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教育儿子的这一行动，不仅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也必须能顺利地进行下去才行。因为这10多年来，很多人一直在关注着我，包括一些文化名人，甚至政府部门也积极参与其中。
卡尔第一次成为人们谈论的对象时，他才年仅8岁，那时我们还居住在哈雷附近一个叫洛豪的小村庄里，这样的环境显然不适合将公众的目光都聚集到一个孩子身上。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城市里是习以为常，尤其是在大城市里。
另外，卡尔与众不同的教育历程正好处于整个欧洲的根基摇摇欲坠之时，1807年至1808年间，我们的国家——普鲁士已经面临崩溃。人们无心娱乐，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谈论：重大或可怕的事件、焦虑、希望、渴望得到帮助、失望。只有这些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日常生活已经被忽略了。
如果在这些划时代的事件中，一个孩子的成就可以占据一席，那这样的成就必定是非常可观、非常重要的。事实上就是这样的。
那个时期对我们尤其不利，当时人们对学习知识上的早熟现象有一种明显的偏见。像萨尔兹曼、坎佩、特拉普等人，他们长期以来强烈反对这种观点，有意地用以前的例子来证明早期教育的危害性和无用性，甚至指责这是“温室教育”的产物。
我满怀敬意地分析他们的观点，我必须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他们的意见一致，当我看到在我的指导下也发生了一些令我感到担心的事情后，我也存在疑虑。
当关于卡尔的新闻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由《汉堡记者报》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记者撰写的，详细介绍了我儿子在莫泽堡接受公开和秘密测试的情况），人们都认为这不可信又没有意义。一位丹麦的专家甚至否认整个事实。就是这样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快就开始获得人们的信任。经过反复的测试，一大批杰出人士，以及大量学术团体和大学，纷纷在证明书上签名。很快，支持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响起，大家都接受了这一既定事实。
由于战争和战争带来的可悲后果，那个动荡不安的特殊时期几乎将一切破坏殆尽。普鲁士看起来像是永远被摧毁了，居民日益流失，我生活在这个王朝势力的最尽头，因为洛豪四周都被撒克逊人包围了，我们在那里不会得到什么支援，如果我不想让卡尔的发展停滞不前的话，就不得不离开这个村庄。
我不能再指望普鲁士了。法国人只想得到钱，而不想拿钱出来。由于我在物质上已经没有过高的要求，撒克逊人根本就不会有要做出点什么事情的想法。我生活在一个不错的教区，与家人在一起的生活非常舒适，即使是在莱比锡，我们也非常享受我的工作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那时，我对儿子的教育仍处在萌芽阶段。无数人对可能出现的不幸后果忧心忡忡：“到他十二三岁的时候，这个可怜的孩子就会死去，或者就彻底毁了。”他们常常这么说，而且言辞当中确实透着忧虑。
不过，莱比锡这座城市和这里的大学表现出了惊人的团结，不仅为我儿子提供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奖学金，还为我和我的妻子提供了非常慷慨和有利的条件，这使我下决心放弃了在教区的工作，前往莱比锡生活。每一个明智的人都能想到，在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前，必定会仔细调查情况并对我儿子进行反复的测试。
法国的威斯特伐利亚政府就是这样处理的。他们对我儿子进行反复测试，最终打消了疑虑，为我提供钱财上的支持。即使是在俄国人攻打卡塞尔期间，他们也未曾停止给我定期汇款。
威斯特伐利亚政府倒台以后，我的朋友和资助人承担起照料我和我儿子的工作。而我的祖国普鲁士当时深陷结局难料的战争中，7年来它已经精疲力竭、资源枯竭。而汉诺威、布伦斯威克和海塞尔迫不及待地发布政策，要求从其他州迁来的人都应该自己修建家园，却坚决拒绝了来自威斯特伐利亚政府的任何请求。然后，我递上推荐信向这3个州求助，并承诺我将合理地利用每一笔钱，虽然当时他们也很需要钱，但都慷慨地满足了我的要求。
当时普鲁士的很多上层人士都鼓励我向我们的君主政体求助。但时局不利，我很长时间都不敢做出决定。后来，在他们的多次呼吁下，我谨慎地试探了一下，却收到了一个最慷慨大度、最令人鼓舞的结果。确实，在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后，我确信自己可以返回普鲁士了。在柏林生活的最后两年里，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皇室对我们的关注和恩惠。
由于近10年来一直没有受到干扰，即使是意见不同，甚至相互敌对的专家、政治家，乃至君主都能积极地达成一致，协助合作，他们为这个事情做出了牺牲自然会得到回报、取得成功。
大量表示祝贺和真切关注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来，其中绝大部分人我并不认识。人们纷纷向我表达他们的友好、祝福、尊敬和真挚的同情，这一切都证明我的努力取得了成功。我在我的祖国以及其他国家赢得了尊重，若不是那样，那就是我的眼睛、耳朵、感觉，还有我的智力在欺骗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