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寡言、闭门不出使梁漱溟不再招惹什么非议，平安无事地度过了1954年。1955年，中共中央的注意力又回到了思想文化领域。1955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讲演工作的通知》，遂在文化界引起广泛的批判和笔战，思想“一贯反动”的梁漱溟自然无法幸免。
1955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虽没有点梁漱溟的名字，实际上矛头直指梁漱溟，等于下了批梁运动的动员令。5月11日，冯友兰在《人民日报》率先发表了《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一文，揭开了批梁的序幕。从此批梁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金克木、汤用彤、钟守人、艾思奇等文化界名人也纷纷撰文。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十多份权威报刊齐上，发表批梁文章数十篇，声势之浩大也是少有，梁漱溟成了众矢之的。
批判者们使用严厉、尖锐的措词从文化理论、哲学理论、思想来源、乡治理论等各个方面对梁漱溟进行抨击。其中不乏一些严肃的文章以真正科学的态度与梁漱溟做了学术上的探讨。但更多的则是漫无边际的指责和谩骂。特别是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他在革命时期的言行的批判，简直是粗暴的定罪。《梁漱溟的四十年》一文中写道：“梁漱溟的立场，就是在我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总是站在保守的反革命的一边，而和进步革命的一边作斗争，并且随着阶级斗争的日益深化，梁漱溟的反革命思想和活动，也就是更加明显和顽固。”有的文章还从揭露梁漱溟“家庭出身与反动立场”出发，例数梁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反动表现”，从而得出梁漱溟一贯反动的结论。
平心而论，梁漱溟的思想和立场的确有问题，但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多年，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也作出了不少贡献。因此，给他扣上“一贯反动”的帽子，对他的功绩全盘否定，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是在那个政治斗争激烈的年代，在自上而下的“思想改造”高潮中，“左”的迷雾扰乱了人们的行为，一些人甚至是很有修养的著名人士做出错误的举动，也是在所难免，无须过份指责。
只是这场批判闹剧，对梁漱溟而言，未免太不公平。他只有挨批的权利，却无法申辩，因而索性就不再申辩，甘当静听不语的“反面教员”。他曾在1956年的一次政协学习会上说，“去年一年对我的思想批判，我没有做任何表示，只在一次座谈会上，我曾表示我拥护这一批判运动……有没有抗拒心呢？有的，不过终于克服了它。”
这场批判固然是祸，但沉默却使梁漱溟因祸得福，平安地度过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而几十万知识分子包括曾批判过他的人都带上了“右派”的帽子。这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