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奥原敏雄氏参与炮制的琉球政府《声明》中，又发出一通“无头告示”：“历史上，自 14世纪下叶即知晓尖阁列岛的存在。 ”
这里，既回避了正面答复行为的主体为何许人，是中国人、琉球人，还是日本人？又以“知晓”一词，顶替了“原始发现”（Original Discovery）。这是由于他们力图掩盖中国人民首先发现这些岛屿的历史真相，又竭力否定历史证据的意义，甚至干脆采取不承认主义。
抵由福建福州府长乐县广石梅花所开洋——入清之后，“因巨舶不行，沙壅水浅，遂从五虎门出口”，在当地祭神登舟后即航向海中。古代帆船须藉助于季风的推动，并以海岛（山）为航标。由于琉球位于福州的东北方位，故去必孟夏乘西南季风，而回程则必秋季乘东北风，方能顺风而行——如清代人所总结：“查向例前往琉球船只，总在夏季放洋；其回棹时，总在冬至前后。 ”现存最早记有钓鱼岛等岛名的航海指南，当推庋藏于英国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 Bodleian Library Oxford）的《顺风相送》一书。此书系誊清抄本，长 20.4厘米、宽 12.6厘米，每页 9行，每行 24字，封面稍有残缺，封底有收藏者 1637年所写题记（见图 8）。
图 8 《顺风相送》明抄本封面、封底复印件
……北风东涌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今彭佳屿，古代亦称彭佳山、平嘉山、平佳山、瓶架山），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正南风梅花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台湾），用单乙取钓鱼屿南边，用卯针取赤坎屿，用艮针取枯美山（琉球之古米山、姑迷山、久米岛），南风……赤屿用甲卯针取琉球国为妙。（见图 9）为便于理解上文及以后类似内容的记载，兹将稍后所用时计（初为瓷制，后为玻璃制）及指南针盘如图 10.中国古代航海水程不以图 9 《顺风相送》之二图
图 10 时计及指南针盘
速下，顺风一更约行 30千米，一昼夜分为十更。指南针盘则分 360°为 24等分，按左东（卯）、右西（酉）、上南（午）、下北（子）排列，如上引文中所谓“单卯”即指正东，“乙辰”指东偏南 22°30′，“艮针”
即东偏北 45°，“甲卯”即东偏北 7°30′……关于此书的成书年代，一般均据卷首叙末“永乐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累次较正针路”等语，定为当年即 1403年；有的则仅据李约瑟（ Joseph Needham）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Civilisation in China）一书中所作推测，定为 1430年；奥原敏雄氏笼统说“是 1663年以前的东西”，进而一言以“毙”之，曰： “《顺风相送》
这本书是何时成书并不太重要！”其实，《叙》文明言：
昔者周公设造指南之法，通自古今，流行久远。中有山形、水势抄描图写终误，或更数增减无有之，或筹头差别无有之；其古本年深破坏，有、无难以比对，后人若抄写从真本惟恐误事。予因暇日将更筹比对，稽考通行，较日于天朝南京直隶至太仓，并夷邦巫里洋等处更数、针路、山形、水势、（澚）［澳］屿浅深，攒写于后，以此传好游者云尔。
将航行所必需的“罗经针簿”，附会为“周公之法”，自是行业神崇拜的具体反映，毋庸申论。值得注意的是，永乐元年（ 1403年）九月，明永乐帝朱棣确曾分别派遣太监“李兴等赍敕劳暹罗国王昭禄群膺哆罗帝剌” “［马］彬等赍诏谕西洋苏门答剌诸番国王，并赐之文绮坏”的“古本”，校订整理而来；且“古本”原系图文并茂，抄本《顺风相送》只是永乐迁都后的佚名氏“攒写”了其中的文字部分。由此可知，《顺风相送》一书源远流长，我们将它的祖本订为 14世纪，当属最保守的判断。
再返观明初朱元璋在位的 30年间（ 1368—1398年），中国派出途经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前往琉球官方活动的频繁，便可证实上述判断的合理性。奥原敏雄氏为了达到推翻中国人民最先发现这些岛屿的事实，竟然信口雌黄，继续欺骗世人说：
［在 1372—1866年］整个有关册封和进贡期间，册封使去琉球共计 23次（不过，最初的杨载并非册封使节，但也计算进这个数字之中了）。除此之外，中国几乎没有派遣官方船只到过琉球。这段奇文，堪称“虚构历史”的“精品”！
按照奥原氏杜撰的神话，洪武五年（ 1372年），“杨载并非册封使节”，但《明史》的正式记载是，当年“正使杨载册封琉球国王察度”，明朝皇室档案《明实录》并收录了《杨载持诏谕琉球国》诏书的全文，此其一；其二，明朝所派第二位册封使时中赴琉球的时间为永乐二年（ 1404年）——也就是说，依照奥原氏所论，洪武五年至永乐元年之间成了“空白”，“中国几乎没有派遣官方船只到过琉球”
云云。然而，根据《明实录》《明史》的明确记载，在此期间中国派往琉球的官方人物，至少有以下 5次：
洪武七年（ 1374年）冬，“命刑部侍郎李浩赍赐文绮、陶铁器，且以陶器七万、铁器千就其国市马”；九年“夏四月甲申朔，刑部侍郎还自琉球，市马四十匹，硫黄五千斤”。
洪武十五年（ 1382年）春，“中山来贡，遣内官送其使回国。 ”
洪武十六年（ 1383年），“时二王（指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察度）与山北王争雄，互相攻伐。命内史监丞梁民赐之敕，令罢兵息民。三王并奉命。 ”
洪武二十一年（ 1388年），“大将军永昌侯蓝玉，遣人送虏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明太祖以蓝玉“私元主妃事”，龙颜大怒，“于是遣使护送（地保奴一行）往居琉球，仍厚遗资遣之”。
洪武二十九年（ 1396年），“又嘉其（指中山王察度）修职勤，赐闽中舟工三十六户，以便贡使往来。”此举意义深远，下节还将详论。
以上所举荦荦大端，尚不包括洪武七年（ 1374年），大将吴祯率领庞大舰队追击倭寇至琉球大洋这桩大事（详见本书第四章）。在上述 5次重要活动中的主要人物，包括内官、内史监丞、司法部副部长，以及护送元主次子地保奴的大队人马，都奉最高统治者的命令前往琉球，笔者特向奥原教授求教：他们所乘的众多海船，算不算得上“中国派遣”的“官方船只”？或者，阁下有何证据，证明以上记载纯系子虚乌有、面壁虚构？！
上述历史事实说明，自明初以来，中国政府派遣前往琉球的大量官员及其随行人员，都是由福州出发途经台湾海峡之后，趁着东南季风，顺着黑潮流向，经过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之后，进入琉球国境的。他们本身虽未留下直接记录，但已在作为《顺风相送》的祖本中清楚地记载下来。因此可以断定，钓鱼列屿最迟是在 1372—1403年之间，被中国人民首先发现即“原始发现”的。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这些岛屿的名称得到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