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喜欢读小说，也幻想过写小说。糟糕的是，我的最富理想的黄金时代，已在十年动乱中过去了。回首一看，已是而立之年，从此，对于写小说，便泄了气。但仍旧爱看。
可是看来看去，感到这些年写农民的作品太少。中国十亿人口，八亿农民，所谓衣食父母，文学作品为什么不去大力表现他们呢？我有点不平。
一怒之下，我便学起写小说来。心想：即便一时搞不出艺术品，搞点宣传也是好的，起码能反映一点农民的呼声。何况，自己的艺术造诣，总会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提高。领导和同志们都很支持。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试着写起来，写了几篇，不成。再干！终于发表了处女作《卖驴》，而且居然引起一些赞扬，一些同志来信，让我谈创作经验。这有点像请幼儿园的孩子介绍是怎样谈恋爱的。想来想去，唯一认为可谈的便是前面说到的四个字：一怒之下。
这算什么体会呢？的确，回想起来，当初那“一怒”，其实可能只是一种血统的偏见，但却蕴含了真实的情感。我是农民的儿子，对农民有特别的感情，我总认为，他们是非常高尚的。农民曾经把儿子和粮食一起交给党和国家，养育了战争、支援了建设，自己要求的却极少；前些年，农民的处境并不比其他人更好，但他们没有骂共产党，对党对社会主义，仍然是一往情深，坚信不移。他们就像一挂极有份量的铁锚，虽然不如甲板上其他东西显得风光，但在风浪中稳固巨轮时，就显出了无可比拟的力量！
也许，我情不自禁地把赞美、自豪和欣赏等美好的感情注入了作品，才使人感到《卖驴》幽默、朴实、自然，孙三老汉可信而又可爱。这里只想说明，作者对自己所要赞美的人物，首先要有真情实感，矫揉造作决然写不出真实可信的人物。
我想，今后如果继续写东西，主要还是写农民。这是我的第一点愿望。
此外，我觉得写小说，特别是写农村小说，除了要重视人物，还要讲点故事性。中国的小说就是从讲故事、说平话开始，如果只搞那些精辟的哲理性对话，虚幻的想象之类，我想，农民不会欢迎。因为他们讲实际，读小说也喜欢有实际的故事情节，这样才适合他们的口味。
也许会有人嘲笑：你太土气，现在提倡向西方学习。我并不是一个关门主义者，但我更爱我们民族的东西，做个“土八路”，便是我的第二个愿望。
1981.8.9于连云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