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民间娱乐生活极为丰富，娱乐项目多以简约古朴为特色，如抽陀螺、扎风筝等。男人常玩斗蟋蟀、女子则跳绳、荡秋千。一些贵族的宴饮嘉礼在明代也逐渐在平民中普及，如投壶游戏。另外，从官宦文士到平民百姓，都乐于遍历名胜，寄情山水，在大自然中寻找享受。虽然目的各有不同，但是旅游的风气已经逐渐形成。
■游乐才艺的尽情发挥
如果说典雅的园林和精致的家具是属于官绅文士的审美享受，那么平日闲暇时的游乐玩意则是上至皇室下至百姓共同喜爱的生活内容。游艺项目因其雅俗共赏，独具趣味，在人们的生活中倍受青睐。一些平平无奇的小游戏常常能花样翻新，更具风味。
民间游艺大多不尚奢华，以简为宗。尤其是一些古老的游艺项目，基本上并不在制作材料和装饰上花工夫，而主要在外形、工艺和玩法上试图创新。中国传统上延续已久的投壶游戏，原属于上古贵族的宴饮嘉礼，而明代则基本上已为庶民所习。游戏时早已省略了复杂的诗乐唱酬，而是在花样的难度上日益创新。明人谢肇制记载说：“今之投壶名最多，有春睡、听琴、倒插、卷帘、雁衔、芦翻、蝴蝶等项，不下三十余种。”从这些名目中，我们可以看出，明代投壶最讲究技巧，除了讲究准确之外，还着重在投壶姿势和入壶的形态上的工夫。民间流行的投壶技巧如双桂联芳、蛇入燕窝、及第登科、双凤朝阳等，都使用了十分雅致的词汇，这既体现了人们对技巧难度的追求，又表现出对游戏名目文化韵味的讲究。
民间广为流行的游乐项目还有抽陀螺、踢毽子、扎风筝等等，都是些不用耗费多少财力和精力就能轻松制作的器具。在相同的器具上，人们纷纷设计出不同的姿势、规则，以难度分胜负，以技巧论输赢。男子喜爱的塑泥人、不倒翁、斗蟋蟀、养花鸟，女子钟情的绣花鞋、荡秋千、跳绳儿等等，在市民经济繁荣的城乡各处流行。百姓生活中的情趣风韵就在这些平常的游艺和娱乐中透露着一股新鲜活泼的气息。
■勃兴的旅游文化
“旅游”二字在中国历史中源远流长，它作为一种文化，反映了中国人的生活情趣和处世态度。明代是旅游之风大盛的时期，无论为官为民，都乐于遍历名胜，寄情山水，在大自然中获得身心的双重享受。
明初严密的社会控制下，人们的自由空间很少，无人敢奢望旅游。旅游业的大发展是在明朝中后期，这时城乡商品经济日渐发达，社会结构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面貌也都随之一新。局限于狭小生活空间的传统乡土意识被打破，人们纷纷涌向全国各地的旅游胜地。
江南地区由于山水俱佳，又是文人荟萃之地，成为明代旅游文化的中心。仅金陵一地就有钟山、牛首山、清凉寺、鸡鸣寺、雨花台等百余处景点，尤以秦淮河最为热闹。苏州的虎邱、杭州的西湖，也都是风光迤逦的好去处。北方的山水风景虽然较少，但一到时令佳节，白云观、香山等处也都是人山人海，盛况绝不亚于江南。
从官宦文士到平民百姓，好游者比比皆是。官僚士大夫的旅游多以个人为主体，他们有经济和时间上的保障，因此不仅能更自由地支配旅游时间，也更能选择去处，到达一些地远人稀之地。他们的出游基本上有3种：宦游、学游和冶游。宦游是官吏利用赴任、迁官的机会游览途经风光，有较强的政治色彩，路线选择性较小；学游是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士大夫以旅游为手段，考察各地山水风貌或风土民情，最后往往写成地理学著作或者游记。众所周知的《徐霞客游记》，就是明代学者将旅游和学术结合的最佳成果。
相对于官僚士大夫略显孤单冷清的旅游，民间百姓的旅游则明显体现了大众化、通俗化、集体化的特点。每逢佳节如春节、元宵、清明、端午等，众人成群结队，就近选择风景美妙之处尽情游览，体会平日劳苦之外难得的闲暇之乐。百姓旅游还有一个很好的时机，就是配合日常的宗教活动，如烧香、拜佛、还愿等。人们不辞辛劳前往泰山、武当山、普陀山等进行宗教活动。尤其是普陀山处于近海，须乘船方可到达，但善男信女依然络绎不绝。
明代人的旅游体现了个体意识的觉醒，人们能根据自身的喜好选择生活方式，旅游普及到最普通的百姓。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文化在人们生活的各个侧面得到表现，丰富的通俗文学，开放的旅游文化，共同构成了明中后期多姿多彩的市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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