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可钧一听，沉吟了片刻，然后慨然说道："陈廷安是个硬气的人，早就有弹劾河督衙门的意思。乾嘉道三朝，光这一个南河河督衙门，就支用了七亿两白银，可是天知道这些银子都花到哪儿去了。十成中能有一成花在修水利治水患上，就算谢天谢地了。朝廷每年收入最好的年头，岁入库银不过六千万两。可是光这一个南河河督衙门，每年为了河工，光岁例银子就得拨五百万两。但凡哪一处堤坝上有一个小缺口，为了防水患，就又得多加数百万两银子给河工。如果缺口大一些，河督衙门只说是为了防那滔天决口的水患，再多要一千万几百万两的银子，朝廷为了南北漕运畅通，别耽误了京师的钱粮命脉，敢不把银子拨来让他们打水漂吗？可是若这些口子真全是水冲出来的，就是真用银子去填这些口子，老百姓不过议论几句之后白认倒霉而已。可恨的是，就是老天不让水把堤坝冲出口子，那些河工上的人为了多骗些河款，冒功请赏，也会自己从水急的地方把堤防私自凿开一个小洞，不出一个月，淮河就得决口。那时候，可就又见到那些河工上的人宵衣旰食、夜不成寐、朝朝欢宴、日日笙歌地在'清宴园'那玉盘玉碗玉台面的筵席上监督河工，等着捷报频传，然后再报给朝廷，再多骗些银子和红、蓝顶子。就是以前日子稍盛于现在的时候，虽然少见兵戎，但是那园宅被淹、妻离子散、饿殍遍野、道馑相望的场面谁还少见过了。我从刚记事起，就记得河督衙门的人年年跑到我们家来，说是要赈灾放粮，让我们家有钱捐钱、有米捐米，亏他们还有脸来开口！听我爹说，有几年，赶上了灾荒，水旱歉收，于是我爷爷就让我爹把我们家田上的租户所欠的租子全都给免了，还另外从粮囤中拿出存粮，给租户们当口粮和种子。家中的日子实在有些紧，没那么多的现银现米。而且，我爹知道朝廷刚拨下赈灾款四十万两银子，可是就是被河督衙门的人封存在库里不让赈放给两淮的灾民，也不知道他们想用这一项银子冲他们自己的哪一项花账。我爹说，如果河督衙门的银子实在不够的话，也得宽限他一些日子，想想办法，再填补上这项新捐。河督衙门的人觉得伤了他们的面子，于是他们就想了个损招，请两江总督扣我爷爷一年的俸禄捐给他们当赈灾款，还上书吏部，说我爷爷枉食国家俸禄，却吝啬成性，毫无忧国尽忠之心。我爷爷一怒之下，就致仕还乡了。一个南河总督署就闹得这样无法无天，这全国上下大大小小的衙门不知有多少个，层层叠叠，多少年的积弊，有一天，真不知要怎么样呢？！"
池玉裁叹了口气，说道："有清以来，为了河工的事，不知砍了多少大小官员的头，又株连流放了多少人到柳条边宁古塔。河督中有六、七成的人都受过朝廷的小责重罚。可是有什么用？这些人和朝廷中的层层的官都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你提拉起谁，谁都有通天的本事，反过来置你于死地。河署、漕署还有盐政，息息相关，分割不清。而且，在这些地方管税的榷关监督往往都是内务府派来的旗人，自称是皇上的家奴，什么事，跟旗人沾上了边，就弄得更乱更麻烦，触动的关节也更厉害。陈廷安弹劾河督衙门，想从谁开始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