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日本劳工的医学专家
7月6日，“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念日的前一天。
74岁的凤仪萍先生拿着他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生死簿”，向我讲述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凤仪萍，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主任医师、泌尿科专家，祖籍上海。
60多年前，他曾被侵华日军掳到日本做劳工，那时他只有14岁。当年，被抓到日本去的中国劳工有4万多人，其中有8000多人因冻、饿、劳累和折磨悲惨地死在异国他乡。
而他，是这些幸存者中走出的惟一医学专家，很可能，也是其中学历最高的一个。
凤仪萍手中的这个“生死簿”，是个用薄薄的账册纸订起来的泛黄的小本子，大约10厘米宽15厘米长，整整40页，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他们一起被掳到日本做苦工的300名同胞的名字、籍贯和当时的住址。
“我到了人间地狱”
凤仪萍是上海南汇县人，南汇就位于今天繁华的浦东。
1944年8月，读初一的凤仪萍在暑假里去找一位老师，却无端被日本兵抓到了上海虹口的一个集中营里。几天后，老老少少300多人不由分说被押进一艘运输船里。
“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父母还不知道呢！”凤仪萍焦急而无奈地随着大船在海上颠簸。一个月后，船在日本的门司港靠岸。
时至今日，凤仪萍仍能用娴熟的日语报出他们一路经过的地名，门司、青森、津轻海峡、北海道函馆、栗山、角田煤矿……我很惊奇：“您会说日语？”凤仪萍苦笑一下：“懂一点，不多，除了地名，就是骂人话了。”
到了角田煤矿，他们一行被编为6个小队，开始下井挖煤。每天清早6点钟，大家被一个叫佐藤的日本工头用皮鞭抽醒，然后穿着单薄的衣服、顶着刺骨的寒风去下井。为了御寒，大家把能找到的纸片、草和破布都扎在衣服里。“北海道的冬天真冷啊！零下40多度，大雪有一米多厚，很多人就被活活冻死了！”
他们的工作是：打眼、放炮、烟尘未散就进去装斗车。每天清早7点进洞，晚上11点监督检查，合格后才能爬出矿井，回到工棚。坑道中的空气污秽不堪，充满煤尘。劳工要拼命地挖煤、装车，动作稍慢一点，马上就会招来一顿毒打。
他们每天吃的是萝卜汤和汤中几粒可数清的米，住的工棚叫“共荣寮”，木板搭成，四处漏风。因为不能洗澡，劳工浑身上下长满虱子，日本工头侮辱他们是“支那虫”。
听到工头叫：“41号支那虫！”凤仪萍必须立刻答应并跑上前，慢一点就是一顿毒打。由于饥饿、寒冷、劳累、惊吓和残酷的毒打，几十名同胞先后死去，有4名同胞不堪忍受而上吊自杀。也有人逃跑，但被抓回来不是被活活打死，就是被毒打致残，不给吃喝，最后还是死亡。“什么共荣寮，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啊！”
“共荣寮”的寮长是个原关东军受伤的军曹，叫小田岛，他威胁：“北海道四面是海！你们插翅难逃！”
受难同胞中文化最高的是劳工号8号的山要良和28号的费波，都做过小学的教书先生，很受大家尊重。两人悄悄用小本子记下每一个人的姓名和住址，藏在工棚里。他们叮嘱凤仪萍说：“小凤，你年纪最小，将来有可能活着回去，要让亲人知道我们的下落啊！”
不久，这两位可敬的老师也分别惨死在坑道塌方和毒打中。他们什么都没留下，只有工工整整的字迹，历经60年的沧桑，依然清晰地留在小本子上。
劫后余生
1945年10月，就在大家对未来已经完全绝望的时候，矿上来了两个高个子美国兵，他们是来找寻在北海道做劳工的美国战俘的。美国兵对大伙说：“你们还不知道吗？美国投了原子弹，日本在8月就已经投降了！”
“我们终于得救啦！”
劫后余生。当在地平线上见到中国的国土时，同胞们百感交集，都跪下抱头痛哭。“我们一起被捕的有300人，不到一年时间，被打死、饿死、冻死、病死、逼死的就有101人，超过三分之一！”凤教授哽咽着，眼睛湿润了。
凤仪萍回到朝思暮想的家。母亲由于儿子失踪，已经急得一病不起。他回来不到一个月，慈母就去世了。
1946年2月，凤仪萍进了上海周浦中学。重返课堂，他的手已经不会握笔写字了；眼睛看着书本，却完全不能集中精力，不知道书上写的是什么；他晚上常常在噩梦中被吓醒……“直到10年后，我咳嗽时还能咯出黑色的带有煤粉的痰，我自己都害怕。”这也是凤仪萍后来选择学医的原因之一。
1949年，上海解放，他走进了江苏医学院。他把自己的过去深埋在心里，轻易不敢触碰。没有人能明白为什么这个瘦弱的孩子那么如饥似渴地苦读，“因为我是从地狱中回来的，对我来说，用功读书，哪里算苦啊！”
他一直把那本“生死簿”珍藏在身边。1968年，小本子被造反派收走了，直到1974年，才又归还给他。可惜的是，头两页已经永远丢失了！
虽然已经退休，但作为泌尿外科专家，凤仪萍今天仍然工作在手术台前。有人建议他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他说：“我拿起手术刀切开病人的身体，可以脸不变色心不跳……但是，我不能回忆当劳工的岁月，更无法提笔写，因为，只要一想起往事，想到那101个冤魂，就会勾起难以言传的悲伤和悲愤，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也会号啕大哭……”
凤仪萍的愿望是，能够将这本见证了侵华日军暴行的“生死簿”，捐给合适的博物馆收藏，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永远不要忘记，国家的灾难，民族的灾难，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灾难。
（后记：本文最早报道了凤仪萍的遭遇，刊出后，引起各地媒体广泛关注。2005年，抗战胜利60年前夕，凤仪萍亲手将自己保存了60年的这本中国劳工生死簿，郑重地移交给了家乡上海的淞沪抗战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