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尽管本质上是社会的、物质的，但直接表现的，却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双向的心理联系。因此，无论是领导者的心理状况，还是被领导者的心理状况，都会影响到影响力的能量增衰。
在中国历史上，西汉衰败，外戚王莽建立新朝。新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角逐。后来光复汉朝的刘秀也在其中角逐，但他当时能否一统天下还很难说。刘秀的部下中有些人便暗中写了投靠其他人的密信，不料，刘秀在战争中获胜，搜获了几千封这样的信。刘秀不但没有拿着这些证据一一追查、诛杀，反而下令全部烧毁，说：“令反侧子（指三心二意的人）自安”（见《后汉书·光武帝纪》），终于消除了部属的疑虑和恐惧，团结了队伍。《三国演义》写曹操也是如此。官渡一战，曹操以弱胜强，击败袁绍，也于战利品中检出书信一束，皆许都及曹军中诸人暗通之书。谋士苟攸建议，“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曹操说，当时袁绍势力强大，连我都不能自谋安身之处，何况别人了。言外之意，可以原谅，于是，把书信投火一焚了之。部下个个心下感激，更愿为曹操出力了。
刘秀与曹操，一个中兴汉朝，一个统一北方，可以认为都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他们成就大业，当然不仅在于对属下二心的宽容，更在于对属下心理的理解。因此，毛伦、毛宗岗父子对《三国演义》写曹操的这段文字批注道：“此言曹公能捞笼天下之人，因此而得天下也。”
因此，古代政治家、军事家的成功，都是寄托在对属下和民众需求心理的理解和谅解上的。当然，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宽阔的胸怀，一种克敌制胜的谋略，但归根结底，还是对属下心理的理解和生存需求的重视。
英国思想家伯特兰·罗素认为：“人与其他动物之间存在着许多区别，有些是智力上的，有些是情感上的。情感上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人类的某些欲望与动物的不同，是漫无边际的，而且不能获得完全的满足。”人的基本欲求，如生理的欲求（饥、渴、呼吸、性等）、避险的欲求（对有害物体的躲避），和动物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派生的社会性欲求，如趋群、亲和、依存、支配等和自我实现欲求，如理解、创造、完成以及被重视等，则对人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尤其是自我实现欲求，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明显标志。社会性欲求促成了人的社会动机。在社会动机中比较重要的是成就动机。成就动机驱使人们克服困难，努力完成艰巨的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在竞争中获得比别人更优异的成就。
人类的心理特点使得领导者会努力追求自己和被领导之间建立一种融洽的关系。领导者希望在这种关系中被领导者以及更高级的领导者称赞他是一个能胜任本职工作的、深孚众望的、有政绩的和有前途的人（或集团），他（们）不愿意在执掌权柄的同时，受到来自众人的轻视、怨恨、反抗甚至伤害。
人类的心理特点使得被领导者希望自己在自己活动的群体中是一个被同伴和上级尊重的人。每一个被领导者都希望自己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而克服自己的弱点。假如领导者能够注意被领导者之间的这些心理特点，顺应人们的心理规律进行领导，那么，领导者对被领导者产生影响力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顺应人类心理规律，尊重部下（根据心理的反作用律，也会转化成尊重上级），是形成影响力的心理基础。
人类的心理特点，规定和制约了人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不能像动物那样仅仅靠强权（体力或暴力）维持，而应该靠融洽的交往来维持。影响力正是这种最佳维持的必然体现。
影响力的心理根源，在于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态度。
社会心理学家克特·巴克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在形成态度的过程中并非经过周密的心理推论。他们的态度是遵循情感逻辑而非智力逻辑的。态度扎根于感情之中，所以可能变得很持久。虽遭非难，人们仍倾向于坚持自己的心理倾向。因此，领导者在处理与被领导者关系的时候，不能不考虑人们的心理特点和情感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拥有众人的支持，激发众人的积极性，并把精神的力量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再从物质的力量升华到更高的精神状态。
人类的心理状态是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及其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横截面的不同区域的现实状态的精神反映。简明地说，在不同的时间空间里，便有不同的心理状态来表现。
在早期的原始部落中，再聪明不过的成员也不会想到选举罗斯福那样有超人智慧而缺乏行动体能的人去当酋长；在盛行殉葬的奴隶制时代，再有反抗精神的奴隶或妻妾，也不会想到可以不为主人去白白送死；在兵荒马乱的时代，人们企盼曹操式的英雄来安定天下；在表面歌舞升平的岁月，人们甚至厌恶具有远见卓识的王安石的变法。
1945年，领导英国战胜法西斯的丘吉尔竟然落选首相。他当时呆若木鸡，悲痛欲绝。多年以后，他对为战胜法西斯而曾对他欢呼礼拜的公众的无情仍耿耿于怀。其实，他大可不必，因为，和法西斯战斗，人们需要铁腕需要强者；而战胜法西斯后的和平建设，人们需要对人民谦恭有礼的组织者。战后不久的法国的戴高乐也是如此。在战场上得心应手的统帅，在政坛上却不能以命令解决一切，戴高乐仅担任了一个多月的临时政府总理就辞职隐居。
一部外国电影描述了一艘遇难沉没前夕的轮船上的乘客们的追随心理。船长、政治家、警官在危急时刻都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准确的判断力，无法把乘客带向能够脱险的舱位。而一个在正常社会秩序下最为低层的囚犯出现了，他经过斗争使活着的乘客跟随他走到了钢板最薄的尾舱底层。这恰好是覆船的最高处。营救人员从外面用焊枪烧出了一个大洞，在轮船全部沉没前救出了跟随囚犯的乘客。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囚犯成了事实上的领导者，因为他能提供给跟随者以生的希望，因而拥有强大的影响力。而那些原本应该是领导者的船长、警官、政治家们，却因为在危难之中，或表现了懦弱，或表现了无知，或表现了自私，从而不具备影响力，因而使本来跟随他们的乘客有的离开了他们，有的跟随他们走向了死亡。
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中，人的心理状态各不相同，哪怕是在一种非常狭小的社会环境中，譬如说：在熄火后发动不起来，而必须依靠人力推动才能重新发动行驶的公共汽车上，乘客们的心态也是各不相同的。有良好道德修养的人会立即下车去推，不管自己当时有没有座位；缺乏道德修养的人则希望别人去推车，自己好乘机占一个座位；有的人或不好意思不推来个随大流，或厚着脸皮就是不下车……总之，一辆公共汽车成了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定然有诸种不同的表现。
这种情况表明：即使最为高尚、最有能力、最具领导魅力的人，也无法使所有的众人愉快地认同和服从自己。在实际中，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大多数愉快服从的心态，而反抗与冲突的心态也只是少数。只要能使大多数愉快服从，就具备了有效的影响力。
领导者的影响力，取决于被领导者（或被雇佣者）的自我评价、自我意象。如果他认为领导者的形像、性格、能力适合于领导他，他就会为领导者所吸引；如果他认为领导者素质比较勉强，他就会敷衍领导者；如果他认为领导者各方面都很差劲，尤其是满足不了他将来的发展需求，那他就会考虑离开。
人的心理需求也和各人的人生观有关。
人生观不同的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是很难形成什么非权力领导关系的。
在社会生活中，被领导者的心理是十分复杂的。陈云说过：“领导艺术在于了解众人的心理”。古人也有话说：“治政，通下情为急。”这本是个极普通的问题，但是，即使是很注意接近众人、了解被领导者思想情绪的领导者，在领导实践中，也往往会忽视或者误解众人的真实心理。
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心理活动有相对恒定的一些因素。例如：
1.要求领导者品行端正、心胸宽厚
大多数被领导者并不会苛求自己的上司一定要比自己能干、具有多方面的才能，而主要希望领导者为人要正派，有容得下各种性格、脾气的能力，具有爱好部下的胸怀气度。领导只要气度大，在小处（非原则问题上）甘落下风，就一定能赢得部下的尊敬和服从。相反，那种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欲和人争胜斗强的领导者，即使是真的在各种个人技能方面超过了部下，也不会赢得部下的由衷尊敬。
2.要求或者希望领导者公平、公正
诸葛亮曾说：“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这就是说，身为领导，必须处事公正。只要做到以同一标准和原则来评价人，进行利益分配，那么，虽然难免仍有少数被领导者觉得并不公正，但大多数被领导成员则会感到满意或比较满意了。而事实上，在某些单位和部门，有少数领导者总会有意无意地拒绝用同一尺度衡量部下，致使众人中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所受的待遇是不公正的。这就影响了影响力的形成。
3.希望领导者能善解人意，多作沟通
由于长期的社会群体生活中等级差异心理的积淀，被领导者对领导者，尤其是对位差较大的领导者都存在着敬畏心理。因此，明智的领导者为了能够正确地把握下情以正确地进行领导，大都力图减弱这种部下的敬畏心理。遗憾的是，有些素质较差的领导者恰恰要增强部下对自己的敬畏心理。于是，他们不分时间、场合地板着一副道貌岸然甚至霸气十足的脸相，以显示自己的权位、尊严与能力。而结果又恰恰相反，官架子越大，领导水平越低，自我表现越狂妄，众人眼里越渺小，这样，越加丧失非权力性领导力，只能依赖强制性权力来行事。
思维能力开阔、才能出众的部下，是现在或者潜在的高层次人才。他们考虑和重视的往往不是一时一事的得失，而是将来能否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因此，他们可以忍受生活上、待遇上的艰苦与不公，但绝不愿看到自己的聪明才智被白白埋没，事业得不到发展。
领导者不仅要在工作、生活上为部下创造条件，更应该为部下的发展前景着想，而不能故意压抑或排挤这样的人才。其实，发现和举荐一个人才，不但对事业和被举荐者有利，也对当事的领导者有利。人们会对这种领导者的心胸宽阔、眼光深远表示由衷的敬佩，从而会吸引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4.失望情况下的忍让与等待、绝望与反抗心理
被领导者发现领导者才德平庸，不能满足上述的希望时，对领导者的失望和不满情绪便随之产生，但是，失望与不满情绪并不会立即导致矛盾的公开化，或者对领导者的公开对抗。被领导者往往会在失望与不满的情况下，以一种忍让与等待的心理状态继续服从并观察领导者的所作所为。他们仍期望领导者方面能出现转变。
当看到领导者仍然没有转变工作作风和用人态势的迹象时，被领导者便会对领导者由失望演化为绝望。在绝望心理笼罩下的部属面前，领导者的影响力已经荡然无存。即使有领导权力，也会因时常发生的公开与半公开对抗，大大削弱。
当然，一个很好的领导者也可能会面对个别或极少数向他表示失望、绝望、不服从或对抗的部下，但是，当部下中一些才德出众的人具有这种表现，甚至大多数部下都有这种表现时，领导者本身的问题就已经非常严重。这些问题有可能是由于领导者方法不当造成的，也有可能是领导者品质恶劣造成的，或者是由于两者兼而有之造成的。
不管是何种原因造成的，这时大多数被领导者心理状态的表现是：工作消极，牢骚满腹，以致谣言四起，组织涣散，这就是领导的失败。
领导者的心理状态也很复杂，但是，在对被领导者的认识上，也可以找到如下几种大致不变的心理表现：
1.希望部下不要抱成团
以领导者为核心的组织团结，是领导者具有影响力的表现。一个单位或组织中，游离于领导者之外的非正式团体的数量越多，各自的凝聚力越强，这个单位或组织的凝聚力就越弱，这个单位或组织的领导者的影响力就越弱。
任何破坏人们之间感情的做法，都是最令人厌恶的，所以，最明智的做法是，加强与各非正式团体之间的感情联系，消除或缩小与各非正式团体之间的感情鸿沟。靠对大局与长远利益的深远见识，开导各非正式团体的自然领袖，靠公正的利益分配和令人信服的权力，运用如奖惩和用人的正确性，来吸引各非正式团体。
领导者要引导非正式团体的自然领袖，并通过他们去启动部下，按照领导者的正确意图去从事。极个别或极少数的不予合作的非正式团体自然领袖的存在，表面上看是不利于领导者的影响力的，但由于在领导决策过程中，可以经常地听到反面的或多方面的不同意见，反而在长远发展上，可以避免决策的片面与失误，从而保持正常的影响力的恒久性。
2.希望在部下中有个好的“口碑”
许多领导者知道怎样才能有好的“口碑”。他们工作勤恳，作风正派，关心众人，以实际行动赢得了人们的赞美，如周恩来、孔繁森等等。可也有一些领导者虽关心自己在众人中的“口碑”，却很少做对人民有利的事。一旦发现众人中有异议，立即大动干戈，大会威胁，小会追查，谈话挑拨，恨不得把对自己有意见的部下整得臭臭的。这样狭隘的胸襟，这样恶劣的态度，怎可能在众人中有好“口碑”呢？
还有个别的领导者根本不在乎众人在怎么想、怎么做，干脆就不要什么“口碑”，只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从心理学上讲，这种人是缺乏知耻感的性格异常者。这种人作为普通人尚且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构成威胁，作为某一层次的领导者又怎能不使民情怨愤，给国家、集体带来耻辱和灾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