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读书、修身、立德，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领导之基。古人云，治天下者先治己，治己者先治心。治心养性，一个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读书，而对于现代领导者来说，多读些经济学经典名著，对提升领导的经济素养，增强决策的预见性、有效性和合理性有很大的帮助。
亚当·斯密（1723～1790年）是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他出生在苏格兰的克科底，青年时就读于牛津大学。1751年到1764年在格斯哥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在此期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确立了他在经济界的威望。但是他的不朽名声主要在于他在1776年发表的伟大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1776年3月此书出版后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影响所及除了英国本地，连欧洲大陆和美洲也为之疯狂，因此世人尊称亚当·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亚当·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极为敏感。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国富论》的中心思想看起来似乎是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例如，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商也想要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会缓和原来的供应短缺，而且随着各个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使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解决了。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国富论》，第四卷第二章）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他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
1.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
2.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
3.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
4.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
以上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亚当·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亚当·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亚当·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可是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最后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国富论》一书成为了第一本试图阐述欧洲产业增长和商业发展历史的著作，也成为了开展现代经济学科的先驱。它也提供了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最为重要的论述基础之一，极大地影响了后代的经济学家。
《国富论》一书的原始版本则存在一些争议，一些人主张书中的内容曾被窜改的较为温和，以符合当时某些思想家如休莫和孟德斯鸠的既定理论。的确，许多斯密的理论都只简单地描述历史的走向将会远离重商主义并朝向自由贸易，而当时这种走向早已发展了数十年，并且已对政府政策有极大影响。无论如何，斯密的作品广泛地组织了他们的理论，因此至今仍是经济学界最为重要而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
《国富论》从面世到现在，已经两百多年了，但是，岁月未能将它尘封，它的光亮依然一如从前，熠熠生辉。比如，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者对此一筹莫展。不少经济学家就转而求助于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梦想回到自由竞争的“黄金时代”，希望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重整旗鼓，再创辉煌。今天的经济学理论大厦，经过二百多年的精心构建，已经巍峨耸立，金碧辉煌，但如果没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奠基，那也不过是一座美丽的空中楼阁。作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对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之大，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甚至有人做过这样的评论：“两百年来经济学家所作的工作，都不过是在为亚当·斯密的理论打打补丁，抹抹油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