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一度开放沿海地区，允许人民出海贸易。自郑成功等抗清力量将台湾及沿海地带作为活动地区以来，清政府为断绝沿海居民同反清力量的联系，颁布《迁海令》，强拆民房、焚船只，驱赶居民迁至远离海边的内陆，禁止出海捕鱼经商，致使沿海一片萧条。顺治中期以后，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数千里海疆被封，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台湾统一后，适应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需要，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正府开放海禁，允许居民回迁原籍从事渔业；允许广东、福建一带居民出海贸易；允许外国人在我国设馆通商，并设广州、宁波、厦门、松江四处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征收关税的机构。一度促进了中外贸易和交往，便民富国，两相得益。
自开海禁之后，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担心“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并认为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复行南洋海禁，严禁与南洋往来贸易，严令沿海炮台拦截前往船只，水师各营巡查。南洋海禁之后，本来一度繁荣的对外贸易又复萎顿。沿海经济日趋萧条，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不少沿海居民生活无着，被迫逃亡海上，或铤而走险，“或为犯乱”。为此一些地方士绅官员和朝廷大臣又奏请开禁。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再开南洋海禁，同时限令出洋贸易之人3年内回国，否则不许回籍。
但是这一开放的政策却渐渐终被“闭关锁国”的政策所取代，原因何在？
从直接原因来看，康熙后期，一些传教士秉承罗马教廷意旨，在传教活动中，干涉中国风俗、文化甚至朝廷事务，受到了当地民众强烈排斥，引起了统治者的不满，由此对传教愈禁愈严。康熙四十三年（1704），教皇克列门十一世决断：“中国教徒祭天、祭祖、祭孔，实属异端，应予禁止。”并派铎罗携教旨到中国。康熙帝传谕：“慎无扰乱中国”，来华西人必须“谨守法度”，劝铎罗返回。而铎罗行抵南京，竟然擅自公布教皇谕令，要求传教士和中国教徒“一体遵照勿违”，不服从者开除出教。康熙帝得知后极为震怒，将铎罗逮捕，押送到澳门。此后，教皇或传教士干涉中国内政的事情时有发生。雍正时期，传教士穆经远曾密谋协助皇九子允反对雍正帝，因而雍正帝下令严禁传教士的活动。乾隆七年（1742），罗马教皇本尼狄克十四世重申敕令，规定中国天主教徒不能举行祭祀祖先的仪式，这引起乾隆帝的日益不满。乾隆后期，清政府下令永远禁教。
清政府由禁止传教，进而限制外商一口通商，实行商业交往上的闭关政策。乾隆二十二年（1757），关闭宁波港，仅限广州一口通商贸易。在乾隆中后期，闭关政策日趋严格。而一些偶发的事件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典型的如洪任辉事件。乾隆二十四年（1759），洪任辉违禁赴宁波贸易，被浙江官员禁止，遂引起诉讼。乾隆帝认为此事涉及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然而经清政府官员会审之后，洪任辉败诉，由他上书所表达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欲扩大通商、希望中国方面整肃海关吏治、规范税收的意图也就落空。此事反而令乾隆帝以为内地有奸民与外商勾结，滋生事端，于是继续追查，将一批与洪任辉有着正常商业关系的中国人也治了罪，甚至处死了替洪任辉写呈词的人。此后乾隆帝多次下谕严格通商规则，进一步严格闭关政策，禁止外商和中国人的正常交往，严禁外商赴宁波贸易，把防止外人滋事、巩固海防放在首位考虑，使中国在急剧变动发展的世界潮流中更加封闭和孤立。
而“闭关锁国”政策的根源，在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制度和文化心理上的优越感。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各地物产丰富，可以互通有无。加上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习惯，如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使统治者完全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生活，不需要和外国通商。而中国一以贯之并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的灿烂文化，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使中国长期处于宗主国的地位，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基本上是藩属关系，形成了“中国中心”的外交观。这使得清政府统治者多把外国看成是“蛮夷之邦”，落后于自己而有求于中国，来中国是为了朝贡、祝寿、献礼，然后求得中国的恩赐。正是这种心理，使清朝统治者闭目塞听，昧于世界大势，盲目自大，从而导致了整个王朝在世界坐标上渐渐失落了自己的位置，最终被欧洲强盗破门而入，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就社会各个层面的危机而言，闭关锁国而造成的与世隔绝，使中国再次失去了一个机遇，一个由于西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传教士东来以及康熙时开放海禁而出现的与欧洲先进国家进行贸易、通商和文化交流的良好机遇。结果外失资国富民之源，内不能吐故纳新，便只有走向衰落腐朽，而这是更为致命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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