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三日（1898年5月22日），是谭嗣同与他的妻子李闰结婚十五周年的纪念日。就在这一天，谭嗣同离开了湖南省垣长沙、启程前往湖北省垣武昌。临行之前，他写了一首诗，添在信函中，一起寄给此时正在浏阳老家的妻子李闰。--
"戊戌北上留别内子
戊戌四月初三日，余治装将出遊，忆与内子李君为婚在癸未四月初三日，恰一十五年。颂述嘉德，亦复欢然，不逮已生西方极乐世界。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比迦陵毘陵同命鸟，可以互贺矣。但愿更求精进，自度度人，双修福慧。诗云：
"婆娑世界善贤劫，净土生生此缔缘。
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姪赖君贤。"
种种忧思苦虑，皆凝而不显，然而却都深深蓄于此诗那平静的言语之后……谭嗣同此时非常清楚维新事业将面临何等艰难恐怖的阻碍，可是，他绝对不会放弃任何奋斗的机会！……
不管谭嗣同如何努力，重重打击还是不断袭来！
谭嗣同的这次武昌之行毫无悬念地失败了。他父亲谭继洵自然像从前一样，呵斥他不要惹是生非，勒令他不要与张之洞的成命相对抗。而且，就在他到达武昌之后，张之洞为了处理沙市教案，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八日（1898年5月27日）返回了武昌，他去面见张之洞，可是张之洞根本不容他争辩，只是反复告诫他办事一定要沉着、一定要稳当……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1898年6月8日），受聘为南学会之讲论会学长的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因受到以湖南劣绅叶德辉等人为代表的恶势力的迫害，而被迫离开湖南、前往江西。从此，谭嗣同所创办、并担任了会长的南学会除藏书处以外，陷入了名存实亡的状态。
当初，为了创办南学会，谭嗣同慷慨地将自己的许多珍贵藏书捐献给南学会藏书处。谁承想，他这次从武昌回到长沙之后，曾经人才汇聚、轰轰烈烈的南学会，也就只有那些藏书与他静静相望了……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两天之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1898年6月13日），侍读学士徐致靖向光绪皇帝呈递了一道保荐通达时务人才的密折，将谭嗣同与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梁启超一起保荐给光绪皇帝。光绪皇帝接受了徐致靖的保荐，决定召谭嗣同进京，参办变法、新政事务。
谭嗣同在长沙接到光绪皇帝的谕旨之后，决定尽快启程，踏上前往北京的漫漫长途，可是，他正想启程的时候，却忽然想起，那些功名保札、部照、捐道员之实收之类的公文都留在浏阳老家、由他的妻子李闰保存着，而这些公文都是他在进京之后所必须用到的。于是，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1898年6月20日），谭嗣同给李闰写了一封信，告诉李闰说，请她将这些公文详细检出来、一一点清、封作一包、外加油纸，交给他派去送此信的人带回长沙。另外，谭嗣同在信中还请李闰将自己在进京之后所需的其他一些物品，诸如：单、纱蟒袍各一件，挖云抓地虎新快靴一双，伽楠十八子香珠一串，镶金伽楠搬指一个，天球一个、地球一个、团扇一柄（并纸盒），香末数珠一串，好红烧料鼻烟壶二个，都检作一包，也交给送信人一起带回长沙。在此信中，谭嗣同也与李闰倾谈数语，说他此行进京"真出人意外"、可谓"绝处逢生"，并且请李闰放心，说他已经收到了她在四月二十九日（1898年6月17日）写给他的信，她在信中所嘱咐的诸项事宜他都立刻照办。可是，谭嗣同在此信中还向李闰这样叮咛道："夫人益当自勉，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惟必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至要至要！"--他本不想在此信中将他此时对于前途、事业的一片忧心显露出来，可是，那一片忧心是根本藏不住的！
谭嗣同这次离开长沙北上之前，他的好友、《湘报》主笔、与他并称为"浏阳二杰"的唐才常为他置酒饯行。谭嗣同、唐才常的好友、两湖会党的一位"龙头"、为人豪侠的毕永年也在座。酒入愁肠，化作言志之诗，谭嗣同口占一绝，其中二句尤其慷慨激昂："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谭嗣同与唐才常、毕永年商量，此时中国已经面临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借助光绪皇帝可以发布上谕的权力实行变法、新政只不过是一时的过渡手段，已经腐朽透顶的满清政权终不可恃，待机会更为成熟一些的时候，还得依靠革命，推翻满清政权，实现中国社会的彻底变革、让中国走上彻底的自由民主道路，因此，他到北京之后，将与大刀王五等北方江湖豪杰积极联络，请唐才常、毕永年与南方会党人物积极联络，以共图大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