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延安之行历时三周，但他不得不带着意犹未尽的遗憾离开延安，因为外界一直认为他在河南开封督促防务。1938年1月25日，他终于又回到了西安，并随即转赴开封，应付差事。2月2日，他到山东曹州与旧日的朋友、同事会唔，但当时的山东大部分已沦陷，先前的朋友大多转移到河南，失去了联系。
2月14日，梁漱溟应李宗仁之邀抵达徐州，在北关农场滞留了一个月，一面继续与流散的朋友联系，一面写成了《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和《乡村工作人员抗敌工作指南》的小册子四处散发。主要是检讨过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失误，并试图进一步阐述抗战和乡村工作的关系，对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作了具体的工作指示。
3月3日，梁漱溟结束了山东的工作回到武汉。在延安之时，毛泽东曾经郑重地嘱托他致力于国共合作、统一抗日工作，他也深以为然，准备尽心尽力。但当时恰好国共两党起草共同纲领的事刚陷于停顿，蒋介石对此事耿耿于怀，失去了热心。梁漱溟觉得时机不对，不便于立即重提旧事，只好另谋机会。
当时，梁漱溟的注意力，仍集中在农村问题上。武汉有一个“战时农村问题研究所”，梁漱溟参与其中，经常召开座谈会讨论前后方农村问题。3月29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全国临时代表大会，梁漱溟借机向大会提出了三个关于农村的建议，但是没有下文。
7月，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第一次大会。梁漱溟作为参政员出席了大会，除了按他素来主张阐述了自己的建议外，主要是提了三个询问案，并特别强调了关于各党派联合、统一抗日的想法。但像过去一样，建议案的结果是没有结果，询问案的答复是无法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