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心他们,因为他们得不到关怀的时候,可能就会去伤害别人,你不去关心他的时候,某一天他的痛苦就会延续到你身上。”
最近,老爸对我说了上面这样一句话,很有感触。据说,此言出自于广州《南方周末》的一篇新闻报道。
之所以有感触,首先缘于几年前看的一部电视剧——《生存之民工》。片子是初中语文老师极力推荐的,还说,这是她那么多年来看的最好的一部写实的电视剧。
尽管,我家里有老爸从绵阳一影碟店淘来了不少国内外一些好碟供我欣赏,也尽管欣赏电视剧比欣赏电影要累人得多,但还是先挑出了这套碟细细观看。
当然,除了我老师的热忱推荐,最初看这套碟还因为导演管虎(一个对时政、社会、文化、生命、生存、价值、理想等观察独到、关怀深刻、形式不拘一格,并易于被公众广泛接受和认同的导演、剧作家)的大名,和他的《七日》《冬至》和《头发乱了》等等。
听说在摄制《生存之民工》一片时,管虎事先就严格规定:所有参演者,一律去掉“演技”这两个字!
管虎严令演员先真实体验几十天民工生活,俊男靓女一概不要,40多位真正的民工随之被起用(最大场面曾达到起用500名真实民工),并参与剧本探讨。
打,就真打;摔,就真摔;干,就真干;吃、住、睡,三个多月都与民工在一起。
该剧情节全由片段支撑,管虎把以往的叙事经验全部废除。
结果,该片近乎完全地达到了现实境况当中的一切效果,表现出了超强的批判写实能力,激起近100%的公众认同,报端、杂志、电视、电台、网络对于该作的评价,“真实”二字几乎次次俱在!颠峰之时,管虎作品已几成“真实”的同义词。
真正看了《生存之民工》却让我欲罢不能。该剧纪实性的拍摄手法和关注弱势人群的题材,已将中国电视剧原有陈腐的、教条式的框架完全打破,专家赞誉道:管虎的电视剧成为中国电视剧的另一个新起点。
请看看管虎镜头中记录的那些真实的片段吧——
完工了,一群民工却几个月都没领到工钱,家乡的收成等不得,于是大部分人回家割麦子,把讨工钱的任务交给了工头和几个看着工头讨工钱的民工。
《生存之民工》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不知老板是谁的民工们对讨钱不得要领,准备闯关却被凶悍的保安挡在门外;
工头谢老大打着自己的小算盘,陪着老板的手下打麻将,只为讨着自己的那份工钱为每天“喝血”的孩子看病;
疼爱妹妹的王家才,眼睁睁看着只想做城里人的妹妹被人抛弃后生子而又进了“发廊”,他最终向抛弃妹妹的人伸出复仇的手;
杨志刚收获了爱情,却因此得罪了街头混混而多次被打进医院,爱情也不得而终;
有一手搓澡绝活的陆大有不知经常来找他搓澡的便是拖欠工钱的老板,同时也是他老婆傍的大款……
一群或是被迫或是自愿远离黄土地的人们,在异乡艰难地生存着。
我可以相信,每个人看此片时的感觉是,导演是谁、演员都有哪些名角都是次要的,触动我们心灵的是剧中的那些人,那些事,那种严酷的生存状态。
我们的祖辈怎么也想象不到,有一天,他们的子孙会离开他们勤恳耕种数千年的土地,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而选择另一片天空寻找梦想或是生活的空间;
曾经为了争取温饱而在二十世纪中洒下无数鲜血,换来“工农兵”平等对待的父辈们也想象不到,他们的子弟被人称作“农民工”,一个本是朴实的称谓被人说起时时不时都会有一种不屑。
是被称作“农民工”的他们遗失了吗?还是被称为“都市人”的人们迷失了?
一次培训会上,一位作家老师曾讲过,当人与人的沟通冲破“尊重”这条底线时,尴尬局面就无法收拾。
是啊,在城市的天空下生存的农民叔叔伯伯、兄弟姐妹们或许并不奢望关怀,甚至也不是尊重,他们的大多数选择的只是基本的生存空间,为家人也为自己。
而当这些都无法得到满足时,身为弱者的他们,跳楼成为“秀”,讨薪成为不稳定因素,于是乎感觉诉求无门的他们便伸出了非法的强势的复仇之手。
于是,哪个农民工把老板的店铺给烧了,哪群农民工聚众闹事了,哪个抢劫犯就是农民工……诸如此类频见报端。
痛苦就这样慢慢延续下来,人们开始把城市“乱了”的原因归于农民工多了,于是鄙视愈来愈多强烈,痛苦也越积越深,城市也愈来愈纷乱……
记得几年前,老爸不只一次地给我讲起《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曾经连篇累牍报道的阿星杀人事件,便折射出了这一生存怪圈。
阿星,一个十五岁便在深圳“砍手党”烧火做饭的孩子,耳闻目睹同乡们的残忍,秉着自己的良心拒入歧途。在18岁时,阿星离开“砍手党”兢兢业业打工谋生。
当主管拒付工钱,又要辞退他的时候,还是孩子的他却伸出了罪恶的手。
我想,这个似乎久远了的、让人唏嘘的真实故事,有着让人唏嘘的复杂原因。
就像文中报道所说的那样:他们的痛苦,也是我们的!
据我所知,中国农民,有着与生俱来的朴实与根深蒂固的善良。
为了生存,他们可以在城市里选择隐忍自己的痛苦,但他们的新生代,有着与他们长辈更多的躁动与不安,惶惑与不平,他们期望为这个城市付出汗水的同时能获得应得的回报,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
因此,他们的痛苦就更多,潜在的危险就越大,引发这些痛苦的导火索可以有很多,但具体而微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实实在在的言行态度。
就在不久前的某一天,我去一家银行办卡,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满身还沾满油污的农民工,满是茧子的手战战兢兢地将几张百元钞票递给银行职员。
银行职员验出其中一张是假钞,二话不说就要没收。
他急得就要哭出来,嚷着这一眼能数得清的几个血汗钱是昨晚老板才发的,要拿回去找老板算账。
我无意去指责他的老板拿假钞充工钱是故意亦或无意,但在电视新闻中我的确看到南方有老板专门购买假钞给农民工发工资。
因为,倘使老板是故意的,指责泯灭了良知的人其作用极其有限,而这样的人相信也是社会的少数。
然而,让我生气的是银行职员的鄙夷不屑与恶言恶语。
没收假币是铁定的政策,但她们应当细心解释,耐心说服,而不能因为对方的身份而忘了他们也是上帝。
我想起了那么一句话“两粒种子,一片森林”,那两粒种子应该是:爱心和同情,那一片森林就应该是我们的和谐社会吧?
身为大多数的我们,应当对这些为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更加美丽而付出辛劳的他们一份更多的关怀,哪怕是平和的对待。
莫忘了,其实并没有“他们”与“我们”之分,养育我们的都是同一片土地。
(此文刊发《大唐民间文艺》电子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