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老年公寓在御道街光华西门,是这条街上唯一一所老年公寓。一栋五层的红棕色楼房,一楼做医疗室,其余住着年过半百的老人。
房子正如上了年纪的人一样,墙壁有些地方剥落了露出点点愁容。但老人的心态却恰恰打破了房子与年龄的协调。院子里遮天蔽日的榆树环绕成错综交叉的林荫小道。阳光透过枝叶间的缝隙打在细沙铺就的路面,路面仿佛成了一片时断时续的涌动的海面,海面上形状不完整的银光闪耀着精彩。你便也觉得生活的全部精彩就被这遗落的琐碎的光与影轻而易举地道说出来了。
中午时分,三两个老妇人坐在路边,或拉家常,或将眼睛眯成一条蛛丝静静凝望着上空汹涌着的叶的海洋,似乎要看个究竟出来。那种探求未知的人的本能以一种不可知的形式镶入了波谷与浪尖。女人老年的生活多半平静得不起一丝皱纹。然而我有一次看到一位六旬妇人蹬着一辆三轮车在院子里收废纸盒,生命力在她脚上依然蓬勃强壮,以青春过剩的能量一圈一圈循环着还不该结束的使命。男人的老年生活正符合他们喜好冒险,刺激的天性,仍然膨胀着那点不安。一棵榆树与一棵高过人头的香樟树下砌着一个圆台和三个石凳。绛紫色的晚霞涂满公寓红棕色墙壁,呈现光与光的交替,影与影的重叠。老人们就提了烟袋围着圆台下象棋。每一步棋都走得那么从容而庄重,仿佛下一盘棋是一次重走人生的过程。他们已开始预见到新世纪的来临,眉目间生出霞光的色泽。也只有老人下棋,才会觉得每一颗棋子的每一步都充满了生命的意义,而不仅仅只是一回高雅的娱乐。
出了公寓院子往东走一百五十米,卧着两条油烟铺成的小巷,两条小巷垂直紧傍着御道街,如一条河衍生了两条垂直的支流。巷子里经营最传统的饮食业,全是一家一家挨着的面馆,粉馆,饭馆。与御道街垂直的一条巷子有一家面馆,老板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妇人,三张干净而破旧的长桌无可奈何地挤在巴掌宽的店里。妇人就在店门口临街烧菜。她的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儿子时常从店里的天窗上顺着木梯爬下来,帮妇人端盘切菜,看样子是大学生。后又听他同一位客人谈话,估摸着店家是武汉人。店子小,不管是来一两个人还是七八个人,不愁装不满,而每次我去店里总看到顾客至少不少于三个。我点一盘菜刚坐下妇人就将菜端上桌。我想妇人做的菜味道好速度快是生意好的原因吧。但有一次,我清晨六点到巷子来吃饭,所有店子咬着牙紧闭着嘴,以适应这座城市的节奏。正当我没奈何之时妇人的面馆咯咯开了。呆板生锈的咯咯声立即在我眼里闪烁着香喷喷的火焰。我告妇人昨晚到今早腹中如洗,她端来时在面里放了两个蛋,我预备付面加两个蛋的钱时她却只收面钱。我疑惑地望着她时她左手擦着额上的汗珠照看煤火去了。店里只我一人,妇人是不会忘记多加了两个蛋的,嘴里蛋黄的余香不觉溢出阵阵苦味。我跨出店门,一位抱着个三四岁男孩的老大爷走进面馆,妇人煮好了面从货架上拿了一瓶花生牛奶倒了一碗给小男孩,不住地刮着男孩鼻子逗弄他。我知道,她只会收老大爷一碗面钱。
圆锅下的火苗越燃越旺,苗尖儿上泛着薄薄的蓝光。妇人的绣花红围裙竟像新娘的盖头似的隔着火苗飘飞。她的腰身浑圆丰满,玫瑰色的脸庞在火焰里闪烁出未出嫁前的娇羞与天真。
与御道街平行的另一条巷子似乎热闹了些,一家快餐店老板娘尖锐的叫声似一把利剑划在巷子两旁的低矮的建筑物上。她后脑勺上耸着个油亮的大发髻,几缕卷曲的黄色发丝拂在额前,面容如成熟的菊,腰间系着一条如菊般成熟的金黄色围裙。
“八块。”
“八块。”
永远是八块。两间宽敞的店子由两个青年男子打理,她只负责站在招牌前收取一成不变的八块。逢女客人,老板娘只顾低头瞧那平的皱的纸币或光滑的硬币。来了男顾客,老板娘在收钱时总得妩媚地递几个秋波。顾盼之间,流露着她还是姑娘时的万种风情。
也许这八块同她那短暂而稳定的青春一样具有难以抵挡的诱惑。过些时候,又如她增长的年龄般增长起来。没有多少人会去关注八块钱的增,只有常去店子带饭上班的几个酒店女服务员和几个自己不方便做饭的老人才会注意这微不足道的运动与变化。如老板娘的风情与衰老,只不过是路人眼目间稍纵即逝的风景罢了,既难成为真正的短暂,也不能成为永恒。
只有阳光普照街巷时两条如姐妹如兄弟的小巷才更换另一种颜色,黑里透黄,黄里浮黑。巷子里的人声,车声也夹着点儿欢快,而快餐店老板坚硬锋利的叫喊声是明快的调子里的主旋律。
每个披着轻盈透明的雾霭的清晨,小巷均匀的脉搏与华丽气派的御道街押韵合拍。庄严神圣的气氛笼罩在高高低低的青灰色建筑物上。此种静谧犹如婴儿沉睡时的安详,仿佛在枕上有那么一个母亲敞着胸,那么一个父亲露着怀,或者一个精灵将这份宁静托在掌上。如一朵朵白莲花似的鸽子在小巷两旁平坦的积满了烟尘的屋顶上啄食,跳跃,扇动双翅在迷迷朦朦的晓天里飞翔,转着匀润的圈,划着轻快的线,不久就又端正地落定在屋顶上。天高任鸟,飞鸽子却将这份对清晨的小巷的守望系在雪白的双翼上。这份守望该是多么沉重足以抵消鸽子本身的雪白的重量。
我站在能与鸽子对话的巷子中央抬头仰望,假若高处没有一颗活的灵魂那么一个人站在世界的一点抬头仰望的姿势是可笑的。鸽子的翅梢与第一道紫金色朝阳完美地相切,如一条不可迟疑的直线切上沉甸甸的圆,“啷啷”一声光与生命相切的声音纯净清脆。鸽子留恋但又欣然地飞向温润灿烂的高空,花,星子,盐粒,一条渐趋隐没的实线。生命的实线也是如此吧,一路弯曲向上,宽度不断地消磨,最后沉入无涯无际的虚空里。我低头望着在人们脚底下磨砺得圆滑了的沙石,我同其中任何一颗都无法越过这道蔚蓝或莹白的空中峡谷。巷子里的为油为烟为谷子麦子搓成的人也永远无法越过。它在人们的头顶昭示的永远是明丽而又晦暗的希望。
平行的巷子的尽头连在御道街的末梢,末梢处矗立着一座富丽的肯德基店子。店里与两条巷子相比简直两重天地。捡个靠窗的位子坐着,空调的冷气如蛇钻洞般灌进脖子。隔着玻璃看着大街上疾驰的亮闪闪的名牌轿车,打着小阳伞踏着十英寸高跟鞋的女人,流着满头汗舔着冰淇淋的孩子。看着看着看到一股张牙乱舞的灼人的温度如孩子舔冰淇淋般砥舔着人们的肌肤,甚至烫熟烫软烫化了层层叠叠的或黑或黄的灰尘。店内店外又是两重天地。两重天地往往只隔着一块玻璃,正如人性与兽性只隔一张白纸般既远又近。其实玻璃只要轻轻一砸就破了,但人类继续发展继续存在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总像造物早已安排好了似的永远在人与街,人与车,街与街,人与人之间横着玻璃。
店里常来年轻男女喝饮料,吃炸鸡腿,中午酷热难耐时也有一群老年人来店里谈天,他们不吃鸡腿不喝可乐,占了一块可以容身的空间便满足。店里人也并不赶人的,年轻男女常自觉地把位子让给老人。在这个宽敞又清凉的空间里,消费与出售,利益与亏损已不那么分明了。在标着外国牌子,弥漫着外国食物的香味的店里中华传统美德对立性地彰显出来,又与另一种文化相吸相融。夜与白昼的交汇点,是最具力量焕发最美的希望的黎明。
逆着御道街向西行一公里,便寻到这街名的来源。御道街的起始处就在这明故宫。明故宫如今仅留了两幢明朝时期的宫殿。被修建为一座公园,名为午朝门公园。仍可从中寻得出一些时代的碎影的是午朝门公园的午朝门——墩台。
墩台十米宽,八米高,其中五个拱门的高度从中间向两边依次降低。墩台雄浑高大,我亲近它时感受到从一位在风霜雪雨,历史年轮中站立不倒的巨人身上迸发出来的热情和坚定的意念。用手抚摸着一块块凹凸硬朗的青砖,仿佛摸着这位巨人脸上的一根根胡茬,身上的一节节骨头。
日落西山,民间艺人进到拱门里弹电子琴,吹萨克斯,小号,拉二胡。乐声久久萦回,撞击在拱门壁上,似从墩台心脏呼之欲出的生命交响乐,又似哀婉空灵的叹息。墩台四围碗口粗的柏树林立如柱,浓绿如玉,高高环绕在墩台天顶上空,在空中铸成一顶显现着美与力的无王之冕。朱元璋曾头戴皇冠威风凛凛地伫台观望,观望他的臣民与他的过去。而今每个人都有权力顶着这翠绿的王冠眺望,眺望相识的或陌生的人群,眺望自我的未来。历史在生命长河中濯洗,不断被赋予新的有价值的意义,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头顶的太阳。历史过去,它依然无公亦无私地恒常地照耀着它应该照耀的万物。一代代古人在辉煌与失败中逝去,一代代新人自然而本能地继续为太阳增添必要的光彩。
不管是清鲜的早晨,还是浓烈的午时,抑或温和的黄昏,站在墩台天顶上伸展四肢,耳膜,瞳孔与心肺总能吸收强劲浓郁的生命的元素。我觉着自己也雄伟地蹲踞在了万里长城之上,西北高山之巅,尔后恍然悟了是在南方大地上。这种驰骋,升高,跨越,是墩台带给我的最美好深刻的印象与体验。
我每日醒来走出公寓,穿过小巷,在肯德基完成我一天的阅读与写作,便怀揣着一份势如闪电的心绪奔往墩台。
终点的狂想与热烈在路途的平静与踏实中变得可以等待,在路途的素朴的声色中变得值得等待。
途经一个十字路口,路口两旁合抱的梧桐树高过附近楼房,排成齐整的两行拥在与御道街九十度相交的另一条街上。枝叶繁茂的梧桐树搭起了拱形的可供纳凉的帐篷,人往篷里过,车也往篷里过,人与车都往篷里过。一条条斜斜的金色光柱如梭子般在篷里穿来绕去,蚊子,蚂蚁在光柱里活泼得似要掀翻一个世界,小昆虫无限小的伟大力量在光里被清晰地放大,滋长。树底下掉落的干枯的梧桐叶在篷里以不同角度不同重力起舞,宛若只只酥脆的褐色蝴蝶。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儿子在路口的梧桐树下摆摊卖瓜。瓜摊旁一辆绿皮儿长卡车靠街边停着。卡车上用黑色铅字笔写着“河南西瓜”。一卡车饱满脆弱的瓜自河南运到南京,一路得吃多少疙瘩,路口叫卖不见得生意就比在当地好,这笔生意划得来么?瓜自然看不出是在哪个地方长的,世界上的瓜都是一样的绿皮儿红瓤儿黑籽儿。路口永远堆着一摊瓜,路旁永远停着一辆车,摊后永远坐着一对夫妇和一个儿子。在瓜上,卖瓜人身上,永远看不见时间越走越远的痕迹,而只看得着时间循环的征兆。儿子裤角和胳膊肘上沾着泥,来人买瓜时,总先将瓜抱在泥腿上称称,嘴里嘀咕着又像是给一个娃娃嘱咐几句离别的孩子气的话,再不情愿地放到客人篮子里。自此我坚信瓜一定是逾山越岭来到江南的。
到墩台的途中有两个公交站,公车按时停,准时开,车里女音报道“后标营到了”,车子嚓的分妙不差地刹住了。倘使因动作慢了些耽搁了司机开车时间,那司机定不会怒眼相对。但一般情况下司机与乘客的默契就如车与站台的默契。车里有时拥挤有时空荡,拥挤时站着抓扶手的总是年轻小伙或青年学生。车上并不担心手机钱包弄丢,我也不曾丢过一次东西。相比长沙的公车,我是更欢喜在南京坐公车的。
一次坐车错过了两站,同个骑单车的中年男子问路,他一手指着前方一边用普通话里夹着点儿东北腔,东北腔里里糅着普通话的口音告诉我。我刚走两步他又取了鱼的溜势溜了过来,叫我先别忙着走再问个路人以确认一下。随后掉过头在空中冒两个斑斓的气泡咕嘟嘟溜走了。我内心涌起不同于灰尘与烈日调和而成的温暖,为这个陌生人为我这个陌生人指路而感动。他完全可以给路人指一条错误的路让她去看正确的风景,但一个原本属于他人的确定的目标倒成了他不可敷衍不可忽略的职责。
后来由于学业上的任务我不得不离开南京。最后一次去看墩台时以离别情人的心境痛彻心扉地哭了一场。举目四望,望不见一个朋友或爱人,我的情与爱同泪一起滴入青砖的罅隙之中。来年春天,砖缝里定会钻出一株曼妙壮硕的常春藤,扶摇直上,直达云霄。
我略带忧郁地立于天顶中央,凭栏俯首远眺,御道街正以一条龙的姿势勇猛地向东滑翔,以不可抵挡的气势潜入连绵的青山似的杉树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