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和同志：
你好！
收到你的信，格外高兴。九月杭州会议上，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事实上早就成了朋友。在我，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四年前，在上海《文汇报》上，你率先对拙作《“狐仙”择偶记》作出了肯定的评价，此后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并因此使我在当地无法生活下去。但我仍要感谢你。因为正是那场争论，使我的作品扩大了读者面，也使我自己增长了见识，世间的事原来这般有趣。
我以《卖驴》起步，至今在文坛上已走了四年多，长篇、中篇、短篇，乃至微型小说，都作了尝试，共发表了六七十万字。按速度不算太慢，然而惭愧，作品多属平庸，自然也就没有在文坛上“走红”。好在我还沉得住气。我一直在走着一条孤独的路，惯了。
说实话，发表作品之前，我并非不想投师。但不可能。我那地方四省交界，太偏僻，环境迫使我只能靠自己。我已经习惯于用自己的眼睛观察斑斓的尘世，用自己的脑袋领悟人生的道理。除了读书，我最喜欢一个人坐在那里纳闷，那实在是一种享受。人做什么会受到限制，而想什么却是自由的。想想好笑，便独自笑了；觉得可恶，便发一通脾气；感到可悲，便红了眼圈，一个人在那里汹涌着感情。我曾担心，这样下去会弄出神经病来。据说，文坛是个热闹的去处，而我却独自在荒野里踯躅，会有个什么结果呢？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钟山》的一位老编辑，他沉思良久，只说了一句话：“文坛的事，知道也好，不知道更好。”这位老编辑当年和赵树理是至交，他本人历经磨难。我知道他的经历，也就掂出了这话的分量。就这一句话，我把他看作恩师。可惜他已不幸去世了。
当然，我并没有打算与世隔绝。事实上，我每年都出去二三趟，看看听听，心中有数。我仍要走自己的路。
我脚下是一块沉重的土地，我无法写轻的作品。我喜欢凝重的东西，比如铁块、石头和黑色的土壤。但我又怕读者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作品中又常有些幽默，尽管有些是流泪的幽默。回顾自己的作品，大致不外写人生、人性、人情、人道、人格。我还会继续写这些东西。但一年多来，我有些不满足了。总感到一种莫名的东西在左右我的情绪。八四年春天考入鲁迅文学院以后，这种莫名的感觉愈发强烈。置身于繁华的京城，到处都有现代文明的诱惑。但我却陷入深深的孤独。不知为什么，反而那么强烈地思念旷野。我相信，这决不是一个乡下人不能享受现代文明，而实在说，我可怜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他们什么都不缺，独少了大自然的恩惠。那么喧嚣，那么拥挤，天空那么混浊，月亮昏昏的，连太阳都不够光艳，人在这里，怎么受得了呢？但人们生活得极其愉快。他们看乡下人的目光几乎都是居高临下的。我愈发觉得悲哀，也就愈发想往大自然。
八五年夏天，趁学院放假期间，我带一个小伙子骑自行车在乡下跑了二千里路。从家乡的苏北出发，经皖北，入豫东，转道鲁西南，对黄河故道进行实地考察。我一直在写黄河故道，我不能不看它，这条养育了中华民族而又屡屡给人民带来灾难的河，究竟是一副什么形态。沿河走去，我的心一天比一天摇撼得厉害。黄河确是一条伟大的河。故道虽已破败，但那空阔、辽远的气势仍叫人惊心动魄。我分明感到这里埋着一部辉煌的史诗。那史诗沉睡在地下，透过厚厚的黄土，发出一种放射波，我感觉到了！历史上，黄河曾决口一千九百多次，每一次决口，都使大片大片的土地变成泽国。而每一次决口之后，紧随而来的又必定是乱兵、土匪、杀戮和饥饿。当然，人并没有因此而灭绝，而是一次次地站起来重建家园。我真是感叹中华民族的再生能力。但随着思维的延伸，我同时又在想，黄河老是决口，是不是因为人过于贪婪，把森林砍伐得太厉害了？人和大自然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包括今天“为人类造福”之类的口号是否有极大的狭隘性？科学和技术究竟会把人类引向何处？如此等等。竟是越想越觉得不妙。也忽然明白，一年多来那种莫名的悲凉感是什么了。
显然，人不能退回蒙昧去，必然会走向更高的文明层次。但如果不清醒，“现代文明”给人类的威胁将远比黄河决口大得多。我宁愿以偏激的观点表现这种担心。《那原始的音符》就是一次探索。今后一段时间，我可能还会写一点这类作品，并恳望听到你的意见。
顺颂
撰安
赵本夫
1985.1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