已就业的年轻人要低,他们没有养老金转移的束缚,也没有住房公积金转移的障碍。从预期收益角度来看,年轻人对于区域之间的工资差异是最敏感的,因为在选择哪个城市立足时,需要考虑的是一生的预期收入,年轻人未来时间长,对未来的生活更为看重,因此他们对区域间的工资差异是非常敏感的。
内地大学毕业生到东部大城市就业,其行为属于劳动力的流动。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讲,大学毕业生的这种流动是在对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下所做出的理性选择。我们可以将毕业生是否流动的决策表示为:
其中,表示流动就业的收益,表示不流动就业的收益,C表示流动过程所产生的效用损失,含直接成本和心理成本。PV表示流动就业的净收益现值。
由于年龄不大,大学毕业生的这种跨地区流动,其心理成本较小。同时,由于受过高等教育,大学生获取信息的能力较强,因而其工作搜寻等直接成本也相对较小。
事实上,我国各地区的工资差别一直呈上升趋势,最高地区工资与最低地区工资的差别,这种工资差异必然会诱使大学毕业生进行跨地区的流动,聚集到工资更高的东部大城市。
对于毕业生而言,在东部发达地区短期的“知识失业”是可以忍受的,因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高,毕业生依靠自己的能力,在经历较长的搜寻周期和付出较高的搜寻成本之后,仍有进入东部地区一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可能。而如果选择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城市,不但工资水平低,教育回报率低,毕业生收回教育投资成本的期限长,而且,基层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极不匹配、就业机会匮乏,加上具有浓厚“官本位”和“任人唯亲”特色的管理体制也使大学毕业生很难得到称心的工作。当然,较长时期的失业也有可能被用人单位当作低能力的表现——因此,毕业生会在维持失业期与较低级的工作之间作出权衡,究竟选择先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再想办法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先就业后择业),还是选择维持较长时期的失业搜寻后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毕业生的财务约束。
从单位偏好来说,毕业生倾向于在公有部门就业,也是出于预期收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首先,一部分公有部门,尤其是大型的垄断型企业,工资收入远远高于市场平均工资,是典型的一级劳动力市场,必然成为吸引毕业生就业的重点,例如:各地的移动、联通、电信等国有通讯企业、供水供电供气企业,等等。
其次,某些公有部门,即使工资收入并不太高,但由于就业稳定,也成为吸引毕业生就业的重要方面。例如,户口、档案有地方接受、存放;工资、福利、社会保险等待遇能得到保障。而在非公有部门,尤其是在许多民营中小企业,员工个人的权利不能被尊重,工资、养老、保险等各种待遇无法保障,档案无处接受,户口找不到地方落下,而且劳资关系极不稳定,员工朝不保夕,随时有被解雇的可能。根据张炳申教授主持的“广东省十一五人力资源规划”课题的研究,大部分民营企业与普通员工仅签定1-3年劳动合同,短期雇用问题十分严重。
同时,在内地就业的毕业生,有8.9%的比例进入政府部门,在东部就业的毕业生当中,这个比例仅为3.9%,不到内地的一半。显然,毕业生如果在内地就业,会更倾向于选择政府部门,而较少选择企业;但在东部沿海地区就业,尤其是广东、上海等地,毕业生到企业就业的比例更高。这说明在沿海地区,毕业生更多地选择生产性部门,而在内地,则更多地选择寻租部门。
那么,大学生会不会从一级市场进入二级市场呢?一般来说,一级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不愿意光顾二级劳动力市场,而二级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根本无法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两种劳动力市场存在较强的分割性。当一级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供给过剩时,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二级劳动力市场的低工资和较差的劳动条件,他们只有处于失业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自愿性失业者。从地域上看,我国劳动力市场可以分为大中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小城镇及广大的农村劳动力市场,二者是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两种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许多差别,比如,生活在大中城市不仅收入高,而且各种信息资源丰富,公共服务设施齐备,人们能便捷地享受现代社会文明成果,生活质量高。相反,生活在小城镇和农村,不仅收入低,而且难以充分享受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生活。现实的情况是,诸如户籍制度等一些比较严格的体制性障碍限制了大学生的自由流动,使得他们一旦选择小城镇及农村市场,以后要进入大中城市市场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如果他们进入了小城镇、农村,就意味着大学生一旦进入当地劳动力市场,就很可能被长期锁定在这一市场中,难以实现将来进入大城市一级劳动力市场的预期。于是,大学生毕业时宁愿在大城市的一级劳动力市场上处失业状态,也不愿意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从而产生自愿性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