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极即汗位，1627年改元天聪，即清太宗。太宗继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速了后金政权的封建化；绥服蒙古，征服朝鲜，扫除了清政权的后顾之忧；西进南下，与明军作战取得重大胜利，为清王朝入主中原进一步夯实了基础。
■礼优汉官，重用汉将
随着后金统治区域的扩大，其治下的汉民越来越多，太宗在辽沈地区推行“编户为民”的政策，即废除汉人的奴隶身份，编为民户，建立汉军八旗，强调“满、蒙、汉人视同一体”。为适应统治汉民的需要，太宗大力礼优汉官、汉将，其中以重用范文程和洪承畴最为突出。
范文程满腹经纶，智虑深远。后金天命三年（1618）曾在抚顺谒见努尔哈赤，深得赏识，被委以重任。太宗登基后，更将范文程安置左右参与军政大计。范文程决策枢密、运筹帷幄，定军纪，立制度，招降将，安民心，鞠躬尽瘁，为清王朝的建制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太宗、顺治、康熙三朝的重臣。
洪承畴原为明朝名将，崇德七年（1642）被清军擒获，解送盛京（今沈阳）。洪承畴初决心以死报国尽忠。整日蓬头赤足，日夜叫骂，太宗派去劝降之汉人，皆被骂走。范文程受命前去劝降，绝口不提劝降之事，只和他谈古论今。洪承畴这才整理衣冠，坐而对答。当时恰巧有梁上积尘落在了洪承畴的衣襟上，他几次用袖轻轻拂去。范文程注意到了这一细节，回去告诉太宗说：“承畴是不会死的，他如此爱惜自己衣服，怎么会不惜自己的生命呢？”太宗听后，遂亲至洪承畴处劝降。时值初春二月，寒气袭人，太宗见洪承畴衣衫单薄，亲解貂裘为他披上，并关切地说：“先生不会受冻吧？”洪承畴感佩而言：“真命世之主也！”叩头请降。太宗当即重重赏赐，并在宫中设宴、演戏以示庆贺。洪承畴降清以后，在清军入关和南下的战争中为大清立下了汗马功劳。
对于一般来降的明朝汉官、汉将，太宗皆以厚礼相待，从而笼络了一大批富有统治经验的汉官和骁勇善战的汉将。如祖大寿、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皆在太宗时期先后降清，成为清军的重要将领。大批汉官、汉将降清，不仅提高了清政权的统治效能和战斗能力，而且迅速促进了后金政权的封建化。
■厘定官制，改革旧制
后金原是奴隶制政权，其中不少不合时宜的旧制度，越来越不适应女真族在辽东农业区域的社会发展。皇太极遂决定吸取汉族封建王朝的统治经验，仿照明朝制度，更定官制，设置各级统治机构，并对后金政权中的旧制度进行了改革。
后金天聪三年（1629）四月，太宗设文馆，把儒臣分两班，叫巴克什（汉语文书之意，后改称“笔帖式”），也称文馆大学士。一班翻译汉文典籍，总结历史经验；一班记注本朝政事。文馆实际上成了太宗的咨询机关和顾问团。天聪十年（1636）三月，又改文馆为内三院：内国史院，负责记录起居，撰写诏令、表章；内秘书院，负责撰写对外往来文书和对下属官吏的指令以及起草祭文；内弘文院，负责注译史籍，给汗及王子讲解经史。各院均设大学士1人、学士2人，三院共9人，由满、蒙、汉人分别担任。
努尔哈赤生前鉴于各旗主贝勒拥有强大权势、激烈争夺汗位，于天命七年（1622）三月宣布，以后实行八位和硕贝勒（八旗旗主）共议国政的制度；新汗由八贝勒商议后“任置”，军国大事由八贝勒议处。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病逝，经大贝勒代善提议，诸贝勒“任置”皇太极为新汗，以汗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为主，辅以诸贝勒，议处军国大事。皇太极的三位兄长均操重权，他们是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第五子莽古尔泰和皇太极的堂兄阿敏，被称为三大贝勒，分掌两红、两白四旗。每朝议事，太宗只能与三大贝勒并坐，行兄弟之礼。这种联合政体的继续存在，必然造成皇权分散，影响后金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针对八位和硕贝勒联合执政的制度，皇太极进行了改革。
首先是削弱八旗旗主对政权的控制力。旧制每旗设总管旗务大臣一员，作为旗主的助手。太宗继位不久，就下令“凡议国政，旗务大臣与诸王贝勒偕坐议之”。把诸王贝勒的部分权力分给了旗务大臣，使其相互牵制。天聪五年（1631）太宗参照明朝的政体，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开始每部由贝勒一人兼管部事。六部与八旗不同，八旗各树一帜，互不统属，太宗不能直接干预旗务，而六部是后金的办事机构，要服从汗的旨意，因此，六部的设立，有利于皇权的加强。崇德元年（1636）又设都察院，以监察各级官吏。崇德三年（1638）七月，太宗下令停止贝勒兼管部事。同年又设理藩院。八旗旗主不得干涉六部及都察院、理藩院事务，把政务同旗务分开，诸贝勒权力进一步被削弱。
其次，降低三大贝勒的政治地位，削弱其势力。在后金政权中，三大贝勒对皇权的威胁最大。天聪三年（1629）二月，太宗以关心三大贝勒劳苦为名，免去他们轮流值月，太宗说：“因循旧制值月，一切机务都得烦劳诸兄经理，多有不便，嗣后，可以让弟侄辈诸贝勒代为值月，如有疏失，问罪于下诸贝勒。”三大贝勒只好答应，离开值月，这意味着他们政治地位的下降。随即太宗开始剪除他们的势力。大贝勒阿敏首当其冲。阿敏以拥立太宗居功自傲，又因野心得不到满足怀有不满情绪。天聪三年十月，太宗亲率大军伐明，攻下永平、滦州、迁安、遵化等城池，命阿敏率军坚守。旋即明军大举反攻，阿敏下令屠城并将城中财物抢掠一空后弃城逃跑。太宗抓住阿敏弃城屠民一事，连带追究旧恶，诸贝勒共议论罪当死，太宗从宽处理，改为幽禁。阿敏被贬之后，太宗便把打击矛头指向莽古尔泰。天聪五年（1631）八月，围攻大凌河城，莽古尔泰同太宗发生争执，甚至手握腰刀。太宗非常恼怒，后以“御前拔刀罪”革去莽古尔泰的大贝勒爵位，降为一般贝勒。事后参政李伯龙提出“莽古尔泰不应与上并坐”。太宗把李伯龙的提议交诸贝勒、大臣讨论。大贝勒代善领会太宗的意图，主动请求说：“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座于侧。”太宗顺水推舟，立即批准代善的请求。次年正月，太宗正式废除“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的旧制，改为“汗南面独坐”。朝仪的座位排列，体现了封建王朝的等级制度，太宗南面独坐，俨然是“惟我独尊”的帝王了。
■易国号，改族称
天聪九年（1635）二月，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之子额哲献上传国玉玺，归顺后金。传国玉玺的获得，使皇太极认为这是“天命归金”，应该顺天应人，登上皇帝宝座，于是在天聪十年（1636）四月十一日，在盛京大政殿举行了称帝仪式，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为什么皇太极要用大清作国号呢？
有人从宗教观念去解释，认为北方许多民族信奉萨满教，而萨满教崇尚青色，故以清（青）命国名；有的人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去解释，认为明为火，清为水，以水克火，清必代明；也有人从语音上去解释，认为金与清一音之转，满语发音并无差别。目前多数学者较为认同的观点是，废金而改大清，主要是因为历史上女真族建立的金国，长期与宋对立，金兵南下时大肆屠杀汉人，与汉民积怨甚深，如仍以金为国名，容易激起汉族人民的民族仇恨；再者，过去金朝只统治半个中国，而太宗目的是要一统天下，为了表示其雄心壮志，所以改金为大清。
太宗不仅废去大金国号，而且还改族称女真为满洲，并禁用“诸申”（女真旧号肃慎的别称）来称呼族名。这又为何呢？
早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就改自己所在建州卫满住部为满洲部。太宗在修《清太祖实录》时，曾矢口否认自己的族称是女真，说“满洲”历来是我们的国名，因为南朝（明朝）不懂我们的语言，而误称为诸申、女真。太宗还否定满洲族与历史上的女真族有源流关系，他在给明将祖大寿的信里说：“尔国君臣惟以宋故事为鉴。其实尔明主（明朝皇帝）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孙，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原来前金政权进入中原之后，“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不知枉杀了多少无辜汉人。此事留驻青史，影响甚大。由此可以推断，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是为了避免激起广大汉民的民族宿怨，从而减少入主中原的阻力。
太宗改国名为大清以后，踌躇满志，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入主中原。早在天聪元年（1627），皇太极就发动“丁卯之役”，凭武力压服了朝鲜，迫其订立“兄弟之盟”，从而击破了明廷对后金政权的包围圈。天聪十年（1636），皇太极又发动“丙子之役”，迫使朝鲜承认与清政权是“君臣关系”，朝鲜由此完全脱离了明朝，并参加清军对明军的作战。蒙古各部也相继归附清政权。这样清政权周围3个敌国只剩下明朝，解除了西进、南下的后顾之忧。崇德五年至七年（1640～1642），清军攻下松山、锦州等城，控制了入关的门户，并收降明将祖大寿、洪承畴；崇德七年至八年（1642～1643），清军攻入关内，横扫晋、冀、鲁等地，八旗兵威震中原；崇德七年十月，五世达赖的代表和蒙古厄鲁特部首领戴青绰尔济亲赴盛京，与清通好。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晚，太宗突患中风暴卒，年仅52岁。其人虽逝，但生前已经铸成了多民族国家的雏形。问鼎中原，统一全国，已呈水到渠成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