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有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可见要成功办成一件事情,好的“工具”是必不可少的。这里所说的“工具”当然是泛指的。做不同的事需要有不同的工具,就读书学习、调查研究、科学实践等文化科技领域方面的事情来说,要达到预期的目标,要取得较好的成效,同样需要各式各样相关的工具来配合。缺乏良好工具的帮助,轻则举步维艰,事倍功半;重则一筹莫展,徒劳无功。
人们走进学校的图书馆或坊间的大小书店,琳琅满目、厚薄不一的各种工具书总是占据着显著的位置,说明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工具书对于不断摄取所需知识的人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工具书一直被认为是“知识宝库的钥匙”,它为人们生活、工作提供及时而切实的帮助,让人们在节约时间、节省精力中不断补充知识,增长才干,提高学习、工作的效率,也提高生活的素质,堪称“人们的良师益友”。就中国的语言文字来说,它承载着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今天我们要认识、要解读这绵延数千载的中华文化,自然也非借助自古迄今前辈先儒给我们编修下来的工具书不可。当今各级学校的教育,从学童启蒙到大学毕业以至攻读硕士、博士,几乎每一个学习阶段、每一门学习课程,乃至每一个研究项目,都离不开工具书的相伴相助。本文先就工具书的概况及笔者对工具书的理解略作说明,接下来将选取我国工具书发展中几部引人瞩目的古代字书加以论述。
传统的工具书是用语言文字加上必要的插图来表述的。现代科技发达,计算机普及,除了纸质印刷品外,工具书又有了电子版的出现。时下常见的工具书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类,字典词典。这是解释字(词)形音义及其用法的工具书,也是人们接触最多的工具书。从小学生开始,沉甸甸的书包里就少不了字(词)典的影子。字典和词典的区分是汉语的特色。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字和词并非一回事。一个汉字可以是一个词,如大量的单音节词:人、天、我、好、看等;也可以不是一个词,如联绵字“琵琶”中的“琵”和“琶”,就都只是“字”而不成其为“词”。为反映这种字、词的区别,我国现代的语文工具书就有了“字典”和“词典”的区分。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里,没有“字”和“词”的区别,例如英语只有叫做word的“词”的概念,我们的字典和词典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地方就被统称为dictionary了。其实,中国古代也没有当今所指的“词”的概念,只有“字”的概念,因此古代也不存在“字典”和“词典”的区别,一概都称为“字书”。现代意义的字典、词典,常见的有三种:一种是语文字典、词典,一种是百科字典、词典,还有一种就是专名字典、词典。
第二类,类书。我国传统的工具书中,有一类历来深受知识界重视的特别形式的工具书,是为“类书”。“类书”不同于以字、词为对象,解说字(词)形、音、义的字(词)典。而是按照事物的性质来编排,将各类事物在已有文献中出现过的原始资料一一辑录,按大类、小类等不同层次列出,进而形成一个互相区分而又互相联系、层层递进而又层层统摄的分类系统,便于人们在学习、研究某一特定事物时能够详尽而方便地掌握到相关的资料,了解到相关的情况。我国远在三国魏文帝时就编成了第一部字数达800万的“类书”——《皇览》,此后历代都有“类书”的编撰,其中最著名的大型“类书”莫过于明代永乐皇帝命解缙、姚广孝等编纂的《永乐大典》,此书成于1406年,共22937卷,约3亿7千万字。古代学者编纂“类书”,内容多从史实、典故、名物制度、诗赋文章、丽辞藻语等历史、文化方面着手,内容十分广泛。现代人做学问强调资料的重要性,往往先行编集所需资料作为研究用的工具书,名为“资料汇编”,其实这也就是古代“类书”的发展。
第三类,百科全书。汇集各个学科或某一个学科的基本知识,以条目的形式出现的工具书是百科全书。百科全书的条目是对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或知识主题作系统的概述。形式上犹如字典、词典对字目、词条的解释。但百科全书的内容要求跟字典、词典大不相同。百科全书要求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较高的权威性。百科全书可分两类:一类是综合性的百科全书,一类是专业性的百科全书。世界各地的学者,为了把各种知识广为推广,传之久远,莫不致力于编纂各种实用的百科全书。18世纪以来,英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法国的《大拉鲁斯百科全书》等一批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纷纷出版。我国尽管历代所编的各种“类书”多少已含有“百科”的性质,但“类书”毕竟只是辑录已有书籍文献中的知识数据,现代科学的知识很少,所发挥的工具书作用跟百科全书还是不一样的。我国正式组织力量开始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还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1978年开始,集中数以千计各行各业专家学者的智慧,经过逾十载的努力,终于在80年代后期陆续编就出版了八十卷《中国大百科全书》。百科全书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既是为使用者释疑解惑的工具书,也是为广大读者提供系统知识的教科书,因此,百科全书有“没有围墙的大学”的美誉。
字典、词典和百科全书是使用频率较高的工具书。此外,还有年鉴、手册、名录以及一些以索引(Index)、书目、图表等名目出现的各种具有工具书性质的专书。这些专书各有各的作用,是一般的字典、词典不能完全代替的。拿年鉴来说,它系统汇集一年内有关事物或学科的进展情况、重要文献及统计资料,对于了解这一年的相关情况、研究这一年的相关课题来说,作用就十分明显了。
我国古代的字书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人编纂识字课本一类的书籍,那可算是字书的萌芽。最早一部识字课本是周宣王时代(公元前827-782)太史籀编的《史籀篇》,其后秦代李斯奉命编的《仓颉篇》、汉代史游编的《急就篇》等,也都是把常用字编成便于记忆的文字形式,不加任何注解,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早期具有字书性质的书籍。从这类识字课本开始,后来就逐渐形成以文字的形、音、义为对象的三大门类的古代字书。这三大门类一直是中国字书发展的主流,并逐渐形成为中国传统语文学的三大支柱:训诂学(字义)、文字学(字形)和音韵学(字音),为清代中国传统学术的蓬勃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时至今日,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仍然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运动以后,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的急剧变化,科学民主思想的巨大影响,各种新的文化、新的知识、新的科学如雨后春笋般涌进中国,语言文字也在发生变化。人们为了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需要更广泛地摄取各方面的知识,旧有的字书明显适应不了社会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继承古代字书编纂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广泛借鉴国外辞书编纂的经验,中国语文工具书的编纂日渐突破传统字书的模式,从内容到体例都出现了完全崭新的面貌。以字典、词典为代表的现代工具书编纂事业经过近百年的努力,如今工具书的出版在我国出版物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与日俱增的中国工具书跃居世界前列,中国已名副其实地成为工具书出版的大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