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联大的日子里，华罗庚跟一批同样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教授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关系最密切的要数著名的爱国主义学者、大诗人闻一多。
闻一多，原名闻家骅，于1899年生于湖北省蕲水县，即今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喜欢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22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1925年，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闻一多赴西南联大任教授，积极参加爱国民主斗争。在此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在昆明的时候，闻一多听说华罗庚一家住在摇摇欲坠的阁楼上，一家人挤得难以容身，而且周围的噪声非常多，于是他热情地把自己在陈家营的房间让出一半，当中用布隔开，请华罗庚去住。为此，华罗庚还特意写了一首《挂布》诗，用以抒发这种情谊。
诗中写道：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后来，闻一多为了生计到中学去兼课，把家搬到了昆明西城昆华中学去住了，华罗庚还住在陈家营。
随着教授们在昆明的生活日益艰苦，闻一多一家的日子也越来越难维持下去。为了养家糊口，闻一多除了到中学里兼课外，还被迫“挂牌治印”。
闻一多的父亲是前清的秀才，早年，闻一多学过艺术，曾随父学会了雕刻。没想到，如今这却成了他养家糊口的本领。
闻一多对华罗庚感慨地说：“想当初，我是全凭兴趣学得这刻制图章，当时，还被父亲骂为不务正业，谁能想到，如今这刻章竟然会成了我闻一多的饭碗！这个国家已经腐烂到什么地步了，我们能再沉默下去吗？”
此时华罗庚想起了闻一多在《心跳》中呼唤的两句诗：“谁稀罕你这墙内方尺的和平！我的世界还有辽阔的边境！”
“闻一多治印”的招牌亮出去以后，前来求印的人很多。既有仰慕闻一多民主斗争精神的学生、爱国人士；也有为了求得闻一多的墨宝而来的达官显贵。
有一天，一位国民党的军官拿来一枚象牙坯子让闻一多治印，他趾高气扬地说：“好好给我治印，到时候工钱少不了你的！”
闻一多轻蔑地看了那个军官一眼，说：“你还是找别人吧，我现在没空！”
那军官一听不高兴了，后来他转念一想，以为是闻一多嫌钱给得少，于是掏出了10倍的钱，说道：“给，这些钱足够了吧！只要你弄得好，到时候我再打赏你点。”
闻一多头都没抬地说道：“这钱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我闻一多虽穷，但不取这昧良心的钱，你请回吧！”
那军官听了这话气得直哆嗦，“咣——”的一声，把闻一多的桌子掀翻了，厉声说道：“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快给我刻章！”
闻一多根本不理睬他，低头收拾收拾东西就走。
这时，四周围了很多看热闹的人，大家纷纷指责那名军官，那军官怕激起民愤，无奈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这件事情很快就被华罗庚知道了，他担心地对闻一多说：“你这样公开地和那个军官作对，小心他找你麻烦。”
闻一多大义凛然地答道：“我没做错事，他怎么找我麻烦！如果他真的找了，那只能说明这个国家太腐败了。如果真是那样，我更应该站出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难道我连古人都不如吗？”
这件事情过去很久，也没见那个军官再来找茬，华罗庚的心这才放进肚子里。
1946年3月，苏联科学院用英文出版了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一书，接着，又邀请他访问苏联。
这天，华罗庚去大使馆办理护照，使馆的武官威胁他说：“你是社会贤达，是科学界有影响的人物，应该参加国民党，否则，你回国后会有危险。”
“我是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之邀，去苏联访问的学者，这也是罪名吗？”华罗庚从容不迫地问道。
华罗庚并不理会使馆人员的威胁，准备起身去苏联。闻一多前来送行，他鼓励华罗庚说：“我们要学习苏联，要走苏联的道路，你能到苏联学习，对于将来搞好我们中国的科学事业，也是有好处的。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随后，闻一多又将一枚专门为华罗庚刻制的印章送给了他。上面写道：
顽石一方，一多所凿，
奉贻教授，领薪立约，
不算寒伦，也不阔绰，
陋于牙章，雅于木戳，
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这枚小小的印章“不值两角”，但是在华罗庚的心里却比黄金还要珍贵。他一直小心翼翼地珍藏着这枚印章，将其作为友谊的纪念。
到达苏联后，华罗庚到各大城市参观访问，发表演讲。他看到苏联人民在战胜法西斯之后，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正热火朝天地进行国家建设。想到自己的祖国在战胜日本之后，却又陷入了另一种白色恐怖中，他心中感慨万千：要是我的祖国在和平的环境下建设，那该多好啊！
华罗庚在苏联还发现这是一个十分重视知识和科学研究的国度。这里的科学杂志都是新出版的，上面记述的都是最新的科学成果。他还在其中看见了一篇自己的论文，而这篇论文在国内却石沉大海，没有一丝音讯。
华罗庚访苏回国之后，冒着生命危险在昆明青年会的阳台上向数千名大学生作了题为“访苏三月记”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赞扬了苏联在科学研究中取得的成就，这大大地鼓舞了在黑暗中生活的师生们。
闻一多也在场专心地听了华罗庚的报告，在散会后他握着华罗庚的手说：“你把苏联的情况介绍得这样详细，很好，这对当前民主运动的发展很有好处。”
接着他又说道：“你怎么不怕有人用钱买你的人头？”
“我的头可没你的值钱，没有人悬赏40万要它啊！”华罗庚笑着回答。
听了这话，闻一多诙谐地说：“有人说，我变得偏激了，甚至说我参加民主运动就是因为穷疯了。我的脑袋值40万啊，这样也算穷吗？”
华罗庚严肃地说道：“一多，你还是小心点吧，现在的情况那么紧张，大家都走了，你可要多加小心啊！”
闻一多从容不迫地回答道：“要斗争就会有人倒下去，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就会站起来！形势越紧张，我越应该把责任担当起来。”
当时国民党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昆明城内城外到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战争气氛中。闻一多逆风而上，到处为民主运动进行宣传，他的诗歌和讲演令国民党反动派恨之入骨。
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闻一多忍受着连日饥饿带来的折磨，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当华罗庚得知这个消息后，顿时眼前漆黑，气愤地流下眼泪，他万万没有想到，刚离开昆明不久，继李公朴教授被暗杀之后，闻一多教授又惨遭暗害，这是什么世道啊！
他望着天空中的朵朵乌云，悲愤地吟道：
乌云低垂泊青波，红烛光芒射斗牛；
宁沪道上闻噩耗，魔掌竟敢杀一多！
“一多，你是我们民族的英雄，你的死是民主主义运动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的一大损失。你虽然去世了，但君的宁死不屈的形象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闻一多被害时，华罗庚的大女儿华顺，正在昆明西南联大附中读书。华罗庚叮嘱华顺要好好照顾受伤的闻立鹤，尽量安慰悲痛中的闻师母。
华顺不顾时局的动荡，冒着被捕的危险，跑到云南大学操场上默默地看着和自己曾经朝夕相处、和蔼可亲的闻伯伯的遗体被烈火焚化。为宽慰闻师母，她还管闻师母叫干妈，像对待自己亲生母亲一样，尽着一份孝心。
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一直关照闻一多子女的成长。在闻一多80诞辰的纪念大会上，华罗庚曾写诗颂道：
闻君慷慨拍案起，愧我庸儒远避魔。
后觉只能补前咎，为报先烈献白头。
白头献给现代化，民不康阜誓不休。
为党随处可埋骨，哪管江海与荒丘。
华罗庚在这首《报先烈》中，表达了：“在最黑暗的时刻，没有像闻一多一样挺身而出，用生命换取光明的愧疚。同时还有可以用自己的余生完成一多先生和无数前辈的未竟事业的欣慰。”
华罗庚和闻一多的深厚的革命情谊，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雕曾这样描述华、闻两家的友谊：
“两位海内闻名的学者，在国难时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最后，双方为祖国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的友谊，将成为世代传颂的佳话，他们崇高的献身精神，将永远鼓舞亿万中华儿女向着伟大的目标前进！”
两位伟大的学者，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报效着自己深爱的祖国，他们的友谊长存，他们的精神永驻我们心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